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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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挑起了危地马拉的暴力？年，中等阶级出身的部分军官和大学生掀起了一场具有自由色彩的革命风暴，把乌维科从宝座上推下去。胡安·何塞·阿雷瓦洛（JuanJoséArévalo）当选为总统，他实施了一项充满魄力的教育计划，颁布了保护城乡工人的新劳动法。一些工会组织应运而生。拥有大片土地、铁路和港口、免税权和不受任何监督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其产业所在的范围内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年，阿雷瓦洛在卸职演说中披露，他曾挫败由联合果品公司资助的三十二次反叛阴谋。哈科沃·阿文斯（JacoboArbenz）政府继续和深化了改革进程。圣约瑟的公路和新建的港口打破了联合果品公司对水果运输和出口的垄断。各种使用民族资本、没有向任何外国银行伸手的发展项目纷纷上马，以争取民族独立。年6月通过了土改法，十多万农户受益，尽管土改分配的土地是不毛之地和以债券赔偿所征用的土地。联合果品公司占有的土地分布在两大洋之间的地带，该公司只耕种其土地的8%。土改提出“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总的说来，是要发展农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虽然如此，国际上还是掀起了一场疯狂诋毁危地马拉的宣传运动，“铁幕正在危地马拉徐徐降下”，电台、报纸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的头面人物都在大喊大叫。于是，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利文沃思要塞（FortLeavenworth）的卡斯蒂略·阿马斯（CastilloArmas）上校，率领在美国受过专门训练的、装备精良的部队进攻自己国家。美国飞行员驾驶F-47N轰炸机支援了这次入侵。九年以后，艾森豪威尔说道：“我们必须除掉上台的共产党政府。”年7月27日，在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的证词揭露了年的解放行动，是由他本人与美国驻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大使组成的一个小组执行的。当时中央情报局的头号人物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向他们发出电报，祝贺他们完成任务。以前，这个好人艾伦曾是联合果品公司领导机构的成员。在入侵危地马拉一年之后，中央情报局另一名领导人沃尔特·比德尔·史密特（WalterBedellSmith）将军代替了艾伦在该公司的职位。艾伦的兄弟福斯特·杜勒斯（FosterDulles）曾在美洲国家组织同意对危地马拉进行军事讨伐的会议上表现得非常迫不及待。在乌维科独裁时期，危地马拉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签订的合同恰恰是在杜勒斯的律师办公室里起草的。这也许是偶然。阿文斯的倒台给危地马拉历史打上永恒的烙印。今天在台上的，就是曾在年6月18日下午炮轰危地马拉城、巴里奥斯港和圣约瑟港的那支部队。危地马拉在外国干涉以后，先后经历了数次残暴专制的统治，包括胡利奥·塞萨尔·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时期（—）。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给独裁统治披上民主政府的外衣，许诺要搞土改，但除了授权地主能携带和使用武器外，他没有干别的事。卡斯蒂略·阿马斯把土地还给联合果品公司和被征用过土地的地主，阿文斯的土改彻底失败了。在从年开始的暴力年代中，年是暴力最猖獗的一年。托马斯·梅尔维尔（ThomasMelville）牧师是被赶出危地马拉的美国天主教神父，年1月他在《全国天主教通讯》（NationalCatholicReporter）中说，仅仅一年多点的时间里，右翼恐怖集团就暗杀了两千八百多名“试图同危地马拉社会弊端作斗争”的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工会和农民领袖。这个数字是梅尔维尔牧师根据新闻报道统计出来的，但没有人提供任何有关大部分被害者的线索，因为这些人是印第安人，姓名和来历无人知道，军队在战胜颠覆分子的战报中有时只列举数字。不加区别地实行镇压是对游击队进行军事“围剿”的组成部分。根据当时实行的新法令，保安部队成员杀人不负刑事责任，警察和军人的报告可在审判中被视为充分的证据。庄园主及其管家在法律上如同地方当局，有权携带武器并建立镇压性部队。当时，世界上的新闻机构没有大量报道危地马拉发生的有步骤的屠杀，爱捕捉头号新闻的记者也没有到那里去，更听不到强烈谴责的呼声。世界并不理会危地马拉，而这个国家却在忍受圣巴托罗缪（SanBartolomé）式的漫长夜晚。卡洪德尔里奥村变成了无人村；蒂图克的村民五脏六腑都被刀挑得乱七八糟；彼德拉帕拉达的乡民被活剥了皮；伊帕拉德阿瓜布兰卡村民先是双腿被子弹打穿，再被活活烧死；一个反叛农民的头颅被钉在圣豪尔赫广场中央的一根示众杆上。在塞罗戈多，用大头针扎满了海梅·贝拉斯克斯的双眼；里卡多·米兰达的尸体被找到时，全身有三十八个窟窿。阿图罗·席尔瓦的头扔在通往圣萨尔瓦多的公路边，找不到身体。在米斯科，埃内斯托·钦奇利亚的舌头被割掉；在奥霍德阿瓜泉水边，奥利瓦·阿尔达纳兄弟俩双手反绑，眼睛蒙着，浑身遍布枪眼；何塞·古斯曼的头骨被敲成小碎片，撒在路上；在圣路卡斯萨卡特佩克斯，水井里漂浮的是尸体而不是水；在米拉弗洛雷斯庄园，早晨经常可以发现手脚被砍下来的人。先威胁再处死，或不事先通知，死神就从背后降临。在城市，被处以死刑的人，家门上都先画上黑十字，在他们外出时用机枪向他们扫射，然后把尸体扔到山涧。暴力活动一直没有间断。年开始的整个时期，在危地马拉，暴力始终像出汗那么自然。在河里或路旁，平均每五小时就出现一具尸体，脸部因被拷打而变得无法辨认，永远不会知道被害者是谁。而更隐蔽的屠杀，即贫困造成的日常死亡，一直持续不断，且程度更为严重。被驱逐出危地马拉的还有布拉塞·邦帕内（BlaseBonpane）牧师。年他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上揭露了这个病态社会：“在危地马拉每年死亡的七万人中，有三万是儿童。危地马拉儿童死亡率是美国的四十倍。”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土改：何塞·阿蒂加斯——一个半世纪的失败19世纪初，在美洲大地上真正同西班牙政权作斗争的，是扛着梭镖、挥舞着砍刀、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但独立没有给这些人任何补偿，相反，它辜负了这些为之洒了鲜血的人的期望。和平到来的同时，一个充满灾难的年代又开始了。地主和大商人敛财致富，而人民大众却益发贫困。与此同时，在拉美新主人的阴谋策划下，西班牙帝国的四个总督区四分五裂，众多国家从被粉碎了的民族团结中纷纷涌现。拉美贵族阶级炮制的所谓“国家”，酷似一个热闹的港口，在那里居住着拥有大庄园和矿山作后盾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商业和金融客商。这一大批寄生虫在城市沙龙跳着小步舞曲，接到独立战争的捷报，于是举起英国的玻璃酒杯，频频为自由贸易干杯。欧洲共和时期资产阶级最响亮的口号成了时髦货。我们这些国家愿为英国工业家和法国思想家效劳。但是，由地主、掮客、大商人、大投机倒把者、衣冠楚楚的政客和没有根基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阶级，算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呢？拉美很快就诞生了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宪法，但却缺乏像欧洲或美国那样有开拓性的资产阶级，缺乏一个把发展强有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作为其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拉美大陆的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单纯工具，是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带来创伤的这台世界机器上的得力部件。站柜台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商人垄断了政权，没有丝毫兴趣推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当自由贸易为英国商品倾销打开大门时，当地的制造业便在胚胎中夭折了。地主是资产阶级的同伙，他们对解决“土地问题”漠不关心，除非照顾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在整个19世纪，大庄园制靠掠夺得到巩固。土地改革在拉美地区是一面过早树起来的旗帜。经济落空、社会受挫、民族失望，这就是拉美独立后的一部充满背信弃义的历史。由于出现新的国家，拉美四分五裂，注定它摆脱不了单一种植经济和依附性。年，西蒙·玻利瓦尔（SimónBolívar）颁布特鲁希略法（DecretodeTrujillo），以保护秘鲁的印第安人，调整秘鲁土地所有制。但是，这些法律措施丝毫没有触犯秘鲁寡头集团的特权。尽管这位“解放者”有良好的愿望，但寡头特权仍完好无损，印第安人仍像从前一样遭受剥削。在墨西哥，伊达尔文和莫雷洛斯早已失败，他们主张解放卑贱者、收复被夺去的土地的慷慨陈词，在一个世纪以后才结出果实。在南美洲，何塞·阿蒂加斯（JoséArtigas）领导了一场土地革命。虽然官方历史如此恶毒地污蔑这位革命首领，歪曲其形象，但在年至年的英雄年代里，是他领导了生活在今天的乌拉圭以及阿根廷的圣菲（SantaFe）、科连特（Corrientes）、恩特里奥斯（EntreRíos）、密西昂奈斯（Misiones）和科尔多瓦等省的人民群众。阿蒂加斯在原拉普拉塔河总督区范围内，打下建立一个“大祖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础。在所有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毁灭性集权主义的联邦派首领中，阿蒂加斯是最主要和最有头脑的。他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作战，最后，他的部队被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均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钳形夹击以及寡头集团击溃。寡头集团忠实于自己的一贯做法，一感到被阿蒂加斯争取社会权益的纲领所触范，就马上背叛了他。爱国者手握梭镖，追随阿蒂加斯。他们中大多数是平民百姓、粗野的高乔人、靠斗争恢复尊严感的印第安人，以及加入独立大军争取自由的奴隶。骑马牧民的革命之火点燃了大草原。但是，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背叛，属于今天乌拉圭的区域在年落到西班牙政权和葡萄牙军队的手中，居民大批向北方迁徙。起义的人民成为行军的人民；男女老少抛弃一切追随首领阿蒂加斯，马群和马车组成一支望不见尽头的迁徙大军。阿蒂加斯在乌拉圭河一带安营扎寨；稍后不久，即在北方建立自己的政府。年，阿蒂加斯在派桑杜（Paysandú）地区的普里菲卡西翁（Purificación）营地坐镇，控制了大片地区。一名英国游客叙述道：“你们想想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半个新大陆尊贵的保护者先生阁下坐在牛头上，守在他小草屋泥泞土地上点燃的一堆篝火旁，大嚼着铁叉上的烤肉，喝着灌在牛角里的杜松子酒！有十二名衣衫褴褛的军官围着他……”士兵、副官和探子从四面八方不时骑马奔驰而来。阿蒂加斯双手反剪，一边散步，一边口授他的政府的革命法令。那时候没有复写纸，有两名文书在旁记录。拉美第一次土改就是这样问世的，并且在当时的东方省（ProvinciaOriental），即今天的乌拉圭实施了一年之久。后来，葡萄牙的再次入侵粉碎了这次土改。寡头集团为莱克尔（Lecor）将军打开蒙得维的亚的大门，把他当作解放者欢迎，并在大教堂的圣台前为这位侵略者举行热情隆重的赞美仪式。此前，阿蒂加斯还颁布了海关法，对同内地制造业和手工业有竞争的国外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当时在阿蒂加斯统治下，属于今天阿根廷的内地某些地区，制造业和手工业曾有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阿蒂加斯还开放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进口，对美洲商品，如巴拉圭的茶叶和烟草，只征收微不足道的税。但是，这场革命的掘墓人也埋葬了这项海关法。年的土地法——自由的土地，自由的人——是乌拉圭人后来所有有关法典中的“最进步、最光荣的一部”。卡洛斯三世改革时期的坎波马内斯（Campomanes）和霍韦利亚诺斯（Jovellanos）的思想，无疑对阿蒂加斯制定的土地法是有影响的。虽然如此，这部法典的诞生，归根到底还是出自国家恢复经济和伸张社会正义的需要而采取的革命措施。该土地法规定，对在革命后移居国外、没有得到革命赦免的“卑劣的欧洲人和更坏的美国人”的土地予以征用和重新分配。还规定凡是敌人的土地都予以没收，不付任何赔偿。当时绝大多数大庄园都是敌人的，这点很重要。这些人的子女不必为父母的罪责付出代价，土改法规定他们将得到同贫穷的爱国者一样多的土地。土地分配的原则是“谁最不幸，谁最受益”。阿蒂加斯认为，印第安人有“最主要的权利”。这次土地改革的本质，就是要把农村的穷苦人同土地拴在一起，使过惯了战争时期的流浪生活以及在和平时期搞走私和其他非法营生的高乔人（gauchos）变成乡民。后来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建立的各届政府都使用武力征服高乔人，强迫他们充当大牧场的雇工。而阿蒂加斯则是要把高乔人变成土地所有者：“参加起义的高乔人开始喜欢体面的劳动，盖起小农舍，筑起畜栏，播下头批种子。”外国干涉结束了这一切。寡头集团重新抬头并进行报复。从此以后，法律概不承认阿蒂加斯分配土地是合法的。从年至19世纪末，受益于土改的穷苦同胞被武力赶走，他们将保留的“仅仅是自己墓地上的那点土地”。阿蒂加斯失败后去了巴拉圭，长期过着清贫、寂寞的流亡生活，最后孤独地死去。他发放的土地证变得一文不值。例如，在政府中监视他人行动的贝尔纳多·布斯塔曼特（BernardoBustamante）就说过，粗略一看，“这种证件就让人瞧不上”。与此同时，他的政府在“秩序”恢复后，即着手庆祝颁布从“大祖国”分离出来的独立的乌拉圭的第一部宪法。阿蒂加斯曾为建立“大祖国”而战，最终徒劳无获。年的土地法规定了一些专门措施，以防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但今天，乌拉圭农村却呈现出一派荒芜景象：五百个家族垄断了全国一半土地，这些家族掌握权力，控制了工业和银行资本的四分之三。各种土改方案堆积在把它们送进坟墓的议会里，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日益减少：接二连三的人口普查令人不安地表明，失业人口一增再增，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人日趋减少。乌拉圭以羊毛和肉类为生，但现在，草原牧场上的绵羊和肉牛却比20世纪初还要少。由于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是畜牧业的效益低，因为畜牧业全靠牛、羊在春季的自然交配，靠季节性雨水和土地的自然肥力；另一方面，农作物生产率也低。在乌拉圭，每头牲畜的产肉量还不及法国或德国的一半。产奶量同新西兰、丹麦和荷兰相比也是这样；每头绵羊比澳大利亚的羊少产羊毛一公斤。小麦每公顷的产量是法国的三分之一；玉米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大庄园主把利润都转移到国外，并在埃斯特角避暑；即使冬天，按他们的传统习惯也不住在庄园，只是偶尔坐着小飞机去转一圈。当农村协会在一个世纪前成立时，三分之二的协会成员已经在首都有了住宅。粗放生产是靠大自然和那些饥肠辘辘的雇工，所以它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这样做当然是有利可图的。目前，畜牧资本家的年收入和利润不少于七千五百万美元。生产效益虽低，但非常赚钱，因为成本极低。没有人的土地，没有土地的人：最大的大庄园平均每千公顷只用两个工人，而且还不是全年有活干。大庄园的周围是成片的茅屋，聚集着贫困的、随时可供差遣的劳动力后备军。民间画片上的高乔人不过是诗画的主题，实际上同目前在广阔的、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干活的雇工之间没有联系。这些雇工脚上穿的不是皮靴，而是条髭麻做的鞋；腰上系的不是用金银点缀的宽腰带，而是普通的带子，有时就单扎一根细麻绳。生产肉的人却没有吃肉的权利，克里奥尔人极少有幸品尝到当地风味的烤肉——一种在炭火上烤得焦黄的多汁鲜嫩的肉。虽然根据国际统计的数字，乌拉圭人均肉消费量不算低，但这是一种假象；实际情况是，乌拉圭农民的基本膳食是一种“泡汤”，即羊下水烩通心粉，没有蛋白质。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以及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第二次死亡自阿蒂加斯颁布土地法整整一世纪之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在自己领导下的墨西哥南部的革命地区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土地改革。在此前五年，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Díaz）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庆祝多洛雷斯（Dolores）独立呼声一百周年。身着礼服的绅士只是代表官方的墨西哥，他们态度高傲，无视真实的墨西哥，正是后者的贫困支撑着这些达官贵人的荣耀。在这个下等人的共和国里，自米格尔·伊达尔戈神父发动历史性起义之后，劳动人民的收入从未增加过一分钱。年，几乎全国的土地都集中在八百余名大庄园主手里，其中许多是外国人。这些人是城市老爷，住在首都或欧洲，偶然去一下庄园的别墅小住。他们的住宅周围是用黑石头砌成的地基牢固的高墙。在高墙外面，雇工都在简陋的坯房里挤着。全国一千五百万人口中有一千两百万人靠干农活所得的工资度日。他们的日薪几乎全部由庄园的工钱商店支付，工资被折成高价菜豆、面粉和酒等实物。监狱、兵营和教堂一起同印第安人天生的毛病作斗争。按当时某名门望族一成员的话来说，印第安人天生就是“懒汉、醉鬼和小偷”。无论在尤卡坦州的龙舌兰种植园、国家谷地（ValleNacional）的烟草种植区、恰帕斯州（Chiapas）和塔巴斯科州（Tabasco）的果木林，还是维拉克鲁斯州、瓦哈卡州（Oaxaca）和莫雷洛斯州（Morelos）的橡胶、咖啡、甘蔗、烟草与水果种植园，这些地方的实际劳动体制是奴隶制，因为工人或为承袭的债务所束缚，或被法律认可的契约捆住了手脚。美国作家约翰·肯尼思·特纳（JohnKennethTurner）在他的访问材料中揭露：“美国实际上把波菲里奥·迪亚斯变成了政治傀儡，因此墨西哥也就变成了奴隶殖民地。”美国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从与独裁政权的结盟中获得丰厚的利润。特纳还说：“华尔街大吹大擂的墨西哥美国化好像在进行报复。”到年，美国已兼并墨西哥的得克萨斯（Texas）和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在那里打着文明的旗号建立起奴隶制。在战争中，墨西哥还丢了现在属于美国的科罗拉多（Colorado）、亚利桑那（Arizona）、新墨西哥（NuevoMéxico）、内华达（Nevada）以及犹他（Utah）等地，共占墨西哥面积的一半。被抢占的领土相当于今天阿根廷的面积。从此流传着这样的话：“可怜的墨西哥！你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被肢解剩下的墨西哥领土后来又遭到美国投资的入侵。这些投资主要在石油、橡胶、蔗糖、银行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美国绳索托拉斯同在尤卡坦州龙舌兰种植园消灭玛雅人和亚基人绝非没有牵连。这些种植园实为集中营，在那儿可以像牲畜一样买卖男人和儿童。绳索托拉斯（AmericanCordageTrust）是当地一半以上的龙舌兰买主，它需要廉价的植物纤维。正如特纳所揭露，有时对劳动力进行奴隶式的直接剥削。一美国工头曾告诉特纳，他按每人五十比索的价格买进大批雇工，“只要还能用，我们就把他们留着……不到三个月时间，我们就埋了一多半人”。年，报仇的时候到了。墨西哥爆发推翻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武装起义。一位主张维护农民利益的首领领导了南部的暴动，他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墨西哥革命最纯洁的领袖，对穷人的事业最忠诚，拯救社会的意志最执著。19世纪的后几十年，整个墨西哥的农业村社遭到大肆掠夺。莫雷洛斯州各村镇的土地、水和劳动力都被疯狂抢走，被甘蔗园的扩张所吞噬。甘蔗庄园统治着该州的生活。随着甘蔗园的繁荣兴旺，出现了现代化的糖厂、大型蒸馏厂和运输糖的铁路线。阿内内库伊科（Anenecuilco）村社是萨帕塔的家乡，他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它。这里被剥夺了土地的印第安农民要求恢复自身权益，因为他们七个世纪以来一直坚持在自己的土地耕耘，也就是说，早在科尔特斯来之前，他们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公开表示不满的人都被送到尤卡坦州去强制劳动。莫雷洛斯州的良田都掌握在十七个大地主手里，因此，全州劳动人民的生活远不如大庄园主豪华马厩中精心照料的供玩耍马球用的马的生活。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又从土地真正主人的手中夺走新的土地，从而导致已经紧张的社会矛盾白热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这时候当上了游击队员。他是一名寡言少语的骑手，是全州遐迩闻名的最杰出的驯马人，他的正直和胆略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南方人“紧随萨帕塔首领的马后”，迅速组成一支解放大军。迪亚斯垮台了。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Madero）在革命的推动下上了台。借口要有法制，土地改革的诺言很快就化为一团星云。萨帕塔在结婚那天不得不中断婚礼，因为政府已派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Huerta）将军的部队前来镇压。在城市知识分子看来，这位昔日的英雄又变成了“匪徒”。年11月，萨帕塔宣布了他的阿亚拉计划（PlandeAyala），同时表示，“我准备同任何事和任何人作斗争”。阿亚拉计划称，“墨西哥绝大多数城乡居民仅仅是他们脚下踩着的那块土地的主人”，主张把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全部收归国有，把大庄园主强占的土地归还给土地的真正主人，并征收其余庄园主土地的三分之一。阿亚拉计划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石，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吸引到这位维护农民利益的首领的队伍中来。萨帕塔揭露了把一切都归于单纯要求政府换马的“卑鄙用心”，称这不是革命的目的。这场斗争持续了近十年。先是反对迪亚斯，反对马德罗，然后是反对刽子手韦尔塔，再后来是反对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Carranza）。长期的战争岁月，同时也是美国不断干涉墨西哥的年代：海军陆战队曾两次登陆，并进行多次轰炸；外交官们策划了各种政治阴谋；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HenryLaneWilson）成功地导演了暗杀马德罗总统和副总统的罪行。政权虽然不断易主，但任何时候都没有减弱对萨帕塔及其力量的疯狂进攻，因为他们公开代表了这场民族革命深处的阶级斗争，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政府和报纸大肆攻击这位莫雷洛斯州将军手下的“破坏成性的暴徒”。一支支强大的军队派去攻打萨帕塔。一次又一次地烧、杀和毁灭村庄都无济于事。男人、妇女和儿童以“萨帕塔奸细”之罪被枪杀或绞死。每次大屠杀之后，紧跟着就是清剿取得胜利的捷报。然而，在南部山脉的游牧式革命营地，篝火很快又点燃了。萨帕塔的部队多次成功地反击到首都市郊。韦尔塔政府垮台后，被称为“南部阿提拉”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被称为“北部的好骑手”的潘乔·比利亚，踏着胜利者的步伐开进墨西哥城，在短期内分享了政权。年末出现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萨帕塔利用此机会在莫雷洛斯州进行土改。这次土改比阿亚拉计划的主张更为激进。社会党创始人及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这次土改施加了很大影响，在不伤害运动领袖的传统根基的前提下，使其思想更为激进并具备不可缺少的组织能力。土地改革主张“彻底根除不合理的土地垄断制，以便使所建立的社会能充分保障人人都享有天赋的权利，即每个人都有权得到个人及其家庭生存所需要的土地”。这次土改规定，凡是在年颁布失去产业永久占有权法以后没收的个人或村社的土地，都要归还给他们。根据气候和自然地力的差异，规定了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并且宣布革命敌人的地产为国家财产。后一项政治措施如同阿蒂加斯的土改一样，有着明显的经济意义，因为革命的敌人都是大庄园主。技术学校、工具厂和一家农村贷款银行建立起来；糖厂和蒸馏厂实行国有化，成为公共部门。实现了一整套地方民主措施，使人民掌握政权，控制经济。传播萨帕塔思想的学校纷纷诞生并普及；捍卫和发展革命原则的人民委员会也成立了，一种真正的民主政体逐渐成形并显示出力量。市政府是政权的核心单位，市政当局、法院和警察由人民选举产生。军事长官必须服从有组织的老百姓的意志。官吏和将军不能根据其意志来决定采取何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要同传统相联系，并“根据每个城镇人民的风俗习惯来行动，换言之，如果某地村民希望共有制，那么就这样做；另一处村民愿意把土地分掉，承认个人所有权，那么也照此办理”。年春季，莫雷洛斯州所有土地都耕种上了，主要是玉米和其他食粮。与此同时，墨西哥城由于粮食匮乏，面临迫在眉睫的饥饿威胁。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这时已经当上总统，他也颁布了土改法。然而，他手下的大、小头目迅速把土改的好处据为己有。年，他们饿狼般扑向莫雷洛斯州府奎尔纳瓦卡（Cuernavaca）以及其他萨帕塔控制下的地区。重新长出来的庄稼、矿产、皮革和一些机械设备都成了军官们丰富的战利品。他们走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同时高喊要进行“一项重建和进步事业”。年，由于阴谋和背叛，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被害。上千人设下埋伏，用步枪向萨帕塔开火。萨帕塔死时同切·格瓦拉死时的年龄相同，他死后只留下这样的传说：一匹枣红马在独自飞奔，奔向南方，奔驰在崇山峻岭之中。但他留下的又不仅仅是传说，整个莫雷洛斯州都决心“完成这位改革者的事业，为烈士报仇雪恨，学习英雄的榜样”。全国上下都响应。时光流逝，到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Cárdenas）执政时期（—），整个墨西哥都进行了土改，萨帕塔传说又因此恢复生命，焕发出活力。尤其在卡德纳斯当政期间，征收的外国和国内企业的土地达六千七百万公顷。农民不但有了地，还得到贷款，受到教育，并有了组织生产的各种手段。国家的经济和人口迅速增长；农业产量成倍提高。同时，全国开始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城市膨胀了，消费市场也获得全面发展。但是，墨西哥的民族主义没有转向社会主义，因此，同没有实现决定性飞跃的其他国家一样，也不能完全达到经济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革命和战争的漫长年代，有一百万人为战神祭献出自己的鲜血，“这个战神比我们祖先所崇拜的战神惠奇洛波斯利（Huitzilopochtli）更为残忍、冷酷和贪婪，那就是墨西哥在屈服于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的资本主义发展”。许多学者研究哪些迹象表明早先的大旗已遭到破坏。埃德蒙多·弗洛雷斯（EdmundoFlores）在一份近期刊物中说道：“目前，墨西哥全国人口的60％，其年收入不到一百二十美元，他们忍饥挨饿。”有八百万墨西哥人实际上只能吃上菜豆、玉米饼和小红辣椒。仅仅当五百名学生在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的屠杀中被害以后，才暴露出这个制度深刻的矛盾。阿隆索·阿吉拉尔（AlonsoAguilar）搜集官方数字之后，得出以下结论：墨西哥有两百余万农民没有土地，有三百万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有近一千一百万人是文盲，有五百万人没有鞋穿。墨西哥村社集体所有制不断解体，小庄园如雨后春笋涌现同时又自我分化，因此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庄园制以及一个从事大规模商品农业的农业资产阶级。地主和国内的中间商靠钻法律条款的空子、违背法律宗旨而取得统治地位，但同时他们也受制于人。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认为这些人是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合伙公司”之流。在这本书里，拉萨罗·卡德纳斯的儿子说道，“伪装起来的大庄园主要建立在土质最好和最肥沃的土地上”。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Fuentes）从卡兰萨军队中一名上尉的弥留之际提笔写起，再现了上尉的一生。这个名叫阿尔特米奥·克鲁斯的上尉在战争与和平时期靠暴力和奸诈取巧一步步向上爬。他出身卑微，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把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抛置脑后。他掠夺土地，创办了很多企业，当上议员。他做买卖，搞行贿，投机倒把，从事大的冒险活动，血腥镇压印第安人。靠这些手段，他逐步积累起财富、权力和威望以及闪闪发光的经历，迅速爬上社会的顶端。小说主人公的经历，同党的历史相同。这个党由于墨西哥革命严重的软弱无能，实际上垄断了今天国家的政治生活。主人公和党都向上爬了。大庄园增添了人口，但没有增加面包拉美今天的农牧业按人均产量算，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漫长的三十年过去，在此期间，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幅度同我们地区粮食减产的幅度一样大。拉美农村的落后结构也是一种浪费结构，即浪费劳动力，浪费可支配的土地，浪费资本，浪费产品，特别是没有抓住短暂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里，大庄园和它的穷亲戚小庄园都是扼制农牧业增长和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生产制度打上了所有制的烙印：拉美1.5％的土地所有者拥有全部可耕地的一半。拉美每年都要花费五亿多美元从国外购买粮食，而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生产这些粮食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拉美耕地勉强占总面积的5％：在世界上，这个比重是最小的，因此浪费是最大的。就是这部分有限的耕地，粮食产量也很低。在许多地区，用木犁耕地要远远多于用拖拉机。除个别例外，现代化技术得不到应用。而现代化技术的普及，不仅意味着农业机械化，而且可以通过施肥、除草剂、杀虫剂，进行良种培育和人工灌溉来保持和提高地力。大庄园有时就像太阳那样形成一种权力格局，借用马萨·萨瓦拉的贴切说法，就是饥民多了，面包少了。大庄园不仅没有吸收劳动力，相反排挤了它。四十年来，拉美农村劳工减少了20％以上。机械照搬现成处方的技术官僚们断言：都市化的加快和农村人口大批迁移城市是进步的标志。制度在马不停蹄地制造失业者，事实上这些人涌入城市，扩大了城市郊区面积。但是，工厂在搞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排斥失业者，无法容纳这部分没有专业技能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农业技术进步，反而会使问题激化。倘若地主用先进的办法开发土地，利润就会增加，但更多的劳动力就无事可干，这样贫富间的鸿沟会更大。例如，如果使用动力设备，减少的农村就业机会比它能增加的要多。在拉美，每天从早到晚生产粮食的人一般都营养不良；他们收入微薄，农村创造的收益都花费在城市或流到国外。先进技术可以改变土地的低效率，却不能触动现行的所有制，因此，即使它有利于总体发展，但实际上并不能造福于农民。农民的工资和从收入所得的比例分成都没有增加。农村给很多人带来贫困，给极少数人带来财富。私人小飞机在贫穷的荒漠上盘旋，大型浴场的奢华铺张不断升级。欧洲挤满腰缠万贯的拉美游客。这些人不照料自己地里的庄稼，但对精神享受却很用心思。保罗·巴伊罗什把第三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归咎于农业生产率低，其平均水平仅仅达到今天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一半。事实上，工业要获得和谐发展，必须大大提高粮食生产和农牧业原料的生产。增加粮食产量是因为城市在膨胀，要吃饭；增加农牧业原料是为了满足工厂和出口的需要，从而减少农业进口，扩大出口，提供发展所需的外汇。此外，大、小庄园体制意味着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而消费市场不发展，新兴工业就没有立足之地。农村的饥饿工资和日益庞大的失业后备军造成以下情况：来叩城市大门的农村移民使工人收入总水平下降。自从争取进步同盟大肆鼓吹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之后，寡头集团和技术官僚就一直在制定有关计划。有数十个土改方案，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躺在拉美各国议会的文件柜里睡大觉。土改不再是令人讨厌的话题，因为政治家们已经学会，使土改束之高阁的最佳方式就是不断地说要搞土改。土改所有权接连不断地集中和分化，在多数拉美国家旁若无人地继续，相互并行不悖；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例外情况。这是因为农村不仅是贫穷的发源地，也是起义的温床，即使尖锐的社会紧张局势常常被群众表面的顺从所掩盖。比如，巴西东北部给人的最初印象是，这是宿命论的一个堡垒，当地居民对待饿死一事的态度就像每天白天之后是黑夜那样心平气和。但是没过多久，这些东北人终于掀起了充满神秘色彩的起义。他们高举十字架，手持武器，同他们古怪的救世主一起与军队开展斗争，好让自己的家乡变成天国。同时，东北部的匪徒掀起了疯狂的暴力浪潮，他们是一些狂热分子和土匪，是乌托邦和复仇的代表。这种暴力反映了走投无路的农民盲目的社会抗议。后来的农民协会恢复了农民的斗争传统，并进一步使之发扬光大。年巴西军事独裁政权上台后，迫不及待地宣布进行土改。正如保罗·希林所指出的，巴西土改协会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它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而是把农民赶走，以便把他们自发占领的土地或者由前几届政府征用的土地归还给大庄园。在年和年间，即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之前，各报常常刊登消息，军警部队受命于忙碌的土改协会去掠夺、放火和迫害农民。值得一提的是厄瓜多尔年进行的土改。厄瓜多尔政府仅仅分得一些不毛之地，却为优质地集中在大地主手里提供了方便。委内瑞拉年开始土改，在所分配的土地中，一半是公有土地。大型的商业性种植园一个也没触及。被征用了土地的大庄园主都得到高额赔偿，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于是，他们又到其他地区购置土地。年，阿根廷独裁者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JuanCarlosOnganía）想对农村土地实行新的税收制，这使他差点提前两年垮台。他计划对不进行生产的“光秃的平川地”征收的税大大高于进行生产的土地。畜牛业寡头集团便叫喊连天，他们通过参谋部里的内应，使翁加尼亚不得不放弃他那背道而驰的打算。阿根廷同乌拉圭一样，也拥有天然的肥沃大草原，加之宜人的气候，因而在拉美相对比较繁荣。但是，水土流失无情地侵蚀着既不耕种也不放牧的被遗弃的莽莽草原。用于粗放型畜牧业的数百万公顷土地，其中大部分也遭到同样命运。阿根廷的情况虽然比乌拉圭好一些，但年代曾动摇阿根廷经济的那场危机的背后便是这种粗放型经营。阿根廷的庄园主对引进技术革新成果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宁愿生产率低，因为这样更为有利。利润法则高于任何其他法则。购买新土地、扩大土地面积，比采用集约生产的现代技术更有利可图，风险也更小。年，农村协会主张以马代替拖拉机。该协会的领导人高喊：“畜牧农们！用马干活就是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二十年后，该协会仍在自己的刊物中坚持这一主张。一个知名军人说道：“给马喂草比给笨重的卡车的油箱灌汽油要容易。”根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材料，按可耕地面积比较，阿根廷的拖拉机数量只有法国的十五分之一，英国的十八分之一。按同样的方法，与联邦德国相比，阿根廷的肥料消费是该国的一百四十分之一。阿根廷农业的小麦、玉米和棉花的产量也比发达国家低很多。胡安·多明戈·庇隆由于强制推行雇工法，实行农村最低工资制，触犯了阿根廷地主寡头集团的利益。年，农村协会断言：“确定普通雇工的生活标准是确定工资的基础。雇工的物质需求有时如此之低，以至多了一点钱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农村协会谈论雇工仍然像谈论动物一样；而围绕劳动者低消费需求的这种令人深思的提法，使人无意中找到一把理解阿根廷工业发展受限制的好钥匙：国内消费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庇隆本人推行的经济发展政策从未打破农牧业不发达的结构。年6月，在科隆剧场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庇隆否认自己曾打算进行土改。农业协会对此正式发表评论：“这是一篇精彩的演说。”在玻利维亚，由于年的土改，高原广大农村地区的饮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甚至连农民身高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玻利维亚整体人口的蛋白质和钙的摄取量只勉强达到最低标准的60％和20％，而农村人口的摄取量还要大大低于这两个平均值。绝不能说土改失败，然而，高原的土地分配以后，玻利维亚目前仍然有五分之一的外汇用来进口粮食。秘鲁军政府从年开始搞土改，这是进行深刻变革的开端。我在写这一章节时，智利新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宣布实行彻底土改。应当公平地承认，爱德华多·弗雷前政府征收智利部分大庄园的土地一事，为新总统宣布的这次改革铺平了道路。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和出身卑贱的重要性在拉美，总是土地私人占有在先，土地的有益耕种在后。现行所有制最反动的特点并非由各次危机造成，而是产生于最繁荣昌盛的年代。在经济衰退时期，大庄园主贪婪掠夺新土地的行为反而有所收敛。譬如在巴西，由于糖价下跌，金矿和金刚石实际已采掘完，才有可能在年至年间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土地属于占领和耕种土地的人。年，由于咖啡成为新的“王牌产品”，巴西颁布土地法。这是寡头政府按政客和军人的口味炮制的，目的是取消耕地者的土地所有权，因为在此时期，正逐步向南部和西部开辟内地的大面积土地。从此以后，“又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来补充和确认这项土改法。这些法规规定，获得土地的唯一途径是购买，并且制定了土地公证注册制度。这样，农民几乎无法使自己拥有的土地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美国在同一时期颁布的法令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即要推动国内的开发。在拓荒者的木轮车吱吱作响声中，边疆逐步向西部的处女地扩展，印第安人惨遭杀戮。年颁布的林肯《宅地法》，即定居移民公地发放法案，保证每家农户能有六十五公顷份额的土地所有权。凡是受益者，耕种土地的期限不能少于五年。公地的开发速度惊人；人口就像掉在地图上的大块油渍在增长蔓延。唾手可得的土地，既肥沃又近乎于白送，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铁，吸引了欧洲农民。他们远涉重洋，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直奔辽阔的大草原。他们是自由农场主，就这样，占有了中部和西部的新地区。美国在版图和人口增长的同时，还开辟了农村就业渠道。此外，也出现了一个有巨大购买力的国内市场，即为数众多的农场主，从而保持住工业的发展势头。与此相反，正如里维罗所指出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坚持开发巴西内地边疆的农村劳动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寻求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自由农户，而是早就把大片空地占为己有的大庄园主的雇工。只有成为雇工，农民才能接近内地的荒漠。为了他人的利益，工人手持砍刀在森林中开拓疆界。垦殖的结果只是单纯扩大了大庄园的土地面积。年至年间，巴西六十五个大庄园拥有新开发的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迥然不同的两种国内垦殖体制，是美国和拉美在发展模式上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为什么北方富而南方穷？布拉沃河不仅是一般的地理边界，它还能说明更多问题。今天南北严重的不平衡，似乎应验了黑格尔关于两个美洲之间必然要发生战争的预言。这种不平衡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所造成，还是有其他更悠久的历史原因？实际上，早在殖民地摇篮时期，北方和南方就形成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社会，社会宗旨也不一样。“五月花”号的移民漂洋过海，既不是为了掠取什么传说中的珍宝，也不是要消灭北方并不存在的印第安文化。他们带着全家在那里安家落户，是为了在新大陆再现欧洲的生活和劳动制度。他们不是想发财的士兵，而是开拓者；不是去征服，而是去开垦，他们建立起“移民开发区”。的确，后来的发展，在特拉华湾南部导致一种类似在拉美出现的奴隶制式的种植园经济。但不同的是，美国的经济重心从一开始就扎根于新英格兰的农场和作坊。19世纪南北战争的胜利大军就是从新英格兰出征的。新英格兰是美国文明的发展中心；这个地区的开发者从未充当过欧洲资本主义积累的殖民地代理人。他们从来就是为自身的成长和自己新土地的发展而活着。由于宗主国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大军逐步被排挤出劳动市场，北方十三个殖民地便为这支欧洲大军提供了出路。大洋此岸这个新社会的基础就是自由的劳动者。西班牙和葡萄牙则相反，它们在拉美拥有大批奴隶劳工，先是对印第安人实行奴隶制，继而又从非洲运来大量奴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有一支庞大的农民失业大军可以转到生产地区，也就是说，随着贵金属或糖的出口量的增减，总是同时存在着兴旺地区和衰落地区，而后者向前者提供劳动力。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使得工资水平依然很低，因为失业者对劳动市场造成压力。这种体制还阻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此外，同北方的清教徒不同，拉美殖民地社会的统治阶级从未朝发展国内经济的方向努力。他们的利益来自国外，同国外市场的联系多于同本土的联系。地主、矿主和商人天生就是干这样的事的：向欧洲提供黄金、白银和粮食。公路运输都朝着一个方向：港口和海外市场。为什么美国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发展起来而拉美却被肢解呢？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各生产地区之间没有相互沟通，而是呈扇形分散，扇面的焦点在很远的地方。似乎可以这样说，北方十三个殖民地是不幸中之万幸。它们的历史经验说明，出身卑贱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北美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没有印第安文化以及具备了劳动组织形式的高度集中的人口，当初英国移民开垦的沿海一带也没有热带的肥田沃土。自然界很吝啬，历史也是如此：没有金属矿，也没有奴隶劳动力去开采埋在地层深处的金属矿。这是件幸运事。此外，从马里兰穿过新英格兰到新苏格兰的北美殖民地，由于气候条件和土壤特点，农产品同英国的完全一样。就是说，如同巴古指出的，这些殖民地没有为宗主国提供补充性产品。安的列斯群岛和大陆的伊比利亚殖民地的情况截然不同。热带地区可以生产甘蔗、烟草、棉花、靛蓝和松节油；从经济角度看，加勒比的一个小岛，对英国来说，比美国早先十三个殖民地更为重要。上述情况说明美国为什么能作为一个不输出自己财富的经济上自治的体制而得到发展和巩固。殖民地同宗主国的联系非常松散。相反，在巴巴多斯或牙买加，资本的再投资仅仅是为了补充逐渐减少的奴隶。由此可见，一些国家发达，另一些国家不发达，种族因素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英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情况同西属和葡属殖民地的情况就没有任何雷同。事实上，十三个殖民地在经济上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所以它们能较早地实现出口商品的多样化以及迅猛发展制造业。美国的工业化早在独立前就得到官方的鼓励和保护。英国对此采取容忍态度，同时却严厉禁止安的列斯群岛生产哪怕是一枚别针。权力的地下源泉美国经济需要拉美的矿产，就像肺需要空气一样宇航员在月亮表层第一次留下人类的足迹。年7月，伟绩的创建者维尔纳·冯·布劳恩（WernervonBraun）向新闻界宣布，美国准备建立一个有近期目标的遥远的太空空间站，他宣布：“从这个绝妙的观察台，我们可以探查到地球上的任何财富：鲜为人知的油田、铜矿、锌矿……”石油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燃料，美国七分之一的石油消费靠进口。屠杀越南人需要子弹，子弹又需要铜：美国所需的铜有五分之一靠从国外购买。锌矿不足的问题愈发令人不安，近一半来自国外。没有铝就不能制造飞机，没有铝土矿就没有铝，而美国几乎没有铝土矿。明尼苏达矿藏无法向美国大型钢铁企业——匹兹堡、克利夫兰、底特律——提供足量的铁矿，因为它正在逐渐枯竭。美国本土也没有锰矿，支撑美国经济所需的铁有三分之一靠进口，锰全部靠进口。美国地下资源里没有生产喷气发动机的镍和铬。生产特种钢需要的钨，四分之一依靠进口。由于美国在这方面对国外的依赖越来越大，美国资本家在拉美的利益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就日趋一致。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国内稳定，同它在布拉沃河以南的投资有密切联系。这些投资近一半都用于开采石油和开发矿藏，因为它们“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对美国经济都必不可少”。美国商会国际董事会董事长明确表示：“在历史上，美国向外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开发自然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很明显，这类投资的诱惑力越来越大。随着人口的膨胀和生活水准的提高，我们对原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我们本国的资源却在萎缩……”政府、大学和大公司的科研机构，发明和发现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但是，任何新技术都还没有找到办法不用大自然提供、也只有大自然才能提供的基本材料。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工业发展提出的挑战，美国地下资源的应战能力越来越弱。地下资源也能导致政变、革命、间谍活动，以及在亚马孙大森林中的冒险活动在巴西，帕拉贝巴（Paraopeba）谷地丰富的铁矿藏，导致雅尼奥·夸德罗斯（JanioQuadros）和若昂·古拉特（Jo?oGoulart）两个总统的垮台。后来，在年夺取政权的卡斯特洛·布兰科（CasteloBranco）元帅把铁矿藏拱手让给汉纳矿业公司。在此之前若干年，美国大使的老朋友埃奥里科·杜特拉总统（EuricoDutra，—年在任），把阿马帕州（Amapá）蕴藏量为四千万吨的锰矿——世界上蕴藏量最大的锰矿——交给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Steel），条件是锰矿出口收入的4％归巴西国家所有。从那以来，伯利恒钢铁公司逐步把这座矿山搬到美国，干劲之大足以使人担忧十五年后巴西将没有足量的锰矿供应本国的钢铁工业。此外，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投资开矿的每一百美元中，有八十八美元是巴西政府殷勤提供的，即以“开发该地区”为名的免税。丧失米纳斯吉拉斯的黄金的教训显然没有起任何作用。诗人曼努埃尔·班迪耶拉（ManuelBandeira）写道：“白色的金子／黑色的金子／腐烂的金子。”巴西今天仍然无偿把发展本国的自然资源交给别人。年，玻利维亚独裁者雷内·巴里恩托斯（RenéBarrientos）上台。他多次屠杀矿工，把马蒂尔德矿山（minaMatilde）开采权让给菲利普兄弟公司。这个矿山有铅矿、银矿以及丰富的锌矿，锌矿品位是美国锌矿的十二倍。菲利普兄弟公司获准把锌矿石运往该公司在国外的冶炼厂提炼，只需向玻政府交付锌矿出售价格的1.5％即可。在秘鲁，年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FernandoBelaúndeTerry）总统屈尊同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签署了一项协定，但协定的第十一页神秘丢失；于是，贝拉科斯·阿尔瓦拉多（VelascoAlvarado）将军推翻特里总统，夺取政权，把美孚公司的油井和炼油厂全部收归国有。可以说，委内瑞拉是美孚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的大油田，美国在拉美的最大军事基地就设在该国。阿根廷走马灯似的政变，都是在每次油田拍卖招标前后发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左派力量获得大选胜利之前，五角大楼向智利提供的不成比例的军事援助绝非与铜矿毫不相干；至年间，美国的铜储量下降60％多。年，切·格瓦拉在哈瓦那的办公室告诉我，巴蒂斯塔的古巴不仅仅有蔗糖。他认为，古巴丰富的镍、锰矿藏，最能说明帝国主义为什么对古巴革命怀有刻骨仇恨。在那次谈话以后，美国的镍储量下降三分之一。古巴把美国镍铬矿业公司收归国有；约翰逊（Johnson）总统威胁法国的冶金企业，如果购买古巴镍矿，就查封它们发往美国的货物。矿产同圭亚那（Guayana）社会主义者切迪·贾根（CheddiJagan）政府的垮台也有很多牵连。年年末，切迪·贾根在当时英属圭亚那获得多数选票。今天的圭亚那的铝土矿生产占世界第四位，在拉美锰生产国中也居第三位。中央情报局对贾根的垮台起了决定性作用。阿诺德·赞德（ArnoldZander）是那次为否认贾根的选举胜利而罢工的最高领导人。他在事后公开承认，他的工会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个基金会提供的大量美元。圭亚那新政权保证美国铝矿业公司在圭亚那不会有危险，也就是说，公司不必惊慌失措，可以继续开采铝土矿，并仍按年的价格购进，尽管年后铝价已经翻了几番。铝矿买卖不再有危险。阿肯色州的铝土矿价格是圭亚那的两倍。美国本土的铝土矿虽然很少，但它使用别人的廉价原料生产的铝却占世界铝总产量的几乎一半。对美国军事实力有重要价值的战略性矿产大部分都要依靠国外。对此，马格多夫说道：“今天，喷气发动机、煤气轮机和核反应堆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对只能在国外获得的原料的需求。”为了维持其核军事实力，美国迫切需要必不可少的战略性矿产，这种需要同美国在巴西亚马孙地区大量购买土地一事有明显联系。美国通常采用欺诈手段购买这些土地。年代，众多美国公司在职业冒险家和走私分子的带领下，疯狂涌向这片巨大的热带雨林。在此之前，根据年签订的协定，美国空军的飞机飞越并拍摄了整个地区。这些飞机使用闪烁计数器，通过发射不同强度的光波来勘察放射性矿床；使用电子地磁仪，通过x光探测有色金属矿富矿层；还使用可以发现和测量铁矿的地磁仪。全面勘测隐藏在亚马孙地区的财富的有关资料和照片，都被送到与之有利益关系的私人企业手中。勘测工作应归功于美国政府地质测绘所提供的良好服务。在这片幅员广阔的地区，已经查明的矿藏有金、银、金刚石、石膏石、赤铁矿、磁铁矿、钽、钛、钍、铀、石英、铜、锰、铅、硫酸盐、钾盐、铁矾土、锌、锆、铬和汞。从马托格罗索州的原始热带雨林到戈亚斯州（Goiás）南部的莽莽平原，空间如此之开阔，以至《时代》杂志拉美版年最后一期信口胡言，说可以同时看见光辉灿烂的太阳和六种不同的暴风雨闪电。美国政府提供免税和其他诱人的条件，以吸引人来开垦这个奇妙的原始世界的处女地。据《时代》杂志称，年前，外国资本家以每英亩七美分的价格买下一大片土地，面积超过康涅狄格州、罗德岛、特拉华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之和。巴西政府的亚马孙开发署主任常说：“我们应该为外国投资敞开大门，因为我们需要的比我们能够得到的要多。”为了给美国飞机的航空摄影勘测辩护，巴西政府事先就宣布缺乏资金。这在拉美是正常现象：总是以资金贫乏为名行出卖资源之实。巴西国会进行了一次相关调查，最终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报告列举了两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出售或强占的事实。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据调查委员会的看法，它简直“呈条带状态，把亚马孙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调查报告把“秘密开发有很高价值的矿产”列为美国极力要在巴西境内开辟一条新边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报告收集了陆军部办公室的证词，强调“美国政府希望能控制大片土地以备今后使用，或开发矿产，特别是放射性矿物，或作为定向殖民的基础”。国家安全委员会断言：“外国人已经占有的或正在占有的地区，正是由外国人对当地巴西妇女做绝育手术的地区，这不能不令人怀疑。”的确，据《晨邮报》报道：“以美国新教为主的二十多个外国传教士团正在占领亚马孙地区，定点于蕴藏着富饶的放射性矿、黄金和金刚石的地方……他们大批分发各种避孕工具，如避孕环等，教变成天主教徒的印第安人英语……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四周有武装人员警戒，任何人不得入内。”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地球上所有适于人居住的荒无人烟的地区中，亚马孙地区是面积最大的。在这空旷无人的大片地区控制生育，就是为了避免同寥寥无几的巴西人进行人口竞赛，而这些人一直在这片雨林或无际的旷野的遥远角落里生活和繁衍后代。里奥格兰迪诺·克鲁埃尔（RiograndinoKruel）将军在国会调查委员会面前肯定，“含钍和铀的原料走私量达到一百万吨的天文数字”。在此之前，即年9月，任联邦警察局长的克鲁埃尔揭露了美国一领事对公开审理四名美国公民一案进行的“不适当的和有步骤的干涉”。这四名美国人被指控为走私巴西的原子能矿物原料。克鲁埃尔认为，他们私带四十吨放射性矿物，足以给他们定刑。没多久，四名走私犯中的三人神秘地逃离巴西。虽然矿物走私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情况日益严重。仅未经加工的金刚石秘密外运一项，巴西每年就要损失一亿多美元。实际上，走私只在一定程度上才是非干不可的，因为合法的租让权就能使巴西最宝贵的自然财富轻而易举地被攫取。这类事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一例。位于阿拉萨（Araxá）的世界最大的铌矿，就属于纽约铌矿公司的一个子公司。从铌矿中可提取几种金属。这些金属有很强的耐热性，可以用来制造核反应堆，火箭和宇宙飞船，卫星或喷气式飞机。该公司在开采铌矿的同时，也顺带采掘大量钽、钍、铀、烧绿石以及其他高品位的稀土矿。德国化学家击败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者硝石的兴衰史雄辩地证明，拉美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时来运转只是过眼烟云，福星的照耀总是转瞬即逝，灾难的阴云却总是凝聚不散。19世纪中叶，马尔萨斯不祥的预言在旧大陆上空徘徊。那时，欧洲人口急剧增长，而土地的肥力业已耗尽，不进行土壤改良，粮食生产就不可能以同等的比例增长。英国人通过化验，发现海鸟粪具有肥料的性能。从年起，秘鲁沿海的海鸟粪就开始大规模出口。秘鲁近海的水域中有大量鱼类，那些靠鱼类为生的鲣鸟和海鸥从远古时代起就栖身于沿海大大小小的岛屿上，在那里留下的粪便堆积成山。这些粪便含有丰富的氮、氨、磷酸盐和盐碱。由于秘鲁沿海地区终年无雨，这些海鸟粪的质量没有丝毫变化。然而，海鸟粪打入国际市场后不久，农业化学家就发现，硝石含的养分更为丰富，到年，用硝石当肥料的做法在欧洲农村已十分普遍。旧大陆因水土流失，地力早已耗尽，施了肥的麦田贪婪地从硝石中汲取硝酸钠养分。这些硝石最初由秘鲁塔拉帕卡大区（Tarapacá）的硝石矿供应，后来又由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的硝石矿供应。硝石和海鸟粪就蕴藏在太平洋的海岸，“对寻找它们的船只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欧洲饥荒的幽灵就这样被赶走了。利马寡头集团的骄奢淫逸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依然故我，无所顾忌地中饱私囊，在用意大利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宫殿和陵墓中积累着象征他们权力的财富。这些宫殿和陵墓就矗立在首都的一片沙地上。过去，利马的大家族靠着波托西的银子发迹，现在，他们又靠鸟的粪便和硝石场里那些白得耀眼的石块为生。秘鲁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国家，实际上英国早已取代了西班牙的角色。马里亚特吉在一篇论文中写道：“秘鲁觉得自己很富有，政府在使用贷款时不是量入为出，而是在生活上挥霍无度，把秘鲁的前途整个抵押给了英国的金融机构。”据罗梅罗统计，到年，政府的开支和债务已远远超过进口的收入。秘鲁用未开采的海鸟粪作英国贷款的押金，而欧洲又在海鸟粪价格上玩弄花招。海鸟粪出口商掠夺式的经营方式给秘鲁带来了灾难，几千年来在海岛上自然堆积起来的海鸟粪，只几年的工夫就贱卖殆尽。据贝穆德斯书中记载，与此同时，在硝石产区，工人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他们全家人住一间破旧的房屋，房子只比人略高一点，墙壁是用石块和石子泥巴土坯砌起来的”。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省没过多久也开采起硝石来，但是，这个生意不是玻利维亚做的，而是秘鲁做的。其实，更准确地说，经营权是属于智利的。当玻利维亚政府试图向其领土上的硝石矿征税时，智利军队派出几营的兵力占领安托法加斯塔省，并从此驻扎。在此之前，安托法加斯塔省的这片沙漠地带一直在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三个具有潜在冲突的国家之间充当着缓冲区的角色，然而硝石却在那里引起战争。这场太平洋战争于年爆发，年才结束。智利军队在年已占领秘鲁产硝地区的帕蒂约斯港（Patillos）、伊基克港（Iquique）、比萨瓜港（Pisagua）和胡宁港（Junín），最后又胜利进驻利马，进驻的第二天卡亚俄（Callao）要塞就投降了。秘鲁失败后，大片领土被侵占，大量财富遭掠夺，民族经济失掉两大资源，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货币贬值，国外贷款对秘鲁关上了大门。但是，正如马里亚特吉所指出的，经济虽然崩溃，过去的阴影并未因此而消失；殖民地经济虽然失去了生存的支柱，其结构却完整地保存下来。玻利维亚呢？它甚至没有发现自己在战争中失去了什么，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铜矿丘基卡马塔矿（MinadeChuquicamata）恰恰就在现属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省内。那么，战争的胜利者又得到了什么呢？年，硝石和碘的收入占智利国家收入的5％。十年之后，仅被征服地区硝酸盐的出口收入就占到智利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一时期，英国在智利的投资增加两倍还要多，硝石产区变成了英国人的大工厂。可他们把硝石矿搞到手花的钱并不多。秘鲁政府年征用这些硝石矿时付的是债券。五年之后由于爆发战争，债券价格跌至原来的十分之一。约翰·托马斯·诺斯和他的合伙人罗伯特·哈维这些胆大的冒险家就抓住了这一时机。他们趁智利人、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鏖战于疆场之机，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银行（BancodeValparaíso）和其他银行痛痛快快借给他们的贷款买下硝石矿的债券。士兵们在为这些英国人打仗，但他们浑然不知。诺斯、哈维、英格利斯、詹姆斯、布什、罗伯逊和其他勤奋的企业家所付出的代价很快就被智利政府弥补上了。年，智利政府决定把硝石矿归还给其合法的主人。这时，硝石矿的债券已有一半握在巫师一般的英国投机商手里，他们没用一个便士就把这些硝石矿占为己有。年代初，智利对英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从英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将近一半。智利在贸易上依赖英国的程度比当时的印度还要深。智利通过战争垄断了世界的硝石，但硝石之王还是约翰·托马斯·诺斯。硝石矿债券中有40％的利息都由他的一家名叫利物浦硝酸盐公司的企业支付。诺斯年在瓦尔帕莱索上岸时，他身上那件污秽不堪的旧西装口袋里只有十个英镑。可三十年后，他在伦敦自己那座豪华宅第里款待的都是亲王、公爵、名声显赫的政治家和大企业家一类的人物。诺斯给自己封了一个上校的头衔，还加入保守党和肯特的共济会教派，这是像他这样血统高贵的绅士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尔切斯特勋爵、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斯托克波尔侯爵等都赏脸来参加他举办的奢华舞会。舞会上他化装成亨利八世跳舞。与此同时，在他那遥远的硝石王国里，智利工人星期天也不能休息，每天劳动长达十六小时。他们的工资用代金牌支付，而在企业开的杂货店里买东西时，代金牌的面值几乎只等于原价的一半。拉米雷斯·涅科切阿写道，在到年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JoséManuelBalmaceda）总统执政期间，智利政府推行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在巴尔马塞达的推动下，智利建立起一些新的工业部门，进行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设，改革教育，采取措施打破英国企业对塔拉帕卡大区铁路的垄断，并从德国借款。这是智利在整个19世纪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是从英国借款。年，巴尔马塞达宣布要把硝石产区收归国有，建立起智利自己的硝石开采企业，并拒绝把属于国家所有的硝石矿出售给英国人。三年之后，智利爆发内战，诺斯和他的同伙为反叛者提供了大量资助。英国的战舰封锁了智利的海岸，伦敦的报纸对巴尔马塞达破口大骂，称他是“最残暴的独裁者”“嗜血成性的暴君”。巴尔马塞达被打败了，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英国大使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这里的英国人都不掩饰他们对巴尔马塞达失败所感到的喜悦之情。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巴尔马塞达得胜，英国的贸易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内战结束后，智利政府在公路、铁路、垦殖等公共工程以及教育方面的投资马上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英国企业的地盘却不断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智利三分之二的国民收入靠硝酸盐出口，不过，那时硝石开采的面积已比以前大，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硝石矿也比以前增多。硝酸盐带来的繁荣并没有促进智利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多样化，恰恰相反，加重了其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智利有如英国经济的附属，它虽是向欧洲市场提供肥料的最主要国家，却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正在这时候，一位德国化学家用他的实验结果击败了几年前在战场上得胜的将军。他改进哈伯—博施（Haber-Bosch）的生产过程，用凝固空气中氮分子的方法生产出硝酸盐，使硝石从此一蹶不振，智利经济元气大伤。硝石的危机就是整个国家的危机，对智利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因为智利经济靠的是硝石，也以硝石为中心而运转。可是，硝石却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塔马鲁卡尔（Tamarugal）荒原土地龟裂，大地反射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在那里，我目睹了塔拉帕卡硝石矿衰败的景象。在硝石开采的鼎盛时期，这里曾有过一百二十家硝石办事处，现在只剩一家没有关门。荒原上缺水，也没有蛀虫，因此不仅机器被当作废铁卖掉，最高级住宅中俄勒冈的松木地板、锌板，甚至连能够使用的螺栓和钉子也统统被卖掉。一些专门从事拆卸房屋的工人应运而生，他们是在这片衰落的或者说被遗弃的大荒原上唯一能够找到工作的人。在那里我看到瓦砾和深坑比比皆是，一个又一个村镇无人居住，硝酸盐铁路公司的铁路废弃不用，有线电报已经沉默，硝石办事处的房屋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然散架，墓地里的十字架在夜间遭冷风侵袭，在挖过硝石的大坑边，废石子堆成的山闪烁着白光。一些留在那里的当地人告诉我：“这里曾遍地是金钱，谁都认为这一切永远不会结束。”他们认为同现在相比，过去就像是天堂。年工人还没有星期日休息的权利，是后来工会通过拼死斗争才争取到的，可是就连那时的星期日在这些当地人的回忆里也熠熠生辉。一位高龄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在硝石产区，每个星期日对我们来说都像国庆，我们每星期都过一次‘九一八’。”伊基克港是智利最大的硝石运输港口，曾获得官方颁发的“一级港口”奖。那里的工人不止一次遭到屠杀，然而欧洲最优秀的歌剧演唱家到智利时，却总是先去伊基克市美好年代风格的剧院演唱，然后才去圣地亚哥。啮噬智利的铜齿没过多久，铜取代硝石成为智利经济的主要支柱，与此同时，英国的霸主地位也让位于美国。年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在智利的投资就已达到四亿多美元，这些钱几乎全部用来开采和运输铜矿。人民团结阵线年取得大选胜利之前，智利最大的几个铜矿一直掌握在安纳康达铜矿公司（AnacondaCopperMiningCo.）和肯奈科特铜矿公司（KennecottCopperCo.）手里。这两家公司关系密切，同属一个国际康采恩。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们从智利汇回总公司的钱就达四十亿美元，这大量的血是以各种名义抽走的。根据这两个公司夸大了的数字，它们在智利的总投资也不超过八亿美元，而这些钱几乎全是它们在智利攫取到的利润。随着铜产量的增加，智利外流的资本愈来愈多，最后一段时间每年竟超过一亿美元。那时，铜矿的主人就是智利的主人。年12月21日，星期一，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总统府的阳台上向一群情绪高昂的听众发表讲话。他宣布刚刚签署了宪法改革草案，以便将丰富的矿产资源收归国有。他说，年安纳康达铜矿公司在智利的利润达七千九百万美元，占它在全世界利润总额的80％。然而，它在智利的投资还不及它在国外总投资的六分之一。右翼在年大选中发起的细菌战是一场有预谋的宣传运动，目的是散布恐怖气氛，阻止左翼实施早已宣布的计划，即对铜矿实行国有化和进行其他结构性改革的计划。同前几次大选一样，这次宣传也是紧锣密鼓。报纸上登出苏联重型坦克在拉莫内达总统府前行驶的图片；圣地亚哥的墙壁上到处贴着大胡子游击队员把无辜青年拖向死亡的照片；每一家的门铃都被按响，总有一位女士上前说明来意：“您有四个孩子？两个将去苏联，两个将去古巴。”然而这一切宣传都是徒劳。铜“穿上了斗篷，打上了马刺”，阿连德总统宣布，铜矿重归智利所有。美国当时尽管陷入东南亚战争的泥潭，但也没费心思掩饰官方对安第斯山南麓事态发展的不悦。可是，智利距美国遥远，美国不可能派海军陆战队快速出兵，而且阿连德毕竟是总统，美国表面上鼓吹的代议制民主的所有要求他都符合。帝国主义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危机周期的最初阶段，这个周期存在的迹象在经济上已是显而易见。美国为充当世界警察要付出愈来愈高的代价，这个角色亦愈来愈难以扮演。那么，价格之战的效果怎么样呢？智利的铜现在已销往好几个国家，并且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开辟广阔的新市场。智利准备收回铜矿，而美国是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对其销售实行封锁的。然而，十二年前古巴蔗糖的境况却非常不同，因为古巴蔗糖以前全部销往美国，全部依赖美国市场的价格。年埃·弗雷依在大选中获胜后，铜的行情马上看涨，紧张状况明显缓和。年阿连德大选获胜后，本就一直下跌的铜价进一步跌落。铜价一般来讲总是大幅度上下波动，然而前几年却一直很高，加之对铜的需求又超过供给，这种短缺状况使铜价没有跌得很低。现在尽管铝作为电导体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铜，但依然需要铜，而且现在还没有找到更便宜、更有效的代用品，不能把铜从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中排除出去，它仍然是炸药厂、黄铜厂和电线厂的主要原料。智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其储量占世界目前已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一。这些铜矿全都分布在安第斯山麓。智利的铜矿一般总含有其他金属，如黄金、白银和钼。这也促进了铜的开采。此外，对于安纳康达和肯奈科特公司来说，智利的劳动力是很便宜的，它们在智利所需成本极低，因此有足够的钱去支付在美国的高昂费用。智利铜矿以“国外开支”的形式，每年要拿出一千多万美元来维持这两家公司在纽约办事机构的运转。智利铜矿的平均工资在年时，仅仅相当于肯奈科特公司设在美国冶炼厂的基本工资的八分之一，尽管这两个地方工人的生产率水平相同。他们的生活条件过去和现在都大相径庭。智利的矿工一般集中住在狭小、肮脏的工棚里，他们的妻儿老小另外住在郊外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外国职员自然不同矿工住在一起，在大的矿山里，他们拥有自己的天地。在那些国中之国里，通行的只有英语，甚至还有专门为这些人出版的报纸。随着美国公司在智利开采铜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水平也在逐步上升。从年到现在，铜产量增加了五成，但矿山使用的工人却减少了三分之一。铜矿一旦实现国有化，智利已无法忍受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变，铜矿就不会重蹈过去硝石先是被掠夺、后又遭冷落的覆辙。美国公司向智利政府上缴的税款，根本不足以弥补矿产资源无可挽回的消耗，因为这些资源是自然形成的，不可再生。而且自年建立税率随产量增加而递减的赋税制度，以及弗雷依政府对铜矿实行“智利化”后，美国公司上缴的税款相对来说还有所减少。年，弗雷依把国家变成肯奈科特公司的合伙人，他新建了一个对美国公司极为有利的赋税制度，使它们的利润几乎提高了两倍。根据这个新的制度，智利按每磅铜二十九美分的平均价格征税。实际上，由于国际需求旺盛，价格已提到七十美分。虚假价格和实际价格所应上缴的税额不同，这之间的差额使智利少得到很多美元。这一点就连基督教民主党选出的候选人、准备接替弗雷依担任下届总统的拉多米洛·多米克（DemocraciaCristiana）也不得不承认。年，弗雷依政府同安纳康达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每隔半年分期购进该公司51%的股票，公司还附加了十分苛刻的条件。这件事酿成一桩新的政治丑闻，进一步加速了左翼力量的增长。据报纸披露，安纳康达公司董事长事先已告知智利总统：“阁下，资本家是否保存财产不是凭感情，而是取决于是否有利可图。通常，一个家庭会保存一个祖辈使用过的衣柜。可我们的企业没有祖宗，安纳康达公司可以把它的全部财产都卖掉，只要价钱有利就行。”井上和井下的锡矿工人近一个世纪以前，有个饿得半死的男人登上满目凄凉的玻利维亚高原，在石头上凿眼，引爆炸药。当他走上前拾起被炸碎的石块时，竟被晃得睁不开眼。那捧在他手中闪闪发光的石块，来自世界上最富的锡矿层。第二天凌晨，他骑马来到瓦努尼（Huanuni）。样品化验的结果证实了这些石块的价值，而且这些锡矿可以直接从矿山运到港口，不需要进行任何浓缩处理。此公于是摇身一变，当上锡王。当他去世时，《财富》杂志断言，他是世界上十个最富有的富豪之一。他的名字就是西蒙·帕蒂尼奥（SimónPati?o）。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身在欧洲，却一直左右着玻利维亚总统和部长们的上台与倒台；他有意让工人挨饿，策划屠杀工人的行动；他在各行各业投资，增加个人的财富。玻利维亚成了为他效劳的国家。年4月爆发英勇的革命斗争后，玻利维亚对锡矿实行国有化。但昔日的富矿这时已变成贫矿。在帕蒂尼奥当年发现过富矿脉的胡安·德尔瓦耶山（JuandelValle）里，锡矿石的品位如今比以前下降了一百二十倍。现在从每月采掘的十五万六千吨矿石中，只能提炼出四百吨锡。井下的坑道以公里计算，总长度为矿山至拉巴斯市距离的三倍。胡安·德尔瓦耶山已变成蚂蚁窝，里面有无数坑道、巷道、通道和烟囱纵横交错，这座山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空壳，它的高度每年都要减少一点，缓慢的塌落把山峰逐渐变成空架子。从远处望去，山峰犹如一个龋齿。几乎被帕蒂尼奥采掘一空的锡矿收归国有后，他的儿子安第诺·帕蒂尼奥（AntenorPati?o）不仅拿到一大笔赔款，而且继续控制已属国家所有锡的价格和命运。他在欧洲不住地微笑。锡矿实现国有化很多年后，社交专栏仍然认为“帕蒂尼奥先生是笑容可掬的玻利维亚锡王”。这是因为作为年革命成果的国有化，并没有改变玻利维亚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玻利维亚继续出口锡矿石，几乎所有锡的提炼仍然是由属于帕蒂尼奥的威廉斯·哈维公司（WilliamsHarveyandCo.）利物浦冶炼厂经营。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原料，仅仅将其生产地收归国有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即使成了其地下资源名义上的主人，仍然可能像从前一样不掌握支配权。玻利维亚有史以来只出产过锡矿石和精雕细琢的演说。在那里，华丽的辞藻铺天盖地，贫困的景象比比皆是。虚假做作的作家和身着燕尾服的博士从来就是在替那些死有余辜的人开脱罪责。现在十个玻利维亚人中仍有六个是文盲，一半的儿童没有上学。直到年，玻利维亚才有了一家自己的炼锡厂投产，这家设在奥鲁罗的民族企业是经历了一段充满叛逆、破坏、阴谋和血腥的漫长历史后才建立起来的。玻利维亚虽然在此之前一直不能自己生产锡锭，可是，它却有八个法律系，专门培养敲诈印第安人的吸血鬼。传说一个世纪前，英国大使因拒绝喝下一碗奇恰酒，独裁者马里亚诺·梅加雷霍（MarianoMelgarejo）就惩罚他，强迫他喝下整整一大桶巧克力，并让他倒骑着驴在拉巴斯的主要街道上游街，最后又把他赶回伦敦。据说维多利亚女王当时勃然大怒，她命人拿来一张南美洲地图，用粉笔在玻利维亚上画了个叉，斩钉截铁地说：“玻利维亚不存在了。”的确，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玻利维亚当时不存在，后来也没有存在过。富国先是把玻利维亚的白银抢掠一空，后又掠夺锡，这对它们来说不过是在行使其天然的权利。罐头盒同有鹰的国徽和苹果馅饼一样，说到底也是美国的象征。然而，罐头盒不仅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也是20世纪锡矿或称瓦努尼锡矿中矽肺病的象征。但这一点却鲜为人知。洋铁皮是含锡的。玻利维亚矿工去世时肺部全部腐烂，这样，世界就可以消费低价锡。锡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由很少几个人操纵着。玻利维亚矿工的艰苦生活对于罐头消费者或操纵股票交易所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世界上冶炼的锡大部分是由美国人购买的。他们为了把锡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每隔一段时间就扬言要把大量的矿石存货投入市场。这些矿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大大低于市价的所谓“有益于民主”的价格购进的。根据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资料统计，美国公民消费的肉类和奶类是玻利维亚人的五倍，禽蛋消费是二十倍。而玻利维亚矿工的消费又远远低于玻利维亚全国低下的平均水准。在卡塔维（Catavi）墓地，盲人为得到一个硬币而给死去的人祈祷。在成年人灰暗的墓碑群中，数不清的白色十字架竖立在一个个小小的坟墓上，惨不忍睹。在矿山出生的孩子，两个中有一个睁开眼不久就会死去，另一个活下来的长大后肯定要当矿工，而且不到三十五岁肺就会烂掉。卡塔维墓地随时都有可能坍塌，人们在坟墓下面挖掘了无数条坑道，洞口都很狭小，像兔鼠一样钻进去采矿的人只能依次通过。经过多年堆积，堆废矿石的空地上出现新的锡矿层。成堆的废料一次又一次倾倒在那里，形成灰色的小山。灰色的锡矿石和周围灰蒙蒙的景色连成一片。在亚亚瓜（Llallagua），失业者常常钻进奇恰酒店借酒浇愁，一醉方休。当瓢泼大雨从临近云彩上倾泻下来时，人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弯着腰，沿着土路边拾拣那些被雨水冲过来的锡矿石，边估量它们的品位。在那里，锡是用洋铁皮铸成的上帝，它无所不在，统治着所有人以及一切事物。不仅帕蒂尼奥最初开采的那座山里有锡，就连矿工宿地用土坯砌成的墙上也有锡，这从墙上锡石发出的黑光就可以看出。此外，冲卷矿渣的黄色淤泥含锡，从山上流下的水受到污染，也含有锡。无论是在土地里还是石头里，在地上还是地下，也无论是在塞可河（RíoSeco）河床的沙子里还是石子里，都可以找到锡。这海拔近四千公尺的荒凉多石的土地是一片不毛之地，在那里，无论什么东西，颜色都像锡一样灰暗，连人也不例外。人们顽强地忍受着被迫忍受的饥饿，不知道什么是好日子。他们的宿地拥挤不堪，每家只有一间屋子。地面是土，墙壁有裂缝，凛冽的寒风长驱直入。据一所大学有关科尔基里矿山（MinadeColquiri）的报告披露，被调查过的男性青年，十个人中就有六个同姊妹睡在一张床上。报告还写道：“许多父母因性交被子女看到而十分恼怒。”那里没有厕所，便池就是一些公用的小棚子，里面淌满了粪便，苍蝇成群。人们宁可到露天的灰堆上解手，那里虽然垃圾和粪便成堆，猪撒欢地拱来拱去，但至少是通风的。供水设备也是集体使用。等到来水的时候，就要赶快排队，用汽油罐或水罐从公用水池里汲水。那里的人食品不足，吃得也很差。食品主要有土豆、通心粉、大米、淀粉、玉米面，还有少量肉干。我们下到胡安·德尔巴耶山最深的坑道里。催促第一班矿工上班的刺耳汽笛声几小时前就已在矿工宿地鸣叫。我们走过一条又一条坑道，既经受了热带的高温，也领略到极地的寒冷。我们走了几个小时，一路上都是有毒的空气。呼吸着这种湿度很高又布满瓦斯、灰尘和烟雾的恶浊空气，我才体会到，为什么矿工在短短几年里就会丧失嗅觉和味觉。所有矿工干活时都咀嚼带灰的古柯叶，这样做也会导致身体状况恶化。众所周知，古柯叶可以消除饥饿感和疲劳感，其后果却是使人的机体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报警系统逐渐失灵。然而最糟糕的还是尘埃。工人的安全帽在黑暗的坑道里发出亮光，小光圈在坑道里上下飞舞。随着工人脚步的移动，亮光照出一道道密密麻麻白色的灰尘。这就是无情的硅尘。致命的硅尘一经吸进肺部，就会一点点吞噬矿工的生命。进矿的第二年，矿工就开始出现症状，用不了十年，他们就会进入坟墓。矿井里使用的是瑞典造的最新式风钻机，然而通风设备和劳动条件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善。在地面上，那些个体劳动者完全像一百年前一样，用钎子和十二磅重的沉甸甸的石匠锤凿石头，用石磨、筛子和箩在矿山的平地上筛选矿砂。他们像牲口似的干活，挣的钱少得可怜。但他们中很多人至少有在露天干活的优越条件，而井下的工人就像是已被判处死刑、将要窒息而死又没有上诉权的囚徒一样。凿岩机的轰响声已经停止，工人们放下手里的活，我们也在等着装在二十多处炮眼里的雷管和炸药爆炸。在矿井里，常出现人应声倒毙的现象。把炸药爆炸的次数数错，某个导火线烧完的时间超过应有的限度，或者一块石头松动掉下来砸在头上，都会致人死命。在机枪的扫射下，人也会应声倒毙。矿山发生过许多次大屠杀，最近一次是在年圣胡安日那天夜里。凌晨时分，士兵们占领了山冈的要地，他们单腿跪下，向被节日篝火映红的工人宿地射去一梭梭子弹。然而，在矿山上，死亡一般是缓慢地、不知不觉到来的。吐血、咳嗽、背上像铅压似的沉重感、严重的胸闷，这些都是死之将来的征兆。体检确诊后，接下来就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官僚公文旅行。患病的矿工必须在三个月期限内离开自己在矿山的住所。凿岩机的轰鸣声已停下来，再过一会儿，那段滑溜溜、形状如蛇的咖啡色矿脉就会被炸开。我们利用这段空隙时间说了几句话。每个矿工嘴里都含着古柯叶，把腮帮子撑得鼓鼓的，淡绿色的古柯汁顺着嘴角流淌。一个矿工从坑道的铁轨中间匆忙走过，把烂泥踩得四溅。“这是个新来的，”有人告诉我，“看见了吗？他穿着那条军裤，配上黄色的毛背心，看上去多么年轻。这个人刚来不久，干活很卖劲。他现在还很能干，身体还没感觉到呢。”那些技术官僚和行政官僚不会死于矽肺病，但他们要靠矽肺病为生。玻利维亚矿业公司总经理挣的工资比矿工多一百倍。在亚亚瓜地区的边上有一条河，从河边那座向河中央倾斜的陡峭悬崖上，可以看到玛利亚·芭尔索拉大草原（PampadeMaríaBarzola）。这个草原以此命名是为了纪念三十年前牺牲的一位工人女战士。在一次示威活动中，她举着玻利维亚国旗走在队伍前列，遭到机枪的扫射。子弹像针一样把旗子缝在她的身上。在玛利亚·芭尔索拉大草原的另一边，可以看到全玻利维亚最好的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是供卡塔维矿上的工程师和主要行政人员享用的。独裁者雷内·巴里恩托斯年曾把矿工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又减少一半，同时给地位显赫的技术和行政人员增加报酬。至于最高层的技术行政人员的工资，那是保密的。不仅保密，而且是以美元支付。矿上有一个咨询小组，享有无限权力，成员都是来自泛美开发银行、争取进步联盟和外国债权银行的技术人员。玻利维亚要根据他们的建议去经营已实现国有化的矿山。玻利维亚矿业公司已成为国中之国，它今天这种状况对于任何部门实现国有化都起到活的反面教材的作用。老寡头集团的权力已被成员众多的“新阶级”的权力所取代，这个新阶级把主要精力用于从内部破坏国家的矿业生产。那些工程师不仅给建立国家冶炼厂的所有方案和计划的实施设置障碍，还千方百计把国有矿山限制在帕蒂尼奥、阿拉马约和霍赫希尔德开采过的老矿床的范围，这些老矿床即将枯竭。年底至年4月间，巴里恩托斯将军把玻利维亚的地下资源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资本集团，这一行为得到所有技术人员和经理的公开支持。塞尔希奥·阿尔马拉斯在他的一本书中，讲述了把废锡矿石让给国际矿产加工公司的来龙去脉。这家名声显赫的公司公布的资产只有五千美元，但签订的租让合同却使它赚取九亿多美元。啮噬巴西的铁齿美国从巴西或委内瑞拉进口的铁矿砂比在本国开采的还要便宜，但美国拼命占领他国铁矿的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抢占或控制国境线以外的铁矿与其说是为做生意，莫若说是国家安全使然。美国的地下资源即将枯竭，这是有目共睹的。没有铁矿石，就无法炼钢，而美国85％的工业品都或多或少地含有钢。年，加拿大一减少供给美国的铁砂，美国就马上增加从拉美的进口。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山（CerroBolivar）的铁矿石品位很高，美国钢铁公司把从那里采掘出来的铁矿直接装进轮船的货舱，运往美国。山的两侧可以看到推土机挖出的大深坑。按照美国钢铁公司的估算，这里蕴藏着价值近八十亿美元的铁矿。仅年一年，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分得的利润就占它们在委内瑞拉铁矿业投资额的30％多，这一年分下去的红利又相当于年以后十年中它们向委内瑞拉国库缴纳税款的总额。因为这两家公司是把铁矿石卖给它们在美国的炼钢厂，所以对保护其价格没有丝毫兴趣，相反，这种原料越便宜，对它们越有利。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年至年间直线下跌，此后几年相对稳定，目前仍处于稳定状态。与此同时，钢材的价格却不断上涨。钢由世界上富有的中心国家冶炼，而铁矿石是在贫穷的边缘国家里开采出来的；炼钢厂支付的工资培养出“工人贵族”，而铁矿厂的日工资仅够维持生存。大约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地质学大会收集并散发了一些材料。美国商人通过这些材料才第一次了解到，一些国家的地下宝藏是何等丰富，其中对他们最有诱惑力的国家，恐怕要数巴西。很多年后，也就是在年，美国驻巴西使馆增设了一个新的职务，即矿业参赞。从一开始，矿业参赞的工作量同武官或文化参赞的工作量就至少是持平的。结果，使馆很快任命了两个矿业参赞。不久后，伯利恒钢铁公司从杜特拉政府那里得到品位很高的阿马帕锰矿。年，巴西同美国签署一项军事条约，该条约禁止巴西把像铁矿砂这样具有战略价值的原料卖给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赫图利奥·瓦加斯总统不幸倒台的一个原因，他违反条约强加给巴西的禁令，在年至年间，把铁矿石卖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价格比美国支付的要高。年，汉纳矿业公司用六百万美元买下英国圣约翰矿业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圣约翰公司早在巴西帝国时代就开采米纳斯吉拉斯的黄金，开采范围是帕拉奥贝瓦山谷（ValledeParaopeba），那里铁矿储藏量占世界第一，估价为两千亿美元。按照杜阿尔特·佩雷拉在其有关著作中列举的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规定，这家英国公司根本不具备合法权利来开发这笔巨大的财富，汉纳矿业公司也不具备这种权利。但是，人们事后才了解到，当时进行了20世纪最大的一笔交易。汉纳矿业公司董事长乔治·汉弗莱（GeorgeHumphrey）其时也是美国政府的要员，担任财政部长和进出口银行行长，这是个国家银行，负责资助外贸活动。圣约翰公司曾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但直到汉纳矿业公司占有它后，它才得到这笔借款。从那以后，巴西历届政府都受到极大压力。汉纳矿业公司的董事、律师或顾问，如卢卡斯·洛佩斯（LucasLopes）、何塞·路易斯·布良斯·佩德雷伊拉（JoséLuizBulh?esPedreira）、罗伯托·坎波斯（RobertoCampos）、马里奥·德·席尔瓦·平托（MáriodaSilvaPinto）、奥塔维奥·戈维亚·德·布良斯（OtávioGouveiadeBulh?es）等人，当时都是巴西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在后来几届政府中，他们继续担任部长、大使或局长的职务。汉纳矿业公司参谋部的成员都选得很合适。美国日益加紧对巴西的进攻，以迫使巴西承认汉纳矿业公司有权开采严格来讲属于巴西国家所有的铁矿。年8月21日，雅尼奥·夸德罗斯总统签署一项法令，取消以前非法授予汉纳矿业公司的权利，把米纳斯吉拉斯铁矿收归国有。四天之后，几个担任部长的军人逼迫夸德罗斯辞职。他在辞呈上写道：“起来反对我的是一股可怕的力量……”莱昂内尔·布里佐拉（LeonelBrizola）在阿莱格雷港领导人民起义，挫败了军人政变的企图，把夸德罗斯时期的副总统若昂·古拉特推上总统的宝座。年7月，巴西一位部长下令实施向汉纳矿业公司关死大门的法令（这个法令登在《官方日报》上时曾被删节），美国大使林肯·戈登（LincolnGordon）于是致电古拉特，强烈抗议巴西政府危害美国企业利益的企图。巴西司法机构确认夸德罗斯年签署的法令依然有效，但古拉特仍踌躇不决。与此同时，巴西着手在亚得里亚海（MarAdriático）上修建一座矿石转运港，以便向几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运送铁矿砂。巴西直接销售铁矿砂，这对于那些操纵全世界价格的大企业来说是一种不能忍受的挑战。转运港一直没有成为现实，但巴西采取了其他一些民族主义性质的措施，如阻止外国企业利润外流，这些都成为政治局势爆炸的导火索。夸德罗斯签署的那项法令犹如达摩克里斯剑仍然悬挂在汉纳钢铁公司的头顶上。年3月的最后一天，政变终于在米纳斯吉拉斯爆发，双方争执不下的铁矿也恰巧就在那里。“对于汉纳钢铁公司来说，”《财富》杂志写道，“去年春季推翻古拉特的骚乱是第一骑兵团在公司濒临绝境时向它伸出的救援之手。”以后，为汉纳矿业公司服务的人占据了巴西副总统和三个部长的职位。军事政变的当天，《华盛顿明星报》就发表了一篇至少是带有某种预言性的社论，其中写道：“巴西目前的形势可以证明，保守的军事首脑发动老式的、好而有效的军事政变，完全可以为所有美洲国家最崇高的利益服务。”在古拉特尚未辞去总统职务、人还没有离开巴西之前，林登·约翰逊就已按捺不住，他给临时担任总统的巴西议长发去一份祝他好运的电报。电文写道：“看到你们伟大国家遇到政治和经济困难，美国人民焦虑万分。巴西人民坚持在不破坏宪制和民主、不发动内战的前提下克服困难，这种坚强的意志令人深感钦佩。”政变刚过一个月零几天，一直欣喜若狂地进出于各个兵营的美国大使林肯·戈登，就在高级战事学校发表了一次演说，声称卡斯特洛·布兰科领导的成功的谋反，“完全可以和提出马歇尔计划、封锁柏林、击退共产主义在南朝鲜的进犯和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一样，作为20世纪中叶世界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机而载入史册”。政变发生前不久，美国使馆一位军职人员曾主动向谋反者许诺提供物质援助。戈登本人也曾向谋反者提示：如果他们建立一个能在圣保罗维持两天时间的自治政府，美国就会予以承认。美国的经济援助（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或者说美国给予军队和工会的援助，对左右巴西事态的发展和结束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的例证无须赘述。以卡斯特洛·布兰科为首的独裁政权上台伊始，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这些俄国作家的著作付之一炬或扔进瓜纳巴拉海湾（BaíadeGuanabara），并把无数巴西人放逐国外、投入监狱或送进坟墓。这些事做到不愿再做之后，就开始把铁矿及巴西的一切都拱手交给外国。年12月24日那一天，汉纳钢铁公司得到了它所企望的法令。这个圣诞节礼物不仅向该公司提供了平安开发帕拉奥贝瓦铁矿所需要的一切保障，还支持该公司在离里约热内卢六十海里处扩建一座自己的港口和铺设一条铁路运输铁矿的计划。年10月，汉纳钢铁公司同伯恒利钢铁公司组成康采恩，共同开发巴西租让的铁矿。这一类结合在巴西司空见惯，在美国却不能办理正式手续，因为美国的法律禁止这种结合。不知疲倦的林肯·戈登完成了他的任务，众人皆大欢喜。好戏演完，他就到巴尔的摩大学当校长去了。年4月，约翰逊经过几个月的犹豫，终于决定派约翰·塔特希尔（JohnTuthill）接替戈登的工作。他解释说，之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是因为需要派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去巴西。美国钢铁公司并不甘居落后。凭什么不邀请它去参加晚宴？没过多久，它就同巴西一家名叫淡水河谷公司（CompanhiaValedoRioDoce）的国营采矿企业进行联合，而这个名称也就基本成为它的正式代号。两家企业联合后，美国钢铁公司又表示同意它拥有的股票只占49%，于是巴西便把亚马孙地区卡拉哈斯山的铁矿租让给它。技术人员断言，即使同汉纳—伯恒利钢铁公司在米纳斯吉拉斯经营的那座世界最好的铁矿相比，这座矿山的规模也毫不逊色。巴西政府这次又像以往一样辩解，称巴西资本不够，无法只靠自己的力量去开采铁矿。石油的黑色诅咒石油和天然气不仅是当代世界运转所必需的主要燃料，也是化学工业愈来愈重要的原料和军事活动头等重要的战略材料。对于外国资本集团来说，其他任何一种磁铁都不具有“黑金子”那种吸引力，世界上也没有其他营生可以给他们带来如此丰厚的巨额利润。石油开采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垄断程度是最高的。大石油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所行使的政治权力，其他任何企业都无法企及。美孚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可以把某个人扶上国王或总统的宝座，也可以把他拉下来；资助宫廷谋反和军事政变，拥有无数的将军、部长和密探为其服务；可以左右任何一个地区和任何一个民族战争与和平的进程。美国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是资本主义世界中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除美国企业外，实力最雄厚的当数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DutchShell）。它们的分公司把原油卖给自己的附属炼油厂，提炼后再把各种燃料卖给各自的经销公司。血液转了一圈，也没有离开石油卡特尔内部的循环轨道。此外，世界七大海域中的输油管道和大部分油船也都归这家石油卡特尔所有。它操纵世界的油价，让自己少付税款，多得利润，结果原油价格的提高总是落在石油副产品价格之后。石油的状况同咖啡或肉类的状况毫无二致。富国因费神消费石油而赚的钱比穷国生产石油赚来的钱要多得多。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十比一。一桶石油提炼的副产品价值十一美元，可出口这种世界最重要原料的国家通过征收营业税和开采费只能从中得到一美元。而石油公司总公司所在的发达地区国家却可以赚到十美元，这其中包括它们自己的关税和比产油国高八倍的营业税，以及由大公司垄断的石油运输、提炼、加工及销售的成本和利润。美国生产的石油价格很高，石油工人的工资相对来说也很高。然而委内瑞拉和中东石油的价格自年起却不断下降，整个年代一直如此。例如，委内瑞拉的石油年平均每桶价值两点六五美元，可在我写这一章时，也就是年底，每桶价钱只有一点八六美元。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Caldera）政府宣布要单方面大幅度提高油价。可是，根据评论家们掌握的数字，新价格虽然可能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但无论如何不会达到年的水平。美国是世界主要产油国，同时也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有一个时期，石油公司销售的大部分原油是从美国本土开采的，那时油价一直很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变成石油纯进口国。石油卡特尔于是采取一项新的价格政策，致使石油价格不断下跌：“市场规律”被奇怪地颠倒过来：随着工厂、汽车和发电厂成倍增加，世界的石油需求量在不断增长。可是，石油价格却一再下跌。出现的另外一个悖论是，虽然石油价格在下跌，消费者购买燃料的价格却普遍上涨。原油与石油副产品的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一系列荒谬的现象其实完全是理性的产物，人们毋需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便可理解其中道理。如上所述，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买卖完全掌握在一家无所不能的石油卡特尔手中。年，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nglo-Iranian，如今改称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Petroleum］）在苏格兰北部一座云雾缭绕的城堡里，达成瓜分世界的协议，建立起这家石油卡特尔。随后，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Texaco）也陆续加入到这家卡特尔的领导核心中来。洛克菲勒于年建立美孚石油公司，年因美国实行反托拉斯的谢尔曼法（LeyShermanAntitrust），这家公司分解成三十五个大小各异的公司。目前在这个姐妹众多的美孚大家庭中，大姐当属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这家公司的石油销售额同纽约及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加在一起，占石油卡特尔目前总销售额的一半。洛克菲勒集团的石油公司规模极为庞大，美国全国各类企业从世界各地攫取的利润总额中，它们竟占到三分之一。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是典型的跨国公司，它的大部分利润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它从拉丁美洲攫取的利润超过在美国和加拿大利润的总和。在这些布拉沃河以南的国家里，利润率要高出三倍。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设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年赚取的利润，占该公司当年在各地所得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壳牌石油公司设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同一年赚取的利润，也占该公司在全世界所得利润总额的一半。这些跨国公司并不归它们经营石油的所在国所有。称其为跨国公司，简单地说，是指它们从四面八方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中心攫取大量的石油和美元。它们根本不需要输出资本，就可以扩大在海外的经营，因为从穷国攫取的利润不仅直接流到主要剪息票者居住的少数几个城市，也有一部分用来再投资，以巩固和扩大其国际经营网络。石油卡特尔本身的结构意味着要控制众多国家并对其政府进行渗透。在那些为它效劳的国家里，石油腐蚀总统或独裁者的灵魂，加重结构的畸形发展。石油卡特尔设在各国的企业有权拿铅笔在地图上勾画，决定哪些地区的石油要开采，哪些地区的要保留。生产者出售石油以及消费者购买石油的价格，也都由他们来决定。委内瑞拉和其他蕴藏石油的拉美国家一直受到外国有组织的抢劫和掠夺，石油这种天然财富成了他们政治上受奴役和世风日下的主要缘由。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石油既造福于人，也带来了不幸；既引发了卑鄙行为，也提出了挑战。古巴也曾以其他方式向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提供丰富的利润。该公司从它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CreolePetroleumCo.）购买原油，然后在古巴岛提炼和出售，价格完全是根据各个时期的情况，以如何对它最有利来决定。年10月，正当古巴革命事业蓬勃发展时，美国国务院向哈瓦那发出一份正式照会，对美国在古巴投资的前途表示担忧。当时，来自北部的“海盗”飞机已开始对古巴狂轰滥炸，两国关系已趋紧张。年1月，艾森豪威尔宣布减少古巴糖的配额。同年2月，菲德尔同苏联签订一项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古巴能以对它有利的价格用蔗糖同苏联交换石油和其他产品。可是，新泽西、壳牌和德士古的炼油厂拒绝提炼苏联的石油。于是，古巴政府在7月份接管这些炼油厂，把它们收归国有，没付任何赔偿费。在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率领下，这些企业开始对古巴实行封锁，不仅拉走了技术熟练人员，而且禁止把机器的关键零配件卖给古巴，禁止为古巴运送货物。这场冲突对古巴来说是一次事关国家主权的考验，古巴胜利地经受住考验。从此以后，它不再是美国国旗群星中的其中一颗，也不再是美孚石油公司这个世界齿轮中的一个零件。二十年以前，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也曾颁布命令，对墨西哥实行国际禁运。年至年间，石油卡特尔下令封锁墨西哥的石油出口以及为开采和提炼石油而需进口的物资，原因是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Cárdenas）总统对它们在墨西哥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纳尔逊·洛克菲勒年毕业于经济学专业，他在毕业论文中赞誉美孚石油公司的功绩。当时他飞到墨西哥，准备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但卡德纳斯没有退缩。美孚和壳牌石油公司以前曾瓜分墨西哥，北部归美孚所有，南部归壳牌统辖。在此期间，它们不仅不接受最高法院的决议，拒不执行墨西哥劳工法，而且以极快速度把有名的法哈德奥罗（FajadeOro）的石油开采一空。它们还强迫墨西哥人以高价购买本国的石油，其价格高于把同样的石油卖给美国和欧洲的价格。在出口热的驱使下，许多本来可以再开采三十年或四十年的油井，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被粗暴地开采一空。奥康纳写道：“它们夺走了墨西哥储藏量最丰富的油矿，留给它的只是一些设备陈旧的炼油厂、干枯的油井、坦皮科市的贫困景象以及痛苦的回忆。”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石油产量就减少到原有的五分之一。当时，墨西哥的石油工业已摇摇欲坠，而且完全是在为外国的需要服务。石油工人只有一万四千三百人，技术人员全部走光，连交通工具都不翼而飞。卡德纳斯把恢复石油工业作为墨西哥民族的一项伟大事业，靠想象力和胆略战胜了危机。年，他建立墨西哥石油公司，负责全国的石油开采和销售。目前，在拉美所有非外国企业中，这家公司的规模首屈一指。赫苏斯·席尔瓦·赫佐格说得很对：“墨西哥不是那些海盗公司的债务人，而是正正当当的债权人。”然而，尽管如此，墨西哥政府在年至年间，还是用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利润向美孚和壳牌公司的企业偿付了巨额赔款。年，美国曾计划借贷给墨西哥石油公司，但因美孚石油公司从中作梗而未能成功。很多年之后，尽管墨西哥慷慨的赔偿已弥补了过去的裂痕，但在墨西哥石油公司向泛美开发银行借款时，又出现类似年的情况。在拉丁美洲，第一个建立国营炼油厂的国家是乌拉圭。乌拉圭全国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ANCAP,AdministraciónNacionaldeCombustibles,AlcoholyPortland）成立于年，主要职能是提炼和销售原油。建立这个管理局是乌拉圭从民族立场出发，为结束石油卡特尔在拉普拉塔河流域长期肆意横行的历史而采取的行动。在建立炼油厂的同时，乌拉圭政府还同苏联签订合同，以便购进便宜的石油。合同刚一签署，石油卡特尔就马上出钱发动了一场疯狂诋毁乌拉圭国营炼油厂的宣传运动，并开始对乌拉圭进行敲诈和威胁。他们断言乌拉圭找不到能卖给它机器的人，说乌拉圭的石油储备即将枯竭；还说乌拉圭政府是个糟糕透顶的管理者，不可能胜任如此复杂的石油生意。年3月的宫廷政变散发出某种石油的气味。加夫列尔·特拉（GabrielTerra）独裁政权废除全国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垄断燃料进口的权利。年1月，他又同石油卡特尔签署秘密协议，这些万恶不赦的、至今还仍然有效的协议竟向人民隐瞒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根据协议规定，在乌拉圭购买的原油中必须有40％由美孚、壳牌、大西洋和德士古石油公司指定买主，由石油卡特尔制定价格，乌拉圭无权自找买主。此外，乌拉圭政府虽然可以保留炼油的垄断权，但必须支付外国炼油厂的一切费用，其中包括广告费、优厚的薪水以及为办公室购买豪华家具的费用。“这就是进步”，电视里的广告唱道。在乌拉圭，石油广告铺天盖地，美孚石油公司却没有为此掏一分钱。乌拉圭共和国银行的律师也同时负责美孚石油公司的公共关系，他的两份工资均由乌拉圭政府支付。年前后，全国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下属的炼油厂成功建起了自己的废气燃烧装置。如前所述，这家炼油厂建成不久就遭到严重破坏，可它仍不失为成功抵制石油卡特尔压力的典范。巴西全国石油委员会主席奥尔塔·巴尔博扎（HortaBarbosa）将军去了蒙得维的亚一趟，那里的经验使他异常振奋，他看到乌拉圭这家炼油厂开工一年就几乎收回建厂的全部投资。在巴尔博扎将军的努力和其他民族主义军人的热心协助下，巴西石油公司这家国营企业终于于年在“石油是我们的”的欢呼声中投产。目前，巴西石油公司是该国最大的企业，经营本国的石油勘探、开采和提炼。可是，这家公司建立后也没能免遭破坏，石油卡特尔夺走了它获取利润的两大源泉。第一大源泉是经营汽油、润滑油、煤油和其他几种石油副产品的批发，这种生意十分好做，埃索、壳牌和大西洋石油公司靠打电话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它带来的利润却十分可观，除汽车工业外，美国在巴西投资最多的就属这个部门。第二大源泉是可创造高额利润的石油化工工业。几年前，以卡斯特洛·布兰科元帅为首的独裁政权对其实行非国有化。前不久，石油卡特尔又掀起一场喧嚣一时的宣传运动，意在剥夺巴西石油公司垄断本国石油提炼的权利。这家公司的捍卫者站出来提醒人们，年以前，巴西的私人企业本有权利从事巴西石油的开采和提炼，但它们没有这样去做。这些捍卫者还极力帮助容易忘事的公众回想过去的一件事，以充分说明实行国家垄断的做法是可取的。年11月，巴西石油公司确实委托两名巴西技术人员组织人力对巴西的石油矿藏做了一次全面考察。考察报告使巴西东北部小小的塞尔希培州（Sergipe）一跃而成为巴西石油产量最高的一个州。然而此前不久，也就是同年8月，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地质学家、美国技术员沃尔特·林克（WalterLink）曾以五十万美元的价钱卖给巴西政府一堆地图和一份冗长的报告，称塞尔希培州的油层“薄得几乎看不见”。在这之前，人们认为这个州的石油储量是B级，林克把它降到C级，后来才发现它属A级。奥康纳认为，林克一直在扮演美孚石油公司驻巴西代理人的角色，他勘探前就已决定不找到石油，好让巴西继续依靠洛克菲勒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从那里进口石油。在阿根廷，外国企业及其在当地的众多应声虫也一直坚持说，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石油。然而阿根廷国家石油总局技术人员的研究报告十分有把握地指出，全国近一半的领土蕴藏着石油，在大西洋沿海一带广阔的海底大陆架中，石油蕴藏量也很丰富。每当阿根廷的贫油状况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时髦话题时，政府都会同石油卡特尔的一家公司签订一项新的租让合同。阿根廷的国营企业国家石油总局自成立之日到现在，一直不断受到有系统的破坏。直到几年前，阿根廷还是帝国主义争夺的最后历史阵地之一，争夺在日趋没落、已无回天之力的英国和蒸蒸日上的美国之间进行。石油卡特尔内部的协议并没有妨碍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争夺阿根廷的石油，它们有时还使用暴力手段。近四十年来接连发生的几次政变颇有一些相似之处，这是发人深省的。年9月6日，正当阿根廷国会准备投票通过石油国有化法时，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Yrigoyen）总统被何塞·费利克斯·乌里武鲁（JoséFélixUriburu）领导的哗变推翻。年6月，拉蒙·卡斯蒂略（RamónCastillo）政府倒台也是在它准备签署一项协议，推动美国资本参与阿根廷石油开采时发生的。年9月，胡安·多明戈·庇隆流亡国外，这与国会准备批准向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租让油田不无关联。阿图罗·弗朗迪西（ArturoFrondizi）宣布阿根廷所有石油矿藏实行招标开采，号召愿意开采石油的企业投标。他的这种做法导致军界三个兵种内几次爆发极为严重的危机。年8月，政府宣布尚未有人投标，于是马上就有公司参与。可到了年10月，投标一事却不了了之。弗朗迪西还是把好几块油田租让给石油卡特尔的美国公司。英国利益集团在阿根廷海军及陆军的“红党”派别中有着决定一切的权力，它们与弗朗迪西年3月的倒台不无关联。阿图罗·伊利亚（ArturoIllia）宣布废除上届政府的租约，于是在年被推翻。翌年，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JuanCarlosOnganía）颁布了一项有利于美国利益集团与英国竞争的石油法。石油在拉丁美洲不仅引起政变，还招致了一场战争。这就是南美两个最穷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查科战争（—）。雷内·萨瓦莱塔（RenéZavaleta）把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的这场相互残杀称为“裸体士兵的战争”。年5月30日，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休伊·朗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震动整个美国。他在演说中揭露，是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挑起的战争，他们资助玻利维亚军队打仗，为的是假他人之手，占领巴拉圭的查科地区。因为从玻利维亚铺设一条到巴拉圭河的输油管道，查科地区是必经之地，据估计，这个地区的石油蕴藏量也很丰富。休伊·朗说，“这些罪犯到了那里，雇佣刺客为他们卖命”。巴拉圭一边，人们在壳牌石油公司的唆使下，也向屠宰场挺进。士兵在向北挺进的路上，发现在有争议的地区内有美孚石油公司打的油井。原来这是两家既是对头又同属石油卡特尔的石油公司在争夺查科地区，但流血的不是它们。巴拉圭最后打赢了战争，但失去了和平。美孚石油公司有名的代理人斯普鲁伊尔·布鲁登（SpruilleBraden）担任谈判委员主席，这个委员会把巴拉圭要求收回的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又划归玻利维亚和洛克菲勒所有。在离那场战争最后的战场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到以前由梅隆（Mellon）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所霸占、年10月被玻利维亚收归国有的那些油井和大面积的天然气油田。阿尔弗雷多·奥万多（AlfredoOvando）将军在克马多宫（PalacioQuemado）的阳台上宣布实行国有化时高呼：“玻利维亚人受屈辱的时代结束了！”十五天以前，在奥万多还没有取得政权时，他就当着一批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发誓，要把海湾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他起草了一个法令，签上名但没有写日期，然后塞进信封封存起来。在此之前五个月，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乘坐的直升机因在阿尔克（Arque）的山谷撞上电讯电缆而坠毁。这种安排得如此周密的谋杀，人们是不可能凭想象力杜撰出来的。众所皆知，那架直升机是海湾石油公司送给巴里恩托斯的私人礼物，而电讯设施属于国家所有。同巴里恩托一道被大火吞噬的，还有满满两袋钞票，这是他准备一张张散发给农民的。随机还带有几支自动步枪，枪一着火，子弹就自动射在燃烧着的飞机四周。谁也无法靠近，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巴里恩托斯独裁者被大火活活烧死。奥万多颁布了石油国有化法，还宣布废除石油法。石油法也称达文波特法（CódigoDavenport），以纪念用英文起草这部法令的达文波特律师。年，为了起草这部法令，玻利维亚从美国得到一笔借款。在此之前，玻利维亚也曾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纽约私人银行和世界银行请求过贷款，但因是用来发展国家的石油企业，即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这些要求一直遭到拒绝。美国政府总是把美国私人石油公司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情来做。当时，根据这部石油法，玻利维亚把全国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几个油田租让给了海湾石油公司，租期为四十年。石油法还规定了该公司向玻利维亚政府上缴利润的比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例一直是11％，真是少得可怜。此外，玻利维亚政府还要分担承让者的费用，可它又没有权力控制海湾石油公司的花费。赠送礼物方面走到了极端：一切风险都要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来承担，海湾石油公司不承担任何风险。在巴里恩托斯独裁统治时期，海湾石油公司年底签署的一份意向书就确实做了这样的规定：在海湾石油公司和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共同开发一个地区的过程中，如果没找到石油，海湾石油公司也要收回它在勘探上的全部投资；如果找到石油，勘探的投资就通过以后开采石油收回，不过这笔费用从一开始就要记到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的负债表上。而勘探需要多少费用，由海湾石油公司根据它的判断来决定。就在这份意向书中，海湾石油公司还恬不知耻地把从来没有租让给它的天然气油田全说成自己的财产。玻利维亚的天然气储藏量比石油多得多。巴里恩托斯将军对该公司的做法只做了个满不在乎的表示，可这就足够了。他挥了挥手就决定了玻利维亚主要能源资源的命运。可是好戏并没有就此收场。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将军在玻利维亚征收海湾石油公司财产的前一年，另一位民族主义将军，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已经把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在秘鲁的子公司国际石油公司（InternationalPetroleumCo.）的油矿和炼油厂收归国有。贝拉斯科是在一桩政治大丑闻引起的公愤达到极点时，率领一个军事委员会夺取政权的。丑闻的起因是，贝朗德·特里政府把它同国际石油公司签订的塔拉拉协议（ConveniodeTalara）的最末一页丢失了。在这神秘消失的第十一页上，写着这家美国公司炼油厂保证购买秘鲁原油时的最低价格。但引起丑闻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有人同时透露，这家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以逃避包括开发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方式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舞弊和贿赂，从秘鲁方面诈骗了十亿多美元。国际石油公司董事长同贝朗德总统会晤了六十次，双方才同意签订塔拉拉协议，可协议又促发贝拉斯科领导的军人起义。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秘鲁政府同该公司的谈判断断续续，其间美国国务院停止对秘鲁一切形式的援助。实际上，美国已没有时间再恢复对秘鲁的援助，因为贝朗德总统在威逼之下所做的让步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洛克菲勒公司就国有化一事向秘鲁法院提出抗议时，人们向该公司律师的脸上猛掷小钱币。拉丁美洲的惊人之举真是层出不穷。这个备受折磨的地区有着无限的惊世骇俗的能力。在安第斯山地区，军人的民族主义热忱像长期休眠的火山一样又重新爆发。有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今天实行改革和爱国主义的那些将领，就在不久前还在屠杀游击队员。也就是说，那些捐躯者手中的旗帜，其中有很多又被他们的战胜者重新擎起。秘鲁的军人年曾向一些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投下大量凝固汽油弹，而向他们提供汽油和先进技术，让他们在利马附近的拉斯帕尔马斯空军基地制造这些炸弹的，正是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国际石油公司。马拉开波湖已被巨大的金属兀鹫吞噬委内瑞拉石油在世界市场的比重虽然于年代中期有所减少，但到年，委内瑞拉仍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美国资本集团从整个拉美攫取的利润中，有近一半来自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穷人最多、暴力活动最猖獗的国家之一。其人均收入在拉美占第一位，有四通八达的超现代化公路网。以人均计算，委内瑞拉消费的苏格兰威士忌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可供近期开发的石油、天然气和铁矿宝藏能给每个委内瑞拉人带来十倍于现在的财富。它那广袤千里的处女地可以容纳德国或英国的全部人口。半个世纪以来，委内瑞拉从石油开采中得到了十分可观的收入，其数量之大，相当于马歇尔计划为欧洲复兴提供的资金的两倍。从第一口油井喷出石油到现在，委内瑞拉人口增长了两倍，国家预算增加到原来的一百倍。可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整天为吃到一小撮统治者的残羹剩饭争来抢去。与过去委内瑞拉依赖可可和咖啡的时代相比，他们现在吃的并不见得好多少。首都加拉加斯在三十年时间里扩大了七倍。随着石油钻塔在马拉开波湖上一个个竖立起来，加拉加斯这座有着凉爽庭院、中心广场和静谧大教堂的古老城市，也很快建起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那里的空调机日夜快速飞转，轰鸣作响，把人搅得坐卧不宁。加拉加斯已变成一个石油文化中心。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们热衷于消费，不愿进行创造性活动，而消费者的需求又被这种文化人为地扩大了许多，真正的需求反倒被掩盖起来。加拉加斯人喜爱的是合成产品和罐头食品，他们从不步行，出门就坐车，汽车发动机排出的废气把这座山谷洁净的空气都污染了。加拉加斯人夜间很难入睡，因为他们抑制不住自己渴望赚钱、买东西、消费、花钱，渴望把一切占为己有的强烈欲望。在山谷四周的坡地上，住着五十多万被遗忘的人，他们的窝棚是用从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搭成的。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别人在如何挥霍浪费。在这座金色的首都，成千上万辆最新型号小汽车在大街上飞驰，车灯闪闪发光。节日前夕，一艘艘轮船靠近拉瓜伊拉港（PuertodeLaGuaira），船上装满法国香槟、苏格兰威士忌和来自加拿大的成堆的圣诞树。可是与此同时，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到年，委内瑞拉还有一半的儿童和青少年没有就学。委内瑞拉每天开采三百五十万桶石油，以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机器的运转。然而，委内瑞拉租让给美孚、壳牌、海湾和德士古子公司的油田还有五分之四尚未开采，至今仍是处女田。此外，石油出口的收入一半以上永远也不会回到委内瑞拉。克里奥尔公司的宣传品吹嘘自己在委内瑞拉如何行善，其中的赞誉之词同18世纪西班牙吉普斯夸皇家公司标榜自己德行时使用的词毫无二致。外国公司从委内瑞拉这只巨大奶牛身上榨取的利润，若与投资额相比，利润率之高只有过去的奴隶贩子和海盗可以与其媲美。除委内瑞拉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向资本主义世界提供过如此多的产品。据兰赫尔估计，委内瑞拉被掠走的财富数量之大，超过当年西班牙人从波托西、英国人从印度掠夺的财富。委内瑞拉第一届全国经济学家代表会议披露，外国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实际利润率年上升到38％，年又提高到48％，然而这些公司结算表上记录的利润率却分别为15％和17％。这中间之所以有差距，是因为公司在账簿上做了手脚且秘密转移了一部分利润。此外，在石油买卖这个复杂的行当中，由于同时存在多种价格体系，很难估算利润额。掩盖实际利润额往往用以下方式：一是人为降低原油价格，因为从油井到加油站，石油从来都是在公司自己控制的渠道里流通；二是人为提高生产成本，这其中包括虚构出来的高额工资和极力夸大的广告费用。实际上，根据官方统计数字，近十年来，委内瑞拉不仅没有新的外国资本投资，资本还不断外流，每年外流数达七亿美元。外国资本承认，这些资金是它们的“年金”。委内瑞拉近几年来投入的资本完全是从本国利润中抽出的。与此同时，石油开采成本直线下降，原因是外国公司使用的劳动力愈来愈少：仅年到年的几年里，石油工人的数量就减少了一万多，剩下三万多一点。到年底，只剩下两万三千人。最近十年，石油产量却一直大幅度增长。由于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马拉开波湖石油工人宿地的危机进一步尖锐化。马拉开波湖上钻塔林立。半个世纪以来，十字钢架里的采油树一直不停地工作，委内瑞拉的财富和贫困无一不是由此产生。在采油树的旁边，燃烧器喷吐着火舌，天然气被白白烧掉。委内瑞拉把天然气毫无吝惜地送给大气层，却没有人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在马拉开波湖的四周，大大小小的城镇如石油一般源源不断地冒出。到处都在开采石油，就连住宅的后院、街道的拐角，都可以看到抽油机。在那里，街道、衣服、食物和墙壁都被石油染成了黑色，就连妓女的绰号也与石油连在一起，像“油管”“四个阀门”“绞车”“拖轮”等等。服装和食品的价格也都高于加拉加斯。这些现代化村庄诞生的过程是悲惨的，但在赚钱容易这种乐观情绪的感染下发展得很快。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那些城镇是没有前途的。油井一旦枯竭，要生存下去就只能靠出现奇迹。到那时，剩下的将只有残垣断壁和受到石油污染的水域。鱼类将纷纷死亡，海浪冲刷的将是阒无人声的海岸。那些靠开采石油为生，而油井又尚未枯竭的城市，也同样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随着开采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有大批工人遭到解雇。“石油从我们身边流走了”，拉古尼利亚斯（Lagunillas）的一位居民年就这样说过。卡比马斯（Cabimas）在足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基地，曾给加拉加斯和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繁荣；可是，这个城市现在连下水道也没有，柏油马路也只有一两条。委内瑞拉出现开采石油热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从大约年起，委内瑞拉就开始开采石油。那时，传统的大庄园依然存在，广阔的天地无人居住，大片的土地闲置不用。那时，大庄园主还监视雇工干活，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或活埋到腰部。年底，拉罗萨（LaRosa）油井喷出石油，日产量达十万桶，石油热从此拉开帷幕。在马拉开波湖上，钻机和绞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外来设备和头戴软木安全帽的人也突然间蜂拥而至。大批农民从各地来到这沸腾的土地安家落户，住在用大木板和油桶的铁皮搭成的窝棚里把他们的劳动力贡献给石油。在委内瑞拉的平原和森林地带，甚至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区，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州的口音。七十三家外国公司眨眼之间都冒了出来。在这股租让油田的热潮中领头的是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JuanVicenteGómez），他原是安第斯地区的牧场主，当政二十七年所做的事就是养孩子和做买卖。在石油喷涌而出的那些年代，戈麦斯总是从他装得满满的口袋里掏出石油股票来酬谢众人。他酬谢的人有他的朋友、亲戚和臣属，有保证他前列腺不出问题的医生和保卫他的将军，还有为他大唱颂歌的诗人和在耶稣受难周星期五特许他吃荤的主教。戈麦斯胸前挂满各大强国授予他的闪闪发光的勋章，因为世界各地公路上奔驰的小汽车离不开汽油。独裁者的亲信常常把原本用来租让的油田卖给壳牌、美孚或海湾石油公司。这种靠权势和贿赂做交易的风气掀起一股做矿藏投机生意的热浪，点燃人们占有地下矿藏的欲望。于是，印第安村社的土地被霸占，不管是否愿意，许多农户都失去了自己的地产。年颁布的石油法是美国三家企业的代表起草的。那时，油田全部被围起来，里面还有警察。凡是没有携带石油企业聘用卡的，一律不准入内。甚至连运石油至港口所途经的几条公路，也都禁止外人经过。年戈麦斯刚一死，石油工人就剪断宿地四周带刺的铁丝网，宣布罢工。年，随着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Gallegos）政府的垮台，三年前拉开帷幕的改良主义时期宣告结束。得胜的军人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减少政府在石油卡特尔子公司石油利润中的比例分成。年，由于政府减少税收，美孚石油公司得到三亿美元的额外利润。年，一位美国商人曾在加拉加斯说过：“在这里，您拿您的钱干什么都可以。对于我来说，所有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加起来也顶不上这种自由。”年，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PérezJiménez）被赶下台时，委内瑞拉已变成一口巨大的油井，到处都是监狱和拷打室。国家所需要的一切，大到小轿车、电冰箱，小到炼乳、鸡蛋、莴苣，乃至法律和法令，都需要从美国进口。洛克菲勒集团最大的企业克里奥尔公司年宣布，这一年它获得的利润几乎达到总投资的一半。委内瑞拉政府革命委员会把最大几家公司的所得税从25％提高到45％，石油卡特尔出于报复，马上下令让委内瑞拉的石油价格下跌，公司也就在这时开始大批解雇工人。由于价格跌得太低，虽然政府提高了税率、增加了石油出口量，但年的收入还是比前一年减少了六千万美元。后来的几届政府虽然没有把石油工业收归国有，但年以前也没有再向外国公司租让新的油田来开采黑色的金子。在这一段时间里，石油卡特尔加快开采近东和加拿大油田的速度，而委内瑞拉勘探新油井的工作实际上已停下来，石油出口量也不再增加。不再租让油田的政策已失去意义，因为委内瑞拉的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并没有把一直无人担负的职责担负起来。它只是东一点西一点地钻几口井，从而证实它的职能就是罗慕洛·贝当库尔（RómuloBetancourt）总统所提出的“不是要发展成一个大企业，而是要为谈判新形式的租让充当中间人”。这种新形式的租让提了很多次，然而从来没有实现。与此同时，二十年前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那股推动工业化前进的强大势头，目前已呈明显的衰退迹象，工业化已无力再向前发展，这种现象在整个拉美屡见不鲜。由于大多数人的贫穷而受到限制的国内市场，在支持制造业的发展方面是不可能超过某些限度的。另外，由民主行动党政府启动的土地改革也是半途而废，当初搞改革的那些人许下的诺言，连一半也没有兑现。委内瑞拉消费的相当一部分食品是从国外，尤其是美国进口的。例如，委内瑞拉人最喜爱吃黑豆，而黑豆是从北边大批运来的，包装的袋子上面赫然印着英文“豆子”的字样。一位名叫萨尔瓦多·加门迪亚的小说家曾在他的著作中再次描绘整个征服文化，亦即石油文化所制造的地狱。他在年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看到过抽油机吗？就是把原油抽出来的机器。它的样子很像一只大黑鸟，尖尖的脑袋沉重地一上一下，日日夜夜，一刻不停。这是唯一不吃屎的兀鹫。一旦石油采空，吸油管发出那种空抽的声响，情况又会怎样呢？不祥的前奏曲已开始在马拉开波湖上空回响。在湖的四周，一夜之间就冒出了令人炫目的城镇，那里有电影院、超级市场和舞厅，也有成群的妓女和大量的地下赌场。在那里，钱是不值钱的。前不久，我去了一趟，心像被抓了一下。死人和废铁散发出的臭味盖过了石油的气味。房屋千疮百孔，已大半无人居住。每个城镇都濒于毁灭，街道满是泥泞，商店已成瓦砾。外国公司过去的一个潜水员每天拿着把钢丝锯潜入水中，把废弃的油管一段段锯下来当作废铁卖掉。现在人们在谈论那些外国公司时，好像是在回忆美丽的神话。人们生活在那神话般荒诞的过去，对掷骰子时一掷千金、酗酒时一醉七天的情景，至今仍十分怀念。与此同时，钻井的采油竖井仍在继续工作，大量的美元像雪片一样落到总统府米拉弗雷斯宫里，然后又变成高速公路和其他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庞然大物。可是，委内瑞拉有70％的人被排斥在这一切之外。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中产阶级，他们工资很高，可花钱买的多是无用之物。广告的宣传把他们搅得六神无主，他们竟听进那些天花乱坠的蠢话，欣赏起趣味极其低俗的东西来。不久前，政府大肆宣传消灭了文盲。然而，上次大选时对登记过的选民普查的结果表明，在十八至五十岁的公民中，竟有一百万人是文盲。”书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