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不会去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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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

年1月9日，刘慈欣改签了当天山西阳泉开往北京的高铁车票——商务座改成一等座，找回了两百多块钱。

这趟旅程是为第二天的一个对谈交流会，他多年前的作品《超新星纪元》将被改编成漫画，合作者邀请他赴京宣传、撑场。

到北京后，他坚持要把两百多元的火车票差价退给活动主办方微像文化，说路上只有两个小时，没必要坐商务座。得知被安排住五星级酒店，他又连连对微像文化执行董事彭扬说：不需要这么好的酒店，七天、如家那样的就行了。

“科幻现在是事业了”

第二天在酒店大堂接受采访时，刘慈欣绝大多数时间都将目光聚焦在桌上某件东西或前方空气中的某点。这位当下中国最负盛名的科幻作家穿着十分随意：黑色运动鞋，灰色夹克敞开着，露出里面的黑白格子衬衫。下午的对谈会上，这种“理工宅男”的典型打扮，使他与台下的男听众们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对谈会在北京大学的一个报告厅里举行，这天雾霾严重，开场前一两个小时门外却已排起了领票的长队。散会后，热情的读者涌到台前，组织者忙着阻拦：“今天不签名，这不是签售会！”

如今，刘慈欣经常出现在各地与科幻有关的活动上，每次都是媒体和读者包围的中心。他的三部曲《三体》在中国的销售量总计已超过万册，成为几十年来中国最热销的科幻小说，并将被改编成电影。十几年前的旧作《超新星纪元》和《乡村教师》等四部小说也已售出电影版权。作为原作者，刘慈欣担任了这些剧本的监制。年，他以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第一次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

山西省阳泉市文联网站上一则发布于年8月的消息显示：“近日，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正式调入阳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从事专门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这条消息还指出，“刘慈欣的工作调动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经各方努力，终于使这一人才留在了阳泉。”

不过刘慈欣并没有直接承认这一工作变动。他说自己“每天就在家呆着，没上班”。“（跟阳泉市文联）约也没签。具体我工作单位现在在哪儿，我一般不好透露，怕有些读者知道了可能很麻烦——他有时候上单位去找你啊，或者在单位网站上发留言什么的。”

无论如何，“山西娘子关发电厂高级工程师”这一身份已离刘慈欣远去。几年前他经常强调“科幻只是个爱好，我会一直当工程师”，而如今，他说“科幻现在是事业了”。

东方红一号

几年前《三体》刚走红时，刘慈欣就开始频繁面对外来的“麻烦”。当时他拒绝了记者们前往娘子关，因为“在单位上影响不好”。一个记者的擅自来访曾让他非常生气。

年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利系水工专业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山西阳泉的娘子关发电厂任计算机工程师。

娘子关发电厂距离阳泉市区39公里，四面环山。在上世纪80年代，它是全国装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之后几十年也一直是阳泉人眼中的“好单位”。

因为计算机技术，刘慈欣很快成为山西电力系统一个知名人物。很多人都认识他，一说起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找刘工”。

有时他会跟同事打牌、打麻将。一个晚上，他输掉了块钱，这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想，得找点别的事儿干填满晚上的时间。“就算不能挣钱，起码不赔。”他想到了写科幻小说。

为什么是科幻小说？这一想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他7岁那年。在年出版的《三体》英文版第一部的后记中，刘慈欣回忆了年的一个夜晚：他在河南老家村庄里和很多人一起仰望夜空，看到漆黑的天幕上一颗小星星缓缓飞过，那是中国刚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他担心卫星会撞上其它星星，后来通过《十万个为什么》才了解，人造卫星距离群星还非常遥远。看那套儿童科普丛书时他发现自己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像光年之类远超人类感官范围的概念，能在他心中“产生栩栩如生的宏大图像，激起一种难以言表的宗教般的震撼和敬畏”。

7岁时那个夜晚留下的记忆不只是对星空的好奇和向往。他还记得自己当时腹中饥饿，身后破旧茅草房透出煤油灯昏暗的光，旁边的小伙伴很多没有鞋穿。

他还恍惚记得那几年阳泉夜晚的枪声、大卡车，带枪的人胳膊上都有红袖章……还有一场洪水肆虐过后的河南老家，58座中小型水坝溃塌，数万人死亡，“看到漫山遍野的灾民，当时有世界末日的感觉”。

“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文革’武斗、光年、洪灾……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纠结在一起，成为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说。”他在年的这篇后记里总结道。

地球上的经验

刘慈欣当年刚决定用科幻来填满夜晚时间时，并没有完全按自己心意来写。

他在年完成的《超新星纪元》初稿已经有意识地迎合了市场。当时中国科幻出版陷入低谷期已好几年，科幻小说很难发表。于是他想到加入当时的热门话题，比如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相比太娇气、不懂事的议论。

这篇小说里，超新星的辐射让地球上所有13岁以上的人都死去，留下一个只有孩子的世界。在他笔下，那并不是一个纯真美好的世界，孩子们残忍野蛮的天性在其中暴露无遗。

不过，这一作品经过了五次修改，直到年才出版。小说最后的版本仍然保留了孩子们发动世界大战、用尖端武器互相残杀的内容。刘慈欣认为孩子往往更残忍，并不是人们平常歌颂的那样善良、爱好和平。

这残酷设想里已经潜藏着后来《三体》中黑暗森林的影子。

黑暗森林法则是《三体》中“宇宙社会学”的核心理论。这一法则将宇宙比喻成一个黑暗的森林，每个文明都是独自潜行其中的猎人，都在猎取有限的资源，因为不能判断他人是善是恶、是否会先袭击自己，所以发现他人存在后必须立刻消灭对方。

这一法则的前提是：一个文明无法判断其他文明对自己是善意还是恶意，也不能得知自己在对方眼中态度如何。而且一个落后文明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技术爆炸，从而对先进文明构成威胁。这样，在“森林”中即使发现一个非常弱小的文明，也不能掉以轻心。

这种多少有些黑暗、野蛮的场景让很多人看了不舒服。刘慈欣上网习惯逛豆瓣、微博和水木清华BBS，他在这些网站看到了许多针对黑暗森林的批评和争论，对此不以为意。

“（这些法则）都是从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推论出来的东西。”他说。

他表示，人类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外星人，所有科幻小说对外星人的想象能依托的都只是人类自己的经验，包括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经验，以及人和地球上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

他想到自己小时候经常拿弹弓打鸟玩，觉得外星人和地球人的关系很可能与人和鸟的关系类似，因为两者之间肯定有技术和智力差别。

不过，刘慈欣另一些作品中的外星人也有温情。

《朝闻道》中，外星人在3亿年前就在地球放置了监测器，发现地球人的行为可能造成宇宙灾难时才化作人形劝止。《乡村教师》中，一个高等文明为了自己的安全必须毁灭一定区域的恒星，下手前他们定了规矩：如果一个星系中有一定发展程度的文明存在，这个星系就可以保留。

刘慈欣说，温情也好残酷也好，他都是根据不同故事的需要来设定：“黑暗森林法则只是小说中的情节，不应被看作对宇宙规律的科学理解。”

从饥饿与煤油灯开始的宇宙大事件

“他知道，这最后一课要提前讲了。

……

天黑后，村里早早就没了灯光，娃娃和老人们睡得都早，电费贵，现在到了一块八一度了。

……去年一家什么农机厂到这儿来，推销一种微型手扶拖拉机，可以在这些巴掌大的地里干活儿。那东西真是不错，可村里人说他们这是闹笑话哩！他们想过那些巴掌地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吗？就是绣花似地种，能种出一年的口粮就不错了，遇上这样的旱年，可能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呢！”

这是刘慈欣年发表的小说《乡村教师》的开头。在他的作品中，这类带有“饥饿”和“煤油灯”印记的内容经常出现，他还写过煤矿工人得矽肺病之后的痛苦，这来自他幼时在阳泉一家煤矿生活的经历。

他经常用这类场景引出气势恢宏的宇宙大事件，比如这位生活在疾病和贫穷中的乡村教师所做的事情，后来与银河系持续了两万年的星际大战共同影响了地球的命运。

他并不认为这种场景描写属于“批判现实”，只是“你毕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你写的任何东西都有意无意地反映出你所生活的现实”。他也并不觉得自己“关心底层”，只是刚好对这些人比较熟悉而已。

这样写也是为顾及读者的阅读习惯，他认为中国的科幻读者可能不太习惯看到直接描写未来或超现实的内容，需要用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来带出那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岩赞赏了这种方式。吴岩多年来致力于科幻文学研究，他曾评价，刘慈欣作品的成功是其在多年创作中试图摸清时代脉搏的成果，“符合一般人的生存逻辑、给予一般人心理关怀”。

远离群星的生活

毕业近三十年来，刘慈欣经常看物理、天文学和宇宙学方面的书作为消遣，这些书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科学基础和灵感。比如《三体》中三颗恒星系统的基本设定，就来自一本讨论这个问题的天体力学专业书籍。

除了专业书籍和科幻小说外，他的阅读“不是太多，一般就是比较通俗的那些”，比如罗马史之类的历史书。有时也有社会学方面的，他想了好一阵，说出《乌合之众》和《通往奴役之路》两个书名。

他对文学兴趣不大，印象最深的还是多年前看的俄罗斯小说，比如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哲学书一般不看，因为“理解起来太难了”。不过他经由科学路径的思考有时会与哲学殊途同归。最近他给一本哲学通俗读物的中文版写了序，对那本书里提出的问题很有兴趣：“我以前没想到过：为什么万物存在而不是一无所有？”

他在小说中也探讨过哲学问题。比如《朝闻道》中的斯蒂芬·霍金问外星人：“宇宙的目的是什么？”外星人没答上来。

在这篇小说中，来自世界各地多个学科的顶级科学家为了得到各自学科里难题的答案，甘愿以生命的代价交换。

不过，这种极端的理想主义，在刘慈欣的生活和个人选择中几乎全无踪迹。

他不会像书中科学家们那样做。“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普通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可能为了什么形而上的东西把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搭进去。从来没有（那样的内心冲动），我不是那样的人。”

过去几十年，现实中的刘慈欣每天在被煤灰覆盖的山区发电厂里，尽职尽责地作为“刘工”维护着各种机械系统的运转，与同事关系融洽，常和大家聊一些“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话题”。下班后，他去学校接女儿，回家做饭，和妻女共度家庭时光。在那个污染严重的地区，并不能经常看到星空。

对科幻小说常描写的地球毁灭，以及眼前环境恶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他都完全“不操心”，理由是“我有生之年不会出现那种事”。

日常生活中，理想主义被他深埋在心底，只是偶尔有一闪念。这天他说，科幻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为科学不顾一切的人，在现实世界中他一个都想不出来。

停顿一下，他又想到，前段时间去火星单程航行在招志愿者，美国就有8千多人报名。

“我不会去。”他说。沉吟一下，又补充：“我要是去，可能也出于一种很现实的想法，现在去了可能回不来，但是如果能在那儿生活足够长的时间，随着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后来就来个飞船把你接回去，这个是有可能的。”

飘忽不定的世界观

《三体》中，几艘飞船离开地球后建立新的社会，需要选择民主还是专制，随后的情节发展表明，太空环境里人文社会十分脆弱，“从民主到集权只需要五分钟”。

由这类故事，有人认为他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情结。

听到这两个词，刘慈欣一惊，视线也从前方空气中的某一点回到谈话现场：“什么？他们说我什么？”

随后他辩解道：“其他文学体裁把人类分为种族、国家等，科幻小说是唯一一个文学体裁，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描写，面对的问题都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在这些方面可能你说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比较明显。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不像主流文学面对的是个人的人生、爱情这方面的问题。主流文学没有机会去描写全人类面对的东西，在描写一个国家、一个种族需要面对的东西时，主流文学也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比如描写一场战争。”

他列举说，自己作品中也有非常偏向个人主义的内容。比如《朝闻道》中的科学家们，寻求问题答案就只为满足个人求知欲，不顾自己的死亡会给国家和人类带来多大损失。

“故事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很大程度是为故事本身服务的，并不完全代表作者本人的真正思想。”他说，为写成好的故事，有时需要一些很极端的东西，而自己在现实中不是一个极端的人，在政治和价值观上比较温和。

至于他的世界观，他曾说，一直尽力使它“飘忽不定”。

未来变幻不定，不如抓紧眼前

如今，刘慈欣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阳泉度过。妻子在外地一家发电厂工作。女儿在读初三，正是很需要照顾的时候。

他比较女儿与自己当年生活的差异：“她学习负担太重了。”

他有时会回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那时社会氛围与现在差别很大：“充满了大事件。那会儿世界上长期进行着一些地区的战争……特别是两大力量的对抗，时不时就出一些很大的事，每一件都决定人类的走向和命运。但现在好像没有了，现在时代比较平稳。时代的差别，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不管社会氛围如何变化，刘慈欣始终追求着确定性。构思小说时，他先做一个设定，再用逻辑一步步推理出结果。在现实中，他始终注意抓紧眼前的东西。

直到去年，他还说自己会一直是个工程师，不会专职写小说。当时有媒体问他是否想离开阳泉到北京。他回答：“我也想来北京，但北京的房子买不起啊。而且总要有工作才能来吧，我们体制内的工作，调动不容易。”

体制内的工作确实给了他稳定的保障。年，娘子关发电厂彻底关停。有人担心刘慈欣会不会因此过得潦倒。他的回答是：“我工作的单位是央企，怎么可能潦倒呢？”

他对当殉道者和苦行僧毫无兴趣，也讨厌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他说娘子关发电厂在离阳泉市区更远的地方建了更大的新厂，而自己在当地肯定算过得不错的：“我在城里有两套房，都是大面积的，怎么会简陋呢？”

如今他仍然不会也无意自我包装。在对《三体》带领中国科幻进入国际市场的一片赞美声中，他说这本书在美国亚马逊的好名次十分短暂，现在“我都不知道跌到哪儿了，都不敢去看了”。

最近经常有人问他：现在的中国导演有没有能力拍好《三体》电影？

“说句不好听的话，把《三体》放那儿放几年等条件合适的时候再拍，那要放几年呢？放个五年十年，可能到时候地球还有没有都不知道。”他说，这套小说给国际大导演看过，对方没有兴趣。

《三体》的电影改编权是在年卖掉的，当时他觉得对科幻感兴趣的人不多，基本是“有人要就卖了”，价钱“很低”。他从不期待变幻不定的未来。

如今对自己几部作品的改编，他介入不多，并且十分宽容：“主要还是看导演和制片人的意见。因为创作立体影像是跟写小说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制约，比如需要考虑审查、市场回报等，这些我都理解。”

《三体》完成后，他没再写任何小说。他觉得科技发展已是奇迹，写出一个让人震撼的故事越来越困难了。

他习惯性地推理：从手机到谷歌眼镜，使用者越来越难避开外界信息，再进一步可能是在人的视网膜上安个投影仪。以后，技术产品植入身体可能不是为了治病，只是为了提高身体的机能，很多人性都会因此变得面目全非。

“比如将来人可能会永生，寿命可能会很长。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人可能会对人之外的某种东西产生爱情。还有性别，像美国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黑暗的左手》里描写的，一个人的性别可以来回切换，这个未来是有可能出现的。”他说，这可能会把人们认为最根本的人性都改变了，这也是科幻反映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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