唐兴斌父亲和烟还有铁锹

作者简介

唐兴斌，网名：烽火独狼，男，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年入伍，年奔赴云南老山前线参加防御作战。作为红军师49名突击队员之一，在年著名的“10.19”战斗中，所在防化连喷火突击班荣立集体一等战功，个人荣立二等战功，当下供职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工作之余喜欢用文字与心灵对话，40多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铁路文艺》等各类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长篇小说《最后一位肃王》由中国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荣登年全国百家文艺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

父亲和烟还有铁锹

作者

唐兴斌

谨以此文献给普天之下的父亲母亲。

——题记

1父亲不胖不瘦，足足一米七五的身高，棱角分明的脸上镶嵌着一对大眼睛，穿上军装，绝对威武帅气；穿上西服，绝对像大学教授。倘若不是公元五十年代在一个叫东大山的铁矿得了矽肺病，好赖混个厂长或者副厂长，穿着中山装，往人前那么一站，也算是玉树临风的一道靓丽风景。公元五十年代劳动保护工作还不是很到位，在矿山、在煤矿工作，得矽肺病的人儿越来越多，后来演变成了一种职业病。父亲常常一边咳嗽一边工作，后来发展到只要上岗，呼吸好像拉风箱，喘气都非常困难，长此以往那还了得。父亲一边咳嗽一边去找厂长。厂长是个直性子，父亲又是火爆脾气，两人没说三句话，父亲拿起厂长的罐头瓶玻璃杯摔在地上，大吼一声：你他妈的什么玩意儿，老子不干了。老子不干了只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父亲回到老家的农村不久，后来厂长心里觉得对不起父亲，只好多次和当地乡政府沟通协调，乡政府倒也通情达理，安排父亲到乡政府当了一名不带编的临时农林技术员。从我记事儿起，家里啥都缺，就是不缺温度计。除了土地、树林的角角落落插着温度计，我家还有成箱的温度计堆满墙角。每天早、中、晚，父亲拿着小本本和笔总要深入田间地头和树林里，对着温度计记录土壤温度的变化,然后把小本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汇总到一张纸上，有时候步行，有时候骑着生产队里的那匹老马送到乡上，不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父亲虽然是个临时工，对工作却从不将就，也算一个敬业爱岗之人。在当临时农林技术员那几年，不知道父亲用了什么土办法，把矽肺病也彻底治好了。后来上小学了，我经常把家里的温度计偷出来分发给小伙伴们玩。有一次不幸被父亲发现了，照着我的屁股踹了一脚，在我跌倒的那一刻，手里的温度计噼里啪啦断成数截散落一地。父亲眼疾手快，像拎小鸡仔一般把我拎到一边，然后恶狠狠骂道：狗大的岁数活够了吗？这里面有水银，粘上会死人的。骂完了拿起一把铁锹在地上挖一个坑，把散落在地上的那些温度计深深埋在里面。并且严厉警告我：今后再发现玩这个东西，老子一定敲断你的狗腿。好吧，老子敲断我的狗腿不要紧，起码还能活下来，如果粘上水银死翘翘的话，狗屁都不是啦。从此，望着角落里那些发着勾人色泽的温度计，我再也不敢去触碰它们了。父亲的工作不是正式的，除了承担农林技术员的工作，还要种地。我是家里的老大要上学，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岁数尚小，根本帮不了家里什么忙，父亲大多数时间耗在乡上，里里外外加上农活全靠母亲一个人打理。农忙的时候，母亲一边抱怨，一边打理着里里外外。后来，眼看转正无望，父亲索性辞掉了乡上的临时农林技术员工作，回到家和母亲埋头种地。辞去乡上工作的第一件事，父亲从生产队要来一辆骡车，把堆在墙角的数十箱温度计装到车上，完好无损送到乡里，并且掏出三块钱交给乡长，搞得乡长不明就里，一头雾水。父亲解释道：儿子淘气，玩坏了不少温度计，三块钱算是赔偿。乡长打着哈哈，把三块钱硬硬塞到父亲手里说道：三块钱可以买好多温度计了，即便你儿子吃也吃不了这么多温度计，还是拿回去买烟抽吧。后来，乡上领导和那个厂长一样，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以父亲当过工人，又当过乡上的临时农林技术员为由，让父亲当了队长。每天早上天蒙蒙亮，父亲披着衣服，对着扩音器大呼小叫，架在歪脖子杨树上的大喇叭里便传出这样的声音：别在窝里抱鸡娃啦，男女老少统统给老子爬起来，今天早上往上头沟那块地运羊粪，运不完除了扣工分，一个个别想吃早饭。广播三遍之后，父亲赶紧穿好衣服，顾不上刷牙洗脸，叼上烟，扛着铁锹去监督村民们运羊粪。一旦发现有迟到的村民，父亲总会扯开嗓子破口大骂。村民们知道父亲脾气不好，从来不敢顶嘴，只是在心里嘀咕一句：这个狗日的队长。有一次，因为母亲给我上学做饭迟到了，父亲竟然一铁锹把母亲抡翻在地上，这一慕恰巧被在村小学当老师的叔叔路过看见了，叔叔先是指着父亲责骂，之后和父亲扭在一起打架。看热闹不嫌事大。村民们偏偏不劝架，一边有一下无一下干着农活，一边兴高采烈地瞧着热闹。两人对决的结果是，父亲把叔叔揍得满脸开花，叔叔爬起身，甩着满手的鼻血骂了一句：真是没人性的东西。看到父亲舞着铁锹冲了过来，叔叔赶紧溜之大吉。从那以后，村民们真切感受到，这个狗日的队长对家里人尚且如此下狠手，干活再也不能偷懒和消极怠工了。上初中的时候，我终于发现父亲的文化程度其实并不高。那时候乡里、村里的领导到生产队检查农活，到了饭点一般吃派饭，家家户户轮流提供大小领导们吃工作餐，除了家常便饭，充其量在人少的时候饭桌上会多出一只鸡来，人多的时候饭桌上会多出一只羊来。吃派饭的时候，酒是不能少的，有时候是散装酒，有时候是瓶装酒，但是父亲很少喝酒。晚上，父亲在一个蓝皮的账本上总要这样记载：某月某日，某领导在某家吃饭一顿。父亲经常把一顿写成一吨。我经常纠正父亲，这么几个领导根本吃不掉一吨饭，父亲睁圆了双眼，总要大声呵斥我：大人的事情少操心，滚一边写作业去。呵斥完了，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一些熟肉递给我，有时候是一只鸡腿，有时候是一些羊腿肉，一律用报纸包着。父亲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打得一手好算盘，是村子里位数不多能够打九九归一的算盘高手。那个从我爷爷手里传下来的算盘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气，据说是用名贵木料做成的，一粒粒算盘珠儿磨得乌黑油亮，散发着人间的烟火气息。父亲用算盘的时候，我的耳边总能传来节奏感很强的那种噼啪声。父亲教我打九九归一的时候，总要一手拿着炉钩子，一手教我基本方法，我却老出错。老出错的原因是，把乘法口诀三七二十一经常错念成三七二十四，父亲便用炉钩子敲我的手背，手背敲肿了，九九归一还是没有学会，最终只得放弃。从那以后，我幼小的心灵里对算盘充满了仇恨。后来看到父亲用计算器算账了，我对算盘终于下了狠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上午，趁着父亲睡懒觉，我把那个算盘偷出来，让算盘珠儿着地，踩在上面当滑轮玩，不想哗啦一声响，算盘彻底散架了，那些乌黑油亮的珠儿滚落一地，我捡起支离破碎的算盘，急忙跑到厨房，全部扔到火里烧掉。后来，父亲问起此事，我支支吾吾回答：借给了老师。然后就没有了然后。生产队年底分红的时候，父亲和记工员白天干活，晚上凑在一起算账，一般要算两遍。父亲念数字，记工员打算盘，完了之后，记工员念数字，父亲打算盘，确保两人算出的数字一致。有时候，记工员揉着发涩的眼睛对父亲说：点灯熬油这么辛苦，弄些钱买些烟酒犒劳一下呗。父亲听了不由分说，接着会发出咚的一声，那是父亲用拳头砸在桌子上的声音。记工员望着父亲争辩道：事实就是这样呀。父亲大声训斥道：事实个锤子，糟蹋集体财产不怕天打五雷轰么？赶紧滚回家钻被窝去。记工员心里骂一句：这个狗日的队长。骂完了起身摔上门走掉了。2我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只知道父亲抽双羊、友谊、漯河、凤壶、东风、群英、春耕、三门峡，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买一盒兰州、大前门、墨菊或者宏图。有时候，父亲耳根上会夹上一支烟回家，我不用问，那支烟一定是堂叔给的牡丹。因为堂叔是铁路工人，那时候工资很高。父亲买烟舍不得买整条的，总是一盒一盒买。有时候自己到房后堂哥的小卖部买，有时候让我在学校旁边的村商店买。有一次，父亲给我两块钱，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买两斤盐一盒双羊，剩下五分钱让我给自己买一块带香味儿的橡皮，权当奖赏。下午放学后，当我迈着狗都撵不上的步子进了商店，翻遍了所有的口袋，钱却不见了。在那个留着山羊胡子老爷爷售货员惊愕的目光中，垂头丧气回到家，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晚上，一家人吃着没有放盐的面条，在父亲的质问下，我只好说出实情，父亲并没有责怪我。当我写完作业，刚刚脱掉衣服，准备上炕睡觉的时候，父亲薅着我的胳膊，在我接近额头的位置扇了一巴掌，接着用炉钩子狠狠抽打我的屁股，怪我粗心大意丢了钱。在母亲哭天喊地的怒吼中，父亲终于停下了手。原来，父亲遵循了吃饭时不能训斥、更不能揍孩子的古训，但是饭后完全可以呀。早上上学的时候，额头隐隐作痛，我戴上那顶黄颜色的假军帽出门了。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我摘下假军帽，一边摸着依旧作痛的额头，一边甩着帽子。这时候，隐隐觉得帽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晃荡。原来，那两块钱被我藏在了帽子里。这顶假军帽是叔叔送给我的，我戴它的时候，帽子里面有一处已经开线了，天知道怎么把钱放在了那里。放学回家，当我把两斤盐还有一盒双羊递到父亲手里的时候，父亲接过东西，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没有说话。晚上吃面条的时候，父亲把碗里的面条给我捞得冒尖，那天晚上睡觉，一夜撑得我嘴里直吐酸水。从那以后，我成为父亲铁杆买烟人。因为，房后堂哥小卖部里的所有香烟，都比村商店里的香烟贵一毛钱。父亲抽烟的时候，往往拆开包装抽出一支，其余的一般藏在墙上的相框背后。我家房子的正面墙上有一幅福禄寿的中堂，中堂两边镶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对联，对联左右呈四十五度角，悬挂着两个五十公分大小的正方形相框，相框里有我爷爷奶奶、外爷外奶的照片，也有父亲母亲、舅舅舅母的照片，还有我们全家和亲戚的照片，相框后面便成了父亲藏烟的地方。我始终搞不明白，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抽烟，摆在桌子上岂不更加方便？后来我才明白，每当家里来人的时候，如果来人没有带烟，父亲才会从相框背后拿出烟来招待客人，如果来人带着烟，父亲就抽客人的。当然，乡里、村里来了大小领导例外。没钱买烟的时候，父亲也抽那种莫合烟。莫合烟是维吾尔族先民的发明创造，论斤卖也论两卖，一般用报纸卷起来抽，有时候没有报纸，父亲也会撕掉我的旧课本卷烟抽，每到这个时候，父亲总会说：旧课本纸太硬，没有报纸的韧劲，抽起来口感不好。看到父亲抽着喇叭筒似的莫合烟咳嗽得很厉害，母亲总要拿出几个鸡蛋卖掉，让我给父亲继续买双羊之类的香烟，用来满足父亲的嗜好。公元八十年代，我应征入伍不久，奔赴云南老山前线参加防御作战，父亲在叔叔的陪伴下，买了火车票却没有座位，硬是站了一天一夜到了部队驻地。据叔叔讲，下火车的时候，父亲摔倒在站台上。父亲到连队看我的时候，除了带来许多我爱吃的东西，还带了两条海洋，这是当时全省最为牛逼的香烟。我不抽烟，父亲却对我说：听村里当过赤脚医生的人讲，抽烟能防止云南的毒蛇和蚊子。听了父亲的话，我生平第一次拥抱了父亲。弟弟告诉我，在云南老山前线那六百多个日日夜夜里，父亲辞掉了队长，和母亲每天守在那台黑白电视机前，捕捉着前线的每一条信息。更多的时候，父亲站在后院一处高坡上，一个人抽着烟，眺望着云南的方向。九死一生回到家乡，我用平时积攒下的作战补助和津贴费，给父亲买了十几条云南烟，有红塔山、阿诗玛、大重九、田七、三七、云烟、五朵金花等等，一水儿的云南产，可都是好烟呐。父亲把我带来的烟桌上摆上一盒，兜里再装上一盒，见人乐呵呵先发烟，人前人后嘚瑟，不再把烟藏在相框背后，略显苍老的脸上成天露出喜悦的笑容。3农村包产到户不久，父亲计划不当队长，一心一意和母亲种好自家的责任田，乡上领导却死活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是，父亲能镇得住那些刺毛的村民。比方那些交公粮不积极的，公益出工找借口或者用老弱病残来凑数的。父亲不能不听领导的话，只好一边发着牢骚，一边继续当队长。我家原先住的房子实在太老了，老得比我爷爷和父亲的岁数加起来还要老。有一天下暴雨，房顶四处漏雨，猪圈也被泡塌了，一只老母猪带着一群猪崽迎着暴风雨四散奔逃，全家人冒雨把猪收拢到一间闲屋之后，父亲动了要新修一个住处的念头。那时候，我们兄妹四个已经全部上学，家里没有多少劳力，父亲选准了一处空地，白天到农田干活或者到乡上开会，晚上披星戴月，舞动着铁锹，拉着平板车，用三十多天时间，硬是把一处乱石滩平整成一处宅基地。北方的农村建房子，除了打地基，还需要打土坯作为垒墙的建筑材料。土坯的数量取决于房间的多少还有院子的大小，条件差一点的人家，只有一个院子，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一般有两个院子，分别称之为前院和后院，前院住人，后院住牲口和堆放柴草杂物。如此浩繁的工程，土坯的需求量少则上万块，多则数万块，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打土坯时，需要模具，一般是木头做的，也有钢板做的，在模具底部撒上一层河沙，防止与地面粘连，然后将泥巴使劲摔入模具，泥巴表面用水抹光滑和模具一般高后，抽掉模具，长三十公分、宽十五公分左右的一块土坯便大功告成。接下来的统统交给时间，待土坯进入半干状态，然后整整齐齐码成两米左右的高度，在上面盖上一层麦草，防止雨淋，宛如列队迎接首长检阅的士兵方阵。父亲和母亲带上铁锹，拉着平板车，拉来土，运来水，先和泥，再打土坯，有时候我想力所能及，上前帮忙的时候，父亲最要来一句：滚回家写作业去。迎酷暑，战高温，风里来，雨里去，靠着一把铁锹，一辆平板车还有一副模具，父亲和母亲用勤劳的双手，从打制第一块土坯开始，日积月累，整整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码起来的土坯足够建造两个院子。搬进新修建的房子，嗅着泥土的清香，闻着木料的芳香，我们兄妹四个打心眼里感激伟大的父亲，感恩慈祥的母亲，给了我们一个遮风挡雨而又温暖的家。五十四岁那年，父亲自感不适，烟不抽了，那把磨得锃亮的铁锹静静地立在墙角。医院检查，方知得了不治之症，我强忍痛苦，极力隐瞒，直到父亲离开人世的那一天，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得了什么病。在那段煎熬的日子里，父亲靠打针输液维持生命。我在铁路上班，弟弟在上大学，大妹妹去了新疆，家里只有母亲和一个小妹妹。父亲动不了，聪明极致的小妹妹学会了打针和输液体，一直照顾着苟延残喘的父亲。那一年十月，我在办公室接到了截河坝火车站站长的电话，说父亲病危，要我抓紧回家一趟。那时候没有手机，铁路电话是我妹妹央求火车站站长打来的。我头皮发紧，赶紧坐上火车赶到家里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满了前来送父亲最后一程的村民们。进了屋子，母亲在父亲耳旁轻轻说了一句：你的大儿子回来了。多日不能起身的父亲竟然翻身坐起，拉着我的手，眼里涌出一丝泪花。抚摸着父亲瘦骨嶙峋的肩膀，我让父亲重新躺下。父亲挣扎着拉起母亲的手，放到我的手心，紧紧攥着不放，之后一声长叹，撒手人寰。当母亲和我发出撕心裂肺的那一刻，院子里的村民哭声一片。

写于年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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