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年8月考取武汉建材学院非金属矿系研究生，師从石大鑫教授。年9月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到国家建材局咸阳非金属矿研究所，年4月起任研究所所长。年10月调入武汉工业大学，历任非金属矿研究所付所长，所长，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付院长，院长。年起任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師。年10月退休。
可可托海人物访谈
蓝色河湾
年的大学毕业生朱赢波，当时是按照接受再教育的要求被分配到可可托海的。“大部分毕业生都分到了部队的军事农场。当年我们专业一共70多个人，分到新疆去的，就有23个人。”
跟现在大学生毕业时候的程序完全不同，当年在毕业之前，学生们都要写志愿申请书，表达自己服从分配意愿，也就是说，组织上分配到哪里，学生就必须奔赴哪里，完全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
“当时我的父母都在东北，而且都是70岁高龄了，我在家里是独子，把我安排到新疆，也没有办法，就得去。”朱赢波说，那时候如果不服从分配，连户口和粮票都没有。而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全部依靠订单供应，也就是说，在城市里所有的人都要靠那些粮票换来的粮食度日和生存。
新疆有山有水，但是气候寒冷。包括朱赢波在内的东北工学院的十几个同学，一起在西安集合，然后继续往西走，然后坐火车到了乌鲁木齐。“新疆对我们来说，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特别是火车过了甘肃以后，看到的是漫漫黄沙和茫茫的戈壁滩，环境越来越荒凉，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
火车当时只能通到乌鲁木齐，同学们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可可托海矿上派了个大客车接站，还给同学们每人发了一个大羊皮棉。那时候正是12月份，是最冷的时候，冰天雪地。那个羊皮袄是真的羊皮做的袄，只有里没有面，里面是细细的羊毛，外面就是一层白皮子。
可可托海人物访谈
蓝色河湾
冬储
那个大客车走了三天三夜，才从乌鲁木齐到了可可托海。到了可可托海后，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分到了四矿。四矿相当于一个野外的作业点，从可可托海去四矿的时候，那边已经不能通汽车了，同学们又是坐一个马耙过去的，马耙就是俄罗斯电影里面带大轱辘的那种马，一个马拉一个耙，十几个同学，每人一个耙。
马爬犁要走一个上午，三四个小时。坐在马爬犁上的同学们，除了眼前当地矿上的老职工赶着的马车，就是白雪皑皑的大地，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北疆的雪非常大，下雪下到一米多深，雪被风一吹，地面都是平的。只有那些老人才知道路往哪儿走。
“那个场景下有些害怕，但也不完全是，第一个我们那时候很年轻，很有活力；再一个就是我们去的人多，同学多，大家互相鼓励，就不害怕了。”
当时同学们是按照技术人员的条件派过去的，但是矿上并不把他们当技术人员，而认为他们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所以他们当时被安排的工作，跟走资派比好一点的是可以有周末，周末之外的其他时间都是跟走资派一起干活。
具体内容是冬天在选矿厂干活，夏天就要进行生活自备，伐木头，打马草，还要搞冬储。所谓冬储，就是把冬天要用的东西提前运输过去，比如蔬菜，粮食，肉等。因为到了冬天大雪封山后，什么都干不了。
矿石从地下采出来后，要想得到有用的矿物，首先得粉碎，把有用矿物和无用矿物分开，这就是朱赢波等同学们的任务。把有用的矿物和无用的矿物单体分离，我们叫单体解离，然后才能实行下一步的选矿任务。
“四矿也不是矿点，这个矿的性质是集约矿，它的矿脉很分散，所以我们四矿选的是以前苏联那时候下的尾矿，苏联首选把大矿石拿走了，他们剩下的尾矿我们再拿来选。”
林彪事件出了以后，朱赢波在四矿待了一年多不到两年时间，之后就到了选矿厂。那个时候，作为劳动改造的对象，朱赢波跟走资派一样，除了有礼拜天可以稍微休息之外，干的活都一样。“现在我身体好，完全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朱赢波说，靠那时候留下来的底子，现在虽然早就退休了，跟小伙子们打网球根本不在话下。
“但是我们那时候能干，跟现在的学生不一样，我们有一颗心，虽然对我们的待遇感到不公平，但是我们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要报效祖国。”
当地的少数民族也特别好客，比如家里有喜事的时候，就把这些学生请过去。虽然当时是当作劳动改造的对象，但是那些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还是把这些大学生们高看了一眼，觉得他们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所以包括家里做什么好吃的都把大学生们请过去。
“比如手抓肉。比如有人结婚，也把我们请去，把我们当作高贵的客人，他们很高兴，让我们唱歌、跳舞、一起玩，邀请我们喝酒。”
但是学生们多不能喝酒。“他们的民族很好客，你不吃不喝他们很生气，他认为你看不起他。他们喝的白酒，都是烈度白酒，他们喝的时候，都是一人一大茶杯，四五两酒，往肚子里一倒，也不怎么吃饭。我们喝不了，就请人代喝。”
朱赢波说，印象最深的是有个乔姓的老大爷，已经在新疆工作多年，非常熟悉少数民族的语言，他领着同学们去做客的时候，就跟对方说，这帮孩子不能喝酒，只能意思一下。
当时还有一个姓刘的同学，是学机械的，过去以后在柴油机房管发电。可可托海早上起来很冷，机器冷了后没法运转，刘同学就先起来烧，用喷灯加热，加热之后才能发电。喷灯是一种加热工具，一打气，火焰喷出来后，拿着喷灯用火苗烤机器，这样才能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
汽车也一样，零下几十度呢，没有喷灯汽车根本发动不了。有一天早上，刘同学起得很早，大家都还在睡觉，他早起来去烤机器准备发电的时候，结果喷灯爆炸了，火焰把他自己烧伤了。
哈萨克族的老职工听说后，立即架上马耙，连夜赶车走雪路，把他医院。“后来，他脸上一直留着痕迹，颜色明显不一样。好在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所以身上基本没事。”
可可托海人物访谈
蓝色河湾
大厨也得了矽肺病
在负责一段时间的磨矿之后，组织上又把朱赢波抽出来调到了技工学校，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所谓的技工学校，就是把职工的子女召集在一起培训，“那时候在可可托海，家属们也没有更好的出路，所以子女们只能在当地就业，技工学校就是教他们一些知识，为招工做培训。”
在技工学校教学两年后，朱赢波又回到了选矿厂，开始主管防尘工作。破碎厂破碎矿石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粉尘，这对工人的肺会有很大的危害，早先的很多工人都的了矽肺病。所以必须把粉尘消除掉，以保护工人们肺脏的健康。
当时设计这个选矿厂的时候，图纸是由南方人设计的，所以并没有考虑到新疆的气候条件。“在新疆，室外零下四五十度是很正常的，所以如果除尘采用内外通风的办法，把屋子里的空气抽出去后，屋子里马上就要结冰了。”
而国家规定的粉尘量是必须达到每立方米两毫克以下，如果不达标准的生产就是违法的生产。
因为粉尘超标，当时很多工人都的了矽肺病。矽肺病是二氧化硅里的硅导致的，矽石也叫硅石，大量的矽吸到肺里之后，肺就慢慢硬化，最后人就因为呼吸不畅而憋死。可可托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矽肺病是威胁工人身体的一种疾病。
当时另外有个三矿，地理位置在高山上，那里没有水，所以采矿的时候，只能夏天去，冬天撤回来。“他们打钻的时候，因为没有水，粉尘特别多。那里不仅矿工们的矽肺病，包括食堂的大师傅都的了矽肺病。”
为了解决除尘问题，在单位的安排下，朱赢波带着两个徒弟赶到北京学习，后来因为唐山地震，他们就转道上海乘船去了大连，然后在东北的矿厂里，在一种跟可可托海类似的气候条件下，学习除尘经验。
鉴于可可托海的自然条件，为了保持室内的温度，在可可托海的除尘只能在室内的空气范围里解决问题。根据学习的经验，朱赢波说，他们努力让空气在室内得到净化，办法包括旋流以及喷水等，所有的办法就是让漂浮的粉尘沉淀下来，而不是进入工人们的肺脏里。
比如旋流。就是把带粉尘的空气抽到一个设备里面，在设备内让空气高速旋转，在离心率的情况下，粉尘就留在了设备的内壁上。而出来之后的空气，就是净化了的空气。这个项目得到了矿上表扬，矿厂为此还得到了先进集体的称号，给矿上拿到了一面红旗。
另外一种除尘的办法，就是泡沫除尘机。这个机器的原理，就在有粉尘的空间里加一个隔板，然后在隔板上钻出几千上万个小孔，然后在隔板上加水，接着通过鼓风机往上吹风，风在经过小孔的时候，上面的水就跟沸腾了一样，这时候，空气中的大部分粉尘就会跟隔板上的水结合了，水把粉尘吸收之后，通过流动实现粉尘的排除。
这个办法的关键之处就是控制风量，控制水流量。如果风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水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这些发明创造，对降低矽肺病有明显的作用，后来在破碎车间，基本就没有矽肺病发生了。”朱赢波说，这些除尘的发明创造，他还在自治区的广播上还当做典型特别介绍过。
这些办法，直到年他再回到可可托海的时候，仍在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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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究生
恢复高考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想报考研究生。但是那时候白天要上班，只能在晚上下班后才有空复习。恢复高考的时候，这批同学已经在可可托海待了十年。在矿山的时候，如果有人想学外语就被认为是想叛国投敌。所以大家不仅不敢学，多少人还把外语书都扔掉了。到复习的时候，同学们之间互相帮助，把各自留下来的课本换着看。
第一年，矿上不仅同意大家报考，还组织大家集体去参加考试。第一年考上了四个。第二年，矿上仍然同意大家报考，考上了一个。“我后来才知道，我因为被人顶替，所以两年都没有考上。到第三年，矿上看见考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就不再让考了。”
在到可可托海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大，通过别人介绍，朱赢波在当地娶妻生子。年底，朱赢波把父母接到可可托海，母亲到那边一年多后就去世了，人也埋葬在那边。“因为自然环境太差了，我父亲的肺和气管不好，他怕也死在那边，就要求回到东北，我就把他送到了在黑龙江我姐姐的家里。”
当时的朱赢波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为了回到家人身边，他觉得自己非考上不可。“为了争取复习时间，我就把小女儿放到别人家帮忙照顾。但是矿务局不再同意报考了。我就给教育部、冶金部、自治区党委、乌鲁木齐党委等5个单位和部门写了5封信，内容就是国家鼓励知识分子报考，我强烈要求报考，学成后我可以回到可可托海，但是不能剥夺我学习深造的机会。”
信投出去后大约两个月，矿务局的人通知朱赢波，说他当年可以报考了。“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哪封信起到了作用个，但是我争取到了报考的权利。第三年，我们一共有6个人去报考，考上了5个人。”
第三年朱赢波仍然报考的是中南大学。“后来听说这个学校仍然没有要我，而是把我的档案转到了武汉。当时我知道，如果第三年仍然考不上，我一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考完后，有个北京的朋友跟我说我的数学考的非常好，并把我的情况跟他的导师讲了。”
那个朋友赶紧给朱赢波打电话，让他跑到武汉问情况，如果武汉也不接收，就把他的材料转到这个同学的导师那里。等朱赢波跑到武汉理工大学的时候，学校说他的档案已经报到省教委那里了，通知书应该很快就下来了。
拿到通知书回到可可托海的时候，矿上却压住朱赢波的人事关系，不让他走了。“除了我之外，还有个同学的老婆在福建，也急切地想从可可托海出来。”
俩人就拿着通知书，找到矿上的一个姓陈的矿长，跟他求情，告诉他如果可可托海需要，他们毕业后仍然回来，毕竟老婆孩子都在可可托海；另外，跟矿上的领导说矿厂不能剥夺他们大学录取和学习深造的机会。“当天软磨硬泡了大半个晚上，最后矿长终于同意了。”
从年到年的研究生读书期间，朱赢波只在年会新疆探了一次亲。那时候要从郑州和西安转车，到乌鲁木齐在转汽车，来回一次就要半个多月，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三年的读书只有一次探亲。
读书的时候，朱赢波的妻子带着女儿在可可托海，而他则带着儿子在大学读书。“当时我在大学里很有名气，就因为读书的时候后面有个小尾巴。儿子总是跟在后面，学校里多数人都认识我。研究生毕业后，我在咸阳找了一份研究所的工作，后来把爱人也调了过来，全家离开了可可托海。”
“人的一生有很多机遇，用过去的话讲叫命运，但以我现在来说，我不相信命，但我相信机遇，当你遇到机遇的时候，人人都需要机遇，但遇到机遇的时候，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把握住，所以我跟学生说，你们都要把握机遇，把握机会，努力了，不见得能成功，把握住机会了，也不见得能成功，但是我毕竟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努力过，当我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我回忆起我的经历和往事，我不会因为我当时没有把握住机会、没有努力去后悔。”
朱赢波说，他这一辈子虽然没有那么辉煌，但是他努力过了，特别是在可可托海的经历，帮他完成了一生的任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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