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书院曾永安读于建嵘安源实录

工人阶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石，一度在政治话语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现实中工人的社会地位到底如何，生活近况如何，他们是自豪地以国家的主人翁自诩，还是颠沛流离、哀愁绵绵、惶惶不可终日?

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依靠于新闻联播和官方纸质媒体，学者自然很容易得出伟大光荣正确的，彰显主旋律，呼唤正能量的结论。那么，如何透过官方媒体的重重雾霭，摒弃从理念到事实的价值走向和价值判断，避免理论先行对现实的削足适履和任意裁剪，如何在实际考察中体会工人阶级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来感知工人阶级的所思所想?在这方面，从年5月1日到年4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在安源煤矿进行以观察性访谈为基础、结合制度文本和历史文献研究的“厂矿工作”所撰写的于建嵘的《安源实录》，无疑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这两天，我反复将《安源实录》的残篇读了几遍。之所以是残篇，源于《安源实录》辗转反侧数家出版社后，在即将出版之际，依然以禁书的名义被封存。我能够读到的仅仅是网上零零星星的片段。当然，这一片断依然是有价值的。这本实体书颠沛流离、一波三折、最终夭折的过程似乎隐喻了作为政治符号的工人阶级旧有的政治荣光背后那种深入骨髓的苦难和彷徨。十年前所写的《安源实录》的基本结论在年的今天，依然是深刻和有效的，这也充分显示出此书的生命力和穿透力。

首先，于建嵘的田野调查法值得钦佩。作为人文领域中的另类学者，他的北京东书房成为了“北京第二上访办”，他在农村维权、底层社会维权、上访人员维权中踏踏实实的努力和付出，注定了学术作品的深邃度和可信度。我也属于在高校坐而论道的一员，主要通过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来完成科研课题。当然，不能够一味否定文献资料的有效性，高华的《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正是依托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扎实的历史功底，栩栩如生地重现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幽暗与真实。但是，在具体的社会政治领域，详实有效的实证类调查研究方法，掌握第一手资料，是做出原创性学术成果的基石。当然，这样很辛苦，需要住在陈旧的招待所，忍受停水停电的侵蚀，需要吃难以下咽的饭菜，需要在煤灰漫天的地方穿梭而行，需要在边缘身份和官方身份之间不断游离，需要应对各种若隐若现的警告和骚扰，需要挖掘各种人脉资源以接近调查核心人物···。这些困难，对于我而言，望而生畏，难以企及。

读《安源实录》总体感觉气氛压抑沉闷，在安源煤矿工人的现实生活中，旧有的荣光完全消逝，现实的苦难横亘其上，如同高山深涧般难以跨越。具体而言：

第一，调查样本的典型性。理论范式中的实证研究，首先是选择的调查对象应当具有典范性和代表性。安源煤矿作为中国近百年工业发展的缩影，较为典型的描绘出中国产业工人的变迁历程。安源煤矿产生于官督民办的百年以前，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社会历程，经历了民营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企业模式，并且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因素的重重叠加和相互纠葛，构成了中国社会形态的活化石。安源煤矿党委办公室主任孙正风谈到，安源煤矿经历了清政府官办、官督商办、股份制、洋买办、国民党官办、共产党全民所有，经历了中国工矿企业所有的产权制度和经营形式。这些为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提供了充足的样本资源。

第二，萍乡城市和安源煤矿趋向一致的衰落。于建嵘初到萍乡，首先发现萍乡的大钟停了，似乎寓示着城市的破败和无序，这是和安源煤矿的现状一脉相承的。萍乡市历史上众多优秀人物的荣光恰恰映照和反衬现实中萍乡的平庸和贫乏。“中国的小莫斯科”的荣光仅仅剩下在历史博物馆的反复地咀嚼和怀念。安源招待所住宿条件的寒碜简陋，侧面体现企业的衰落破败。

第三，具体访谈中的实际情况对部分理论的解构。田野调查法背后的理论逻辑是价值判断必须顺服于事实判断。实事求是，就是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再去理论联系实际;换言之，实际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这似乎是常识的道理，却经常被学术界扭曲，例如，苏联解体源于体制僵化，以人民为代价的现代化必然被人民所抛弃。可是，中国的部分学者屡屡强调领导人的无能，强调苏联意识形态教育的弱化和错位，闭口不谈政治体制滞后和军费开支尾大不掉等现实问题。这种选择性的失明和刻意的装睡，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比比皆是的皇帝新装。

在访谈中，安源煤矿总务科工人何建明所言的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行为逻辑更为清晰：并不是思想意识的提高和阶级认同的形成，而是生活贫困和敢于冒险促成了罢工;反正已经是一无所有，罢工成功固然可喜，如若失败就回家种田，无所谓损失。这种做法如同《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当然，在无产阶层略有薄财，国家暴力机构高度强盛的今天，或许演变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手铐、脚链、看守所、牢房、精神病院。”这种民间叙事剔除了意识形态宣传中过度高扬“理论武装群众”的迷惑性——似乎理论诱惑理论灌输能够驱使工人放弃自己的利益需求，转而为宏大的革命事业奉献一切。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从利益取向出发，探索历史时间的真实动机，能够更为确切地还原历史的原貌。

安源镇政府退休干部刘奇虎:安源的革命历史使得建国后安源煤矿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相应的，工人阶级被作为政治标杆，在计划经济时代名义上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并且工在和赤贫的缺衣少食的农民阶层相比较时，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认同感。改革开放后，安源煤矿遭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遗忘，逐渐边缘化，发展过程举步维艰。安源工人在怀念逝去的历史荣光中，对现实的苦难有了更多的抱怨和不满。萍乡市党史科负责人黄爱国说到中国工人的历史地位是与国家现代化进程联系，改革后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下降。

国企改革变相缩减工人的权益，扩展企业管理阶层的权力。以往工人敢于闹事，因为领导不能开除我，现在工人怯于闹事，因为领导一句话可以让你立马卷铺盖走人。管理者大权独揽，名义上国企属于国家所有，实际上管理者拥有绝对的主宰权。国有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造成管理者的错位和监督者的缺失，导致国有企业利润内部分享，国有企业的腐败窝案层出不穷，共和国的长子蜕变为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先锋队和敢死队。

司机班的班长说到“我就知道你不是共产党员。因为现在共产党员是不可能来做这样的调查的。道理很简单，在大城市里讲讲三个代表就可以代表我们工人了，根本不必要了解我们工人是如何生活的。我也算是一位共产党员吧。入党这么多年了，可是作为一位工人党员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这些出卖劳动力的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工具。中国这个社会是共产党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的，只是那些做了官的共产党员的。他们做了官，有了权，不仅可以直接统治这个社会，而且可以利用这个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取钱财。我们这些普通的共产党员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这段话非常朴实，非常深刻。它表明底层社会对工人阶级崇高地位的政治幻象已经心知肚明，“三个代表”实质完成了党的执政基础向精英阶层和权贵阶层的转变。工人成为工具，成为社会底层的被迫沉默者。普通党员并没有分享改革利益，成为被抛弃在改革之外的失败者。官员成为社会的主宰，能够将公共权力异化为官员、官员相关者服务，这种皇帝新装的话语能够从普通工人口中说出，确实令人吃惊。可见，单纯的舆论封锁和网络删帖依然无法阻止社会观念的革新。单纯的舆论灌输早已失去了效用，房间中沉默的大象终究会破墙而出，在阳光中无所遁形。

第四，工人身份的分层制，模糊了工人阶级的整体阶级认同感。安源煤矿采一区掘进工梁金星:工人与工人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工人之间存在传递性剥夺和压迫。农民工最受剥夺。矿工子弟高人一等，在井上工作。农民工、协议工只能在井下工作。安源煤矿劳资科档案工张春联：用工合同区别较大，用工形式分为全民制固定工、合同工、轮换工、农民协议工和临时工等五种。在同一企业，工人由于身份的区分，导致待遇的巨大落差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进而致使工人自我认知的差异性超过了同一性。安源煤矿采四区党支部书记陈源萍：农民协议工和临时工在薪酬待遇和福利保障上有着巨大的落差。即使如此，安源煤矿采一区采煤工叶明根说到，来安源当协议工也是需要送礼的。课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民工，成为煤矿企业底层中的最底层。正如何清涟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中所言，庞大的人口一方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负担和社会危机的潜在原因，另一方面数量庞大、易于满足、易于驯服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奇迹的真实动力。

洗煤厂矸选班的值班班长袁小强：挖煤的不如运煤的，运煤的不如选煤的，选煤的不如卖煤的，卖煤的不如管人的。这不光说工种苦，而且还包括福利待遇。”人情社会的关系网压制广义上的社会公平，有关系的可以安排在好的工种，煤矿子弟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井上工作。一线工人最为辛苦，却又最没有权力，处于重重压迫的地位。权钱结合促使领导权力膨胀和工人权力的萎缩，权钱联盟交织成的关系网实现阶级固化，工人只有依附和顺从领导才得以生存，整体堕入贫困黑洞。甚至于，维修铁路的工人、矿工子弟唐增福等，隐晦提到源于煤矿工人收入过低，需要家里女人出卖色相来养家糊口。这样的社会悲哀成为我们时代的耻辱。

并且，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安源采四区工会宣传员欧阳晓春，自诩为工人知识分子，煤矿工人和电信部门、银行部门在收入上的巨大落差。干部和工人的身份差异，导致同工不同酬，并且社会阶层流动缺乏公正统一标准，造成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和崩溃。

第四，工人整体收入较低，缺乏工作认同感。安源煤矿机电科技术员陈建说到，单位是靠不住的，重点依靠揽私活养家糊口。当贫困如同病毒一样在工人群体中徘徊，我们再要求工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只能引起反感和厌恶。马克思：“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道德说教必须和利益分配保持一致性，才能够取得相应的效果。安源煤矿招待所服务员周文秀，丈夫因公伤亡，顶岗后获得招待所服务员的工作，但是一个月才发元，只能寄希望于儿子身上工人的命是不值钱的，所以将命运的转折点寄希望于小孩的身上。其实，望子成龙的心态，是家长对现实失望和受挫后一种在孩子身上的反向投射，期望用子女光辉灿烂的前程来平复、消解自我生活的窘况和贫乏。安源煤矿再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钟小琳，家庭基本收入元，生活压力较大，缺少抵御风险的基本财富储备;前途渺茫，不知道企业未来的方向如何。

第五，下岗工人社会地位较低，权益被变现剥夺,前途渺茫。安源煤矿退休工人柳本书:企业承包制的实行导致工人基本权利的丧失，普通工人的经济权益受到损害。安源镇轻工机械厂下岗工人刘建安:乡镇工厂的工人下岗后无依无靠，被政府选择性遗忘和淡化，愤怒无奈，倍加艰辛。下岗工人没力气、没技术、没文化，成为标准的三无人员。集体企业中的下岗工人身份更为尴尬，由于企业星罗棋布，下岗人员分散，难以实现组织化利益诉求，在和政府博弈过程中缺乏可对抗性力量。工人阶层蜕变为单个的原子，在对抗权势的侵蚀和欺压时，除了长吁短叹，怨天尤人，又能够怎么办?萍乡矿务局电厂下岗工人张海清，下岗后老无所依，无所事事，穷困颠倒，小孩也没有太好的出路。妻子安源煤矿福利科下岗工人钟爱玲，两口子加起来一个月元，仅仅够基本的生活支出，改革剥夺和牺牲普通工人的基本权益，导致改革丧失认同感。

第六，工人缺乏对待职业病的医疗保障。医院党支部书记李传新说到职业病矽肺病患者的生不如死，医疗改革导致病人的利益变相受损。安源煤矿退休职工钟国安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地位高，现实生活的窘迫使得他们将目光投向过去那种畸形的荣光中，获得心里的安慰。安源煤矿退休职工何振东，安源煤矿退休工人赖绍荣说到矽肺病是我们采煤工最容易得的病，这种不可逆转的病变终生折磨着这些为企业做出贡献的一线工人。“煤矿工人是很苦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还有生命危险。可现在没有人管我们这些得了矽肺病的工人了。国家不管，集团不管，矿里面也不管。有困难没有地方讲”医院住院部内科23床周仁和誓言下辈子坚决不做矿工，呼吸苦难，丧失劳动能力。安源煤矿采二区工人钟贤萍，一线太危险了，成为啃老族，依靠父亲每个月多元退休工资生活。安源煤矿回收队临时工肖传华，临时工没有任何保险，单纯依靠出卖身体生存。

第三，退休工人被视为企业包袱,退休工人自发组织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安源煤矿总务科退休工人肖兵金“那时候啊，说觉悟高不高，就是看你做的事多还是少，拼命干事少要钱的就是觉悟高。可是到头来，我们得到了什么呢?那些有权的人都发财了，我们当年的贡献都成为他们的东西，想来真是气人。现在啊，什么是觉悟呢?就是不要再干那样的蠢事就是觉悟。”工人奉献到退休，利益被剥夺，只能够忍气吞声，以前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转变为辛辣的讽刺和嘲笑。计划经济时代，职工工作岗位终身制，企业办社会，职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在较低的程度上进行整齐划一的满足，低工资制度和平均化福利相互依存，并且相较于负福利的农民而言，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感。改革开放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共同成为社会底层的难兄难弟，由于社会阶层流动固化，他们和他们的子女难以跃升到较高阶层，形成代际贫困传递。可悲可叹。

工人构成的社会冲突是要钱，而不是要权，是经济斗争而非政治斗争。两封上访信中，安源煤矿退休工人请求按国家及省有关法规、文件发放护理费和伤残补助金的报告，有关部门“裁减”和损害我们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1.8万名萍矿退休职工的心声：于请求增加工资、改善经济待遇的报告”安源矿产党委书记的委婉警告。“他们生活困难提出增加福利待遇，叫做于情有理，而于法无据啊，等他们感到靠这样的办法，不仅不能增加自己的福利待遇，反而对自己及子女都有危害时，就不会再吵了。”在社会冲突中家庭纽带的捆绑和束缚，成为执政者反向挟制示威者的有力武器。

安源退休工人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将企业负担和包袱转嫁给社会，在配套措施尚未完善的中国，这一过程是具体的退休职工受损的变迁历程。安源矿退休干部陈XX：不成立组织，没有政治诉求，仅仅是经济待遇诉求，实行以理维权。二十年代的工人运动成为共产党的工具，政治承诺的领导阶级到政治格局的边缘化，这样的革命资源在劳资斗争中被得以运用。安源的革命历史，导致在笔者访谈时，是不是能够听到毛泽东、李立三等革命先辈们所做过的动员事迹。从革命的维度，其实毛泽东等发动革命的方法论依然在现当代具有一定的动员力量。只是革命逻辑所蕴含的革命对象成为执政当局所深为忌惮和严厉打压的罢了。

于建嵘在结论中说到三点，第一迷失的阶级，工人阶级承载过多的政治理想，演变成一种政治符号，反而导致失去了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认同和保护。第二失踪的阶层，工人阶级的政治化导致外延的不确定性，贴标签式泛化的阶级定义实际上虚弱和模糊的阶级边界，导致阶级认同感的消失。第三，以劳动者权益为核心重组阶层认同，在真实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利益组织化的形式，实现自我权益的保护。现在以理维权的非阶级行动，使用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来进行自我经济利益诉求，能够援引的政策空间有限。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已经彻底的弱势化边缘化。如网上所言：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歌曲《从头再来》中“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更是渗透出社会权势者对下岗工人的冷血和漠视。宏大叙事的工人阶级概念被逐步解构，在工人与农民的比较中，两者身份的游离和交织，组成社会底层的基础;工人与干部之间身份的单向度微量流动，构成工人阶层的固化。

改革是利益格局的变革，在改革过程中，主导改革走向的，具有话语权的权势阶层快速地甩包袱，牺牲工人的利益。社会变迁过程，公务员的铁饭碗变成金饭碗，工人阶层的铁饭碗蜕化为泥饭碗，将退休工人的福利由企业负担推向给社会，侵害工人合法权益。这样，改革成为劫贫济富地代名词，导致改革已死。在笔者所居住的咸阳市，经常听见周围人讨论纺织厂下岗工人的悲惨境遇，作为被牺牲的一代人，政府应当如何进行历史救赎和代际补偿?

工会本应是代表劳动者，协调劳资冲突的产物，但是中国工会成为配合企业的行政机构，无法承载作为社会冲突的减压阀和减震器的功能。工人抱团诉求利益需要时，缺乏体制内的诉求渠道，只能够进行体制外混乱诉求，导致工人冲突的无序和混乱。

应当说，如何对待社会底层人民，感受个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真实的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是实现阶层和解和利益共融的前提条件。

这是《安源实录》对和谐盛世中歌舞升平的提醒和警告。

（本文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