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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邯郸
????年10月以后,随着中苏在珍宝岛交火,北京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紧接着发布了林彪的一号动员令,人心惶惶,好像中苏之间的大战,触即发。各高校接到通知,要求撤离北京,自己选择地方。我所在的北京矿业学院,最初想在四川的华蓥山建校,并过去了一部分职工,虽然是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无奈,那里大山纵横,找不到一块平地,交通极为不便。加上北方人到那里水土不服,很多人得病。只得另选新址,最后选中了江苏的徐州。从此北京矿业学院,就落户在了徐州。就是现在的中国矿业大学。文革过后,很多迁出的院校又回到北京,而我们学校,却彻底在徐州扎下了根。一时间,学校,各系的教职员工,都忙着搬家,一个大学搬迁可不那么容易,那么多图书馆,实验室,教学仪器,实习工厂以及他们的家眷,工作量非常大,造成的损失也非常严重,可谁也顾不得这些了。当时学校只剩下64,65年入学的两届学生,各系也就结合自己的专业,寻找疏散的落脚点。我们班,最终选定了邯郸洗煤厂和它南面三十里的马头洗煤厂,一边一半。当时学校一片混乱,象逃难似的。学生们都忙于整理自己的行李和家当,往日整洁干净的宿舍楼道里,到处是丢弃的废纸和垃圾,无人打扫,大家只好在废纸堆中趟着走。个别在邯郸
????年10月以后,随着中苏在珍宝岛交火,北京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紧接着发布了林彪的一号动员令,人心惶惶,好像中苏之间的大战,触即发。各高校接到通知,要求撤离北京,自己选择地方。我所在的北京矿业学院,最初想在四川的华蓥山建校,并过去了一部分职工,虽然是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无奈,那里大山纵横,找不到一块平地,交通极为不便。加上北方人到那里水土不服,很多人得病。只得另选新址,最后选中了江苏的徐州。从此北京矿业学院,就落户在了徐州。就是现在的中国矿业大学。文革过后,很多迁出的院校又回到北京,而我们学校,却彻底在徐州扎下了根。一时间,学校,各系的教职员工,都忙着搬家,一个大学搬迁可不那么容易,那么多图书馆,实验室,教学仪器,实习工厂以及他们的家眷,工作量非常大,造成的损失也非常严重,可谁也顾不得这些了。当时学校只剩下64,65年入学的两届学生,各系也就结合自己的专业,寻找疏散的落脚点。我们班,最终选定了邯郸洗煤厂和它南面三十里的马头洗煤厂,一边一半。当时学校一片混乱,象逃难似的。学生们都忙于整理自己的行李和家当,往日整洁干净的宿舍楼道里,到处是丢弃的废纸和垃圾,无人打扫,大家只好在废纸堆中趟着走。个别人甚至拆掉床铺的木板,做成木箱,结果被查到,并放在了大食堂里展示,这才刹住了这。
歪风。
?????69年11月中旬,我们乘坐南下的专列,匆匆离开了生活了五年多的北京,没想到,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和同班的同学共十五人分到了邯郸洗煤厂。跟我们在一起的没有学校的老师,只有军代表。
????我们到厂后,很快地分到了各个车间班组,很分散,各岗位都有,几乎没有两以上个同学在同一个班组,而且规定,一般在一个岗位呆上一个月,再进行轮换。住宿就分配到单身职工的宿舍中,跟工人一样,也是两个长条凳子,加一块床板。我住的宿舍,已经有五个工人了,我进去后,只能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又支起床铺。吃饭就到宿舍区的食堂,也跟工人一样,排队买饭。这回真正的做到了"三同",跟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社会上还有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必须接受再教育的提法。但这么正规彻底的“三同”,我一生中还第一次遇到。
????我分到的第一个班组是卸车班,顾名思义,就是卸火车上的煤。这是全厂生产的第一道工序,可以说是全厂最辛苦,最累的一个工作岗位。真是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有些担心,怕体力跟不上。班组的休息室就在煤厂旁边的一排平房里,屋内,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草,大约有十公分厚,这就是休息时的床铺,边缘用一排砖围挡着。躺着时的枕头也是二,三块砖头。我心里想:这哪儿是工人的休息室呀,跟监狱的牢房差不多。可这里的工人师傅早已习惯了。班长姓张,瘦高个,红脸膛,平时言语不多,党员,责任心很强,全班二十多人都很服他。一般三四个人一组包卸一节货车,他把我按排到体力比较壮的一组。还叮嘱他们照顾好我,不要伤着。我们的工具有三件:一是直径有4公分左右,长约70一80公分的铁棍,足有二三十斤重,二是大铁锹,我头一次見到这么大的铁锹,锹面足有四五十公分长,工人们说,铲满了一锹煤,得有三四十斤。三是竹扫帚。我和工人师傅一样,也配备了这三件工具。
?????火车的铁轨下面是地下煤仓,中间有非常牢固厚重的钢结构框架,舖着钢蓖子。煤列一到,大家扛着三件工具,来到各自分好的煤车旁。这是运煤的专用车皮,都是底开门。我看他们先用铁棍打开货车底门的挂钩,一车厢煤有六七十吨重,勾着底门的挂钩吃重很大,要想打开它,也必须费点力气。工人们挥舞着铁棍砰呯几下,就把门打开了,紧接着哗啦一声,煤就卸下来,流入地仓。看他们那么轻松,就像玩儿一根木棍似的,我也试试,开始真不行,铁棍抡不起来,也打不上劲。周围一片砰砰声哗哗声,但煤尘并不大,因为矿上开采出来,水分就不小。在螺旋卸煤机转完之后,大家争先恐后爬进了车厢,挥舞着大铁锨,往下铲煤,我也跟着他们,用力使劲铲煤,那罕见的大铁锨,别说铲上煤,就是空着挥动起来也不容易,我哪干过这么累的活呀,很快就出了一身汗。紧接着,工人们又用大扫帚,把车厢的四壁和底部清扫干净。然后跳下车厢,用铁棍非常利索穿在底门下面的园环,用肩扛起底门,另一个人则挥起铁棍,猛击掛勾,把底门掛好。工作紧张有序,一环扣一环,听不到人说话,都闷头干活。卸得都很快,好像各个车厢比塞似的,谁也不甘落后。看他们干活好像不费力似的,長时间的磨练,这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了。一列运煤车有几十节车皮,第一轮车皮卸完后,班长吹响哨子,大家躲开车厢。卷扬机绞车把空车皮拉走,又把重车厢拉到卸煤槽上。人们又马上开始卸第二车煤。
?????尽管煤尘不是很大,但每个人脸上,全身上下还是黑黑的一层,象是从非洲来的,只不过脸上多了几道浅色的汗水流痕。既使是这样,也没有人戴口罩,又不是没发给,他们说,戴口罩干活太憋闷,看到他们鼻孔,耳朵里面的煤灰,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天长日久,怎么会不得矽肺病呢。我也试了试,戴上口罩,确实很憋闷,使不上劲。我问他们:这么下去,得了矽肺怎么办?他们大多表示无奈:"干的就是这活,没办法,到时候再说吧"。虽然明知道对身体不好,可他们依然很乐观,闲着时说说笑笑,干起活来,依然毫不顾忌,都使出了浑身的力气,谁也不服谁,因为同样一车煤,你总比别人卸的慢,必然成为嘲笑的对象。中国工人阶级太伟大了,他们在这么艰苦恶劣环境下的工作,不躲避,不挑剃,真是拿自己的生命在拼搏,说小了是养家糊口,说大了是为国家建设作贡献。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令人敬佩。后来我也和工人一样,什么也不戴,也不围。但下班后,虽然已经洗漱,鼻涕和痰很长时间都是黑色的。当时国内的生产环境,这种情况普遍存在。
????最初的几天确实很难熬,从小到大,我没经历过这么艰苦的劳动。下班后回到宿舍,腰酸腿疼,躺着不想动。可没有办法,没有人能救你,没有人能替代你,自己只有咬牙,只有挺住,人没有受不了的罪,别人能熬过去,我也一定能熬过去。这就是改造世界观,接受再教育的重要一课。有着这样的信念,我尽可能的跟上工人师傅们的节拍,逐步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说到这儿,我还要感谢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一个好身体。在那场轰轰烈烈、翻天地覆的运动中,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哪一派红卫兵都不让我参加,我被边缘化,成了彻头彻尾的逍遥派。每日打球、游泳,锻炼身体,加上学校食堂伙食很好,我的身体素质,体力和耐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即便后来,我加入了一派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也当不了骨干,每天大部分时间还是运动,和同学们一起打兰球,到校内的小湖游泳,有时和几个同学徒步到颐和园,圆明园旧址游玩,还有几次一同骑车到市里,到军博,甚致到十三陵。那时候,走一天路,骑一天车,一点都不覚得累。虽然说不上因祸得福,但我的体质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倘若我那时也象运动中活跃分子一样,每日没白没夜地写大字报,搞专案,搞批斗,搞两派之间没完没了的指责、掐架,甚至武斗,整天挖空心思,头蒙脑胀,我的身体状况绝对到不了今天这样,更难以接受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
更难以接受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逐步适应了卸车班的工作,也能挥舞铁棍,大铁锨了,虽然不能象工人师傅那样顺手自如,但也勉强可以顶班上岗了。我希望尽快融入到工人中间去,尽量减少他们对我的照顾。由于运煤列车到厂时间不固定,卸车班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规律,有时候一个班赶上一列、二列,还有时一列车也碰不上。那就在休息室待命等候,什么时候煤列到,什么时候上去。白天到还好干活,碰到夜班时就会增加很多困难,如果再赶上天冷煤冻结了,那可就受了大罪了。那年的冬天非常寒冷,一次夜班,接到的一列煤中很多车厢煤都冻成了一坨子,与车厢内壁粘在一块,打开车厢底门后,也没流出去多少煤,螺旋卸煤机也不敢硬开。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用最原始的手段,用铁锤把煤砸开,几个人轮流上阵。我也同工人一样,使劲地挥舞着大锤,不一会儿,就浑身大汗,我脱掉棉坎肩,上身只剩下工作服和一件内衣,仍在冬夜的寒风中,不断冒汗。粘在车梆上的煤,用铁锨铲不下来,也只有用大锤砸车梆一点一点往下震。然后用铁锨,一锨一锨地往下铲。遇到这种活,要比平时多出好几倍的力气,可工人们谁也没有怨言,都迎头干在前后,没有人退缩,都抢着最重的活干,这让我十分感动。这一夜下来,我精疲力尽,浑身散了架,当我用力脱掉脚上的橡胶高靴时,看到裹在腿上的绒裤和工作服已经全部湿透,在冬夜的寒风中,冒着阵阵白气。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艰难地走回到休息室,一头扎倒在地上的草铺上,昏昏睡去。
?????慢慢的,我对班里的工人师傅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大多来自周边各县的农村,勤劳朴实。他们干的活虽然很苦,很累,但我从来没听到过一个人抱怨自己的工作。有一位师傅,相貌堂堂,气质不凡,原来他是邯郸市某个剧团的演员,听说是因为作风问题到这里接受再教育。还有一位,瘦瘦的,白浄脸,总呆在角落里,很少与别人搭话,和我的目光对视时,也仅仅微微一笑。有人告诉我,他是对立面的头头,在这里接受监督改造。看来卸车班还是很重要的教育基地。在这个工人圈里,我也逐渐适应他们的习惯和作风,一上班,谁要是带盒好烟,立刻会遭到大家的哄抢,谁要是带点好吃的,总有人盯住,伺机偷吃,还有的大大方方拿出一包烟叶:尝尝,这是我昨天新买的。於是,一堆脑袋扎过来,把烟叶细心地放在白纸条上,卷起来就抽,几支小喇叭同时冒出了缕缕青烟。我刚到班里时,他们都比较谨慎,小心,不敢放肆的讲这讲那,张班长也拿眼睛瞪他们,生怕他们嘴上不把边,说话太出圈,过了几天,终于有人憋不住了,打开了话匣子,虽然他们文化程度不高,说话有些粗俗。但讲的那些,顶多也就够上现在的黄段子,我非常理解他们,工人们讲究的是实际,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休息时,讲些故事,开个玩笑,逗大家哈哈一乐,开开心,放松一下,调节一下精神。但他们工作起来,却是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都是响当当的硬汉子。没有人再开玩笑,更没有人懈怠,都十分认真地卖力气干活。这就是工人,紧张严肃的工作,活泼轻松的生活。
????几十年过去,这段时间留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些备尝艰辛的工作场面,那寒冬夜晚浑身大汗冒出的白色蒸汽,至今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我不但在体能和毅力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溶入到工人中间,打成一片,了解他们,学习他们,让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更加切合实际。现在回想起来,我工作后走过的路和取得的一些成绩,与这次启蒙式的艰苦锻炼是分不开的。
????后来,到下一步的浮选工段也是这样。只是来回不断的巡视设备运转情况,没有什么操作的机会,感觉也是枯燥乏味。赿闲的没事干,越觉得时间过的慢,白天还好说,最难熬的是上夜班。有点活干,活动活动还好,这么干呆着,真难受。尤其到了凌晨三四点,哈欠一个接一个,工人师傅当中也有偷偷睡觉的,只要被抓住,就一顿臭批。我没有好办法,只有来回的走动。有时爬到厂房的楼顶,让夜里的凉风吹吹,就清醒一些。北面和西面不远处,邯钢的高炉和焦炉不时发出阵阵火光,映红了清冷的夜空。
????当时还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车间的班前会班后会是必不可少的。班前会,一般在接班前半小时由车间主任讲生产。班后会,主要是政治学习,必不可少,由车间书记主持,讲形势,念报纸,大概也得半个小时。这些会我们都要积极参加,不能落后。全车间一百多人,交班后,赶紧去洗澡换衣服,有人快有人慢,等到会议室凑齐这一百多号人,也快过了二十多分钟了。上了一天班,大部分人都很疲倦。尽管书记嗓门很高,可大家还是提不起精神来。有人低着头,不知在干什么,有人眯缝着眼睛,似睡非睡,也有人狠命地吸着烟,女同志则利用这个机会不停地摆弄着手中的毛活。也有一些人听得很认真,老实规矩的坐着,什么也不干,原来这些人多少都有点问题,有的出身高,有的是派性斗争的失败者,还有的因其他问题正接受改造。最着急的还是那些孩子放在托儿所的女工们,恨不得学习会早点散。那个时期,参加各种学习会是经常的,雷打不动,比上班还重要,没有人敢非议。这叫做抓革命,促生产。
?????在我们车间里,有一对年轻夫妇,特殊的身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们是煤炭部长张霖之的女儿一家。男的叫袁执章,好像是东北人,瘦高的个子,腰板儿挺直,两眼炯炯有神,气质不一般。女的好像叫张海平,个不高,跟照片中的张霖之长的很像。张霖之是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干部,煤炭部长。年底,被北京矿院的造反派揪到学校批斗。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摧残和虐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戚本禹亲自到学校去,说他是彭真的死党。我亲眼看到过,张霖之在学校大食堂的舞台上,被批斗的惨状,他带着大铁帽子,胸前挂着大铁牌子。牌子上的铁丝都已经勒进肉里,在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中,那些人揪住他的头发,轮番的打他,踹他,抓住什么就用什么打,已经是遍体鳞伤。批斗后被关押在学生宿舍里,每日接受残酷的体罚和折磨,就连外地煤矿的造反派也来这里揪斗他。到年1月20日前后,他最终被迫害致死,造反派还说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是文化革命开始后,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部级干部。当时周总理听到后非常痛心,很多场合都表示很惋惜。从那之后,他把很多老干部送到部队保护起来,不能随便拉出去批斗。
????他们两口子也是我们学校同一个专业毕业的。当时,张霖之还没有平反,二人行为比较低调,跟厂里的工人一样,住在市内厂子家属院里,每日坐厂通勤车上下班。我记得去过他们家一次,与各家一样,平房的门口也堆着煤泥,这是洗煤厂职工特有的待遇,在那什么都缺乏的年代,厂里分的煤泥可以保证冬季的温暖,这让市里其他企业很是羡慕。张很客气,不紧不忙,脾气挺好,袁很健谈,眼神坚毅,私毫没有自卑感,看不出他有什么压力,说话直率,很有主见,有信心。車间的领导和工人对他们都还可以,不远不近,没见到有人明显岐视,或给他们出难题。文革期间,很多老干部的子女受到株连,甚至迫害。当时张霖之还没有平反,他们是走资派的子女,没有遭到更残酷的厄运,实属万幸。
????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参加厂里举行的各种活动。比如,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游行,在市体育场举行声讨大会。在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活动中,我们代表工厂参加市里举行的滏阳河十华里游泳运动。当时贯穿邯郸市区的滏阳河清澈见底,一点污染也没有。虽说是顺水游泳,但一口气游十华里也是很累的,何况还要排成整齐的方阵。估计现在的滏阳河,恐怕没有人再敢举办这样的活动了。
????邯郸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还保留着很多的历史文化遗迹。比如说廉颇蔺相如的回车巷,我们到那一看,只不过是一个不到两米宽的小胡同。然而这里演绎的将相和,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忍辱负重,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传统美德,虽然历经两千多年,至今还对我们的教育和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所住的宿舍墙外面,是赵王城遗址。放眼望去,尽是些土堆和沟壑,黄秃秃的一片,周边没有村落。非常寂静,显得异常空旷,荒凉。只有那在寒风中摇曳的荒草,才显示着这里曾经还有生命的存在。不知道这里是不是经过了考古发掘,我挺纳闷儿:这里离丛台,回车巷那么远,是不是真正的赵王城遗址?后来我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才知道,这里确实是真正的战国时期赵王城遗址,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历经八代赵王兴建,非常繁华。后被秦将章邯攻战后,一把大火,烧得精光。又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才变成今天这般模样。后来的赵国人又在这里的北面兴建了新的都城,也就是现在传承至今的邯郸市。
????在邯郸市中心,建有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陵园占地面积很大,建筑为民族风格,园内松柏翠郁,庄严肃穆。这里安葬着两百多位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的革命烈士。其中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烈士墓。我们刚到邯郸不久,就去瞻仰烈士陵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题词。深受鼓舞,深感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这是我们在烈士纪念堂外的合影,也是我们在邯郸十个月中唯一一张照
??洗煤厂的家属生活区,建在市区内,邻近的厂招待所有接送工人上下班的通勤车。早上人们急匆匆地挤进汽车去上班,下午又急匆匆地挤进汽车下班回家。每日如此,周而复始。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生,和工人们一样,揹着中午的午饭,抱着年幼的孩子,早已没有了学生时代的热情和浪漫。我有时静下来沉思:这难道就是我们未来生活的样本,我们将来也这样生活,或者比他们好,或者不如他们吗?我不敢往深里想。
????更加急匆匆的是我们离开这个工厂,70年7月底,军代表突然宣布我们的毕业分配方案。这决定人生一辈子命运的大亊,没有予先公布方案,没有填报志愿,没有讨价还价,分你到哪儿你就得去哪儿。而且没有毕业证,说以后补发。我们上了十八年学,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就这么被打发了。内心说不清是可气,还是可悲。而且报到的时间非常紧迫,同学之间都没有来得及坐在一起,聚一聚,留个毕业照,或者吃顿散伙饭。弄得我直到退休都不知道班里大部分同学落在何方。所以当时更没有时间向朝夕相处的工人师傅告别。我们从北京来的时候是急匆匆的,走的时候又是急匆匆的,总象逃难似的,我们这是怎么了?
?????17年后,我代表厂里参加在邯郸召开的省重点企业会议。会议之余,我又一次来到了邯郸洗煤厂。远望,那高大的厂房依旧巍然屹立,机器的隆隆声依旧在空中回荡。我让司机把车停在厂外,一个人悄悄地走进厂区,找到了当年唯一留在这里的同学,班长马占华,他担任着机电主任的工作,跟我一样,也没有干本行。后来我了解,我们班同学中,没有一个干自己所学专业的。他带我转了转,当年劳动的地方,已是物是人非。虽然那时我在这里,从各方面都受到了锻炼,有了很大提高,但我却没有真正的亲切感。毕竟那是一个我们国家处在异常动荡的时期,我们所经历的一场异常艰苦的磨练。回味起来,总有一种被迫的,苦涩的感觉。这是极不正常的,极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事情,但愿只能停留在回忆中,以后任何时候也不要再发生。
?????正是:匆忙离京落邯郸,
???????????自愿三同识卑谦,
???????????苦炼磨就凌云志,
???????????一展雄心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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