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全国尘肺病农民工新闻好作品大赛”初审入围作品。本文转载于《法律与生活》杂志，刊发日期：-12-01，原文标题《把劳动者的声音传给立法者》，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郭海良，一名尘肺病三期患者。这个在制氧机的帮助下维持呼吸的男子，在拿到一次性赔偿后，似乎只剩下“等待死亡”一条路了。作为成千上万职业病患者群体中的一员，他的同命运者还有四川的赵天云、湖北的关仲旭、陕西的王英峰……
职业病患者，群体在不断扩大，维权路难于上青天。他们的困境，既映衬着唯利是图的老板的血管里没有流淌道德血液，也印证了《职业病防治法》的缺憾与瑕疵。
在作为家庭支柱的郭海良们一个接一个衰弱并倒下的悲剧持续上演的背景下，他们成了《职业病防治法》修改的重要推手。
如果知道当矿工的归宿是沦为尘肺病人，那么即使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用命去赚！
郭海良：等待死亡
1尘肺病，日渐成为危害我国工人健康的最严重的职业病之一。
尘肺病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灰尘)，并在肺内滞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疤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
尘肺病是一个没有医疗终点的致残性职业病。尘肺病患者胸闷、胸痛、咳嗽、咳痰、劳力性呼吸困难、易感冒，呼吸功能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尘肺病患者的病情，每隔数年还会升级、合并感染，最后发展为肺心病。他们中的多数人因呼吸衰竭而死亡。目前，尘肺病尚无特效药物可以治疗。
年，一份官方报告显示,我国煤矿有万接尘人员,每年有5.7万人患上尘肺病,因尘肺病死亡的有余人。比起矿难,这种无形的威胁更加危险——数据显示,患尘肺病死亡的矿工人数是矿难死亡人数的2倍。
绝望的现实46岁的郭海良，是承德人。这名尘肺病三期病人，此刻正在家中“等死”。
郭海良出生于省围场县郭家湾乡榆林树村。他的家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农家院，一排三间瓦房，左右两间用于居住，中间的用于烧火做饭。郭海良就躺在右屋的炕上，炕边不远处，就是他赖以生存的制氧机。
郭海良的两个耳朵上各挂着一根管子，用来给鼻孔不断输送氧气。他的右胳膊上扎着输液的针，输液的瓶子挂在穿过烟囱的一根绳上。这段时间，由于病情加重，他无法站立、无法直接呼吸，必须24小时吸氧、24小时不停地注射葡萄糖和消炎药的混合液。
这台制氧机的马达嗡嗡声，伴着郭海良拉风箱般的粗重喘气声，是家中特别的声响。尽管屋外院子中的树叶开始飘落，但只能躺在炕上的郭海良却感受不到一丝秋意，仅仅能从他身上加盖的一件棉服感受到秋冬的降临。在他的心中，日子如同寒冬般了无生机。从他的眸子中，记者只能读出绝望和无助。
他告诉记者，他更希望自己得的是癌症，因为“得了癌症，可以把那个地方拉（割）掉。得了这病，太憋得慌”。因为他知道得了这病最终的命运只有一个，便是“憋死”。
现在，郭海良的左肺已完全“硬邦邦”的，因此他无法向左侧卧，否则会疼痛难忍。他的右肺也只剩1/3勉强发挥着功能。
据郭海良的代理律师、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公益律师韩世春介绍，郭海良的病情已经进入了尘肺病三期，也就是最为严重的一期。“洗肺对于郭海良而言，早已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了。”
从郭海良那里，记者了解到，在年，他们这个小乡镇曾经发生了一件让他无法释怀的事情。一个35岁的年轻人，从外地挖煤后染病，回到了郭家湾乡，因为什么都不懂，他没有获得一分钱的赔偿。随着病情的一步步加重，加上无钱医治，小伙子选择了决绝的方式——自杀。
人们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小伙子坚持要到门外去透透气，家人以为他的身体状况好转了，将他扶到门口的墙边独自晒太阳。最终，小伙子花了4个小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50米，投进家门前的河里。当他被家人发现救上来时，已经奄奄一息……
这件事在这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小村庄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也震撼着郭海良的神经。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产生了矛盾：当他感到呼吸困难时，他恨不得一头撞死；但当他想到正在读大学的儿子时，他又希望生命能得以延续。
“为了儿子，我不能死，我想坚持到儿子大学毕业，儿子自立！”伴着急促的喘息声，他费力地说出了自己仅有的一点儿可怜的愿望。
驴肺变石头郭海良所在的村庄可以用贫困来形容。那里没有任何的矿产资源，加上十年九旱，对于以土地为生的庄稼人而言，收成也是微薄的。不到十年间，村里的住户从60户骤减到了20户。村里的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出去打工，但却再也没有回来。这个贫瘠的小村庄和土地逐渐被荒芜了，山上的野兔和野鸡又重新回来了。
年对于郭海良一家而言，喜忧参半。儿子在那年考上了大学，但靠着4亩薄地，家中的年收入才多元，日渐显得入不敷出。郭海良夫妻俩商量一番后，决定外出打工。
那时，村里有不少壮年男子选择了去煤矿干活儿，尽管那里的环境很差很脏，但收入却很丰厚。
年10月，从未出过远门的郭海良下定决心跟随老乡来到了北京市房山区的荣耀矿打工。为了多赚钱，郭海良放弃了普通挖煤的工作，选择了打岩石的活儿，每月他能多赚多元。
与挖煤相比，打岩石的工作环境更恶劣、粉尘更多。一些老矿工知道这一工种的危害，要么不愿意干，要么干一两年就转换工种。老实巴交的郭海良却不知个中危害，从进入煤矿的第一天到最后离开，他打了近4年的岩石。
郭海良告诉记者，那时，矿工们早晨6点出工，一直要工作到晚上6点。挖煤时煤尘飞扬，有时能见度不过1米。矿上根本就没有给发过防尘口罩，“让工人自己付钱才提供普通棉布口罩”。因为被呛得喘不上气，加上井下气压低，矿工们自己买来几个口罩，戴不了多久，棉纱就全被煤尘给堵住了，根本无法呼吸。很多时候，矿工们不得不摘下口罩干活儿。郭海良干得打石头的活儿与下井的矿工不同的是，他吸进肺里的不是煤尘，而是石头尘。
实际上，郭海良早就明白工作的危害性有多大。他所在的小煤矿曾一度没有机械运煤装置，从井下挖出来的煤，要靠工人驱赶着一头驴绕动杠杆，像打水那样将煤拉到地面。那头驴干了不到3年的活儿，脚步就变得越来越慢。有一天，驴站着不动，矿工狠狠地抽动手中的鞭子，驴没动，却轰然倒下，死去了。工友们索性准备将这头驴煮了吃肉。但在开剥后发现，驴肉和体内其他器官都是好的，唯独肺部硬邦邦的，“刀都砍不动”。工友们用石头把驴的肺砸开，发现里头都是黑渣子。
“驴肺成了石头”的故事迅速在各个小煤窑间流传开来。听到这个故事后，郭海良觉得自己的肺可能要变得和那头驴的肺一样了。但面对高收入（拼命干，一个月能收入七八千元），面对困窘的家境，郭海良还是选择了坚持。那头驴的故事没有阻挡住他挣钱的念头。
患病与补偿为了能多挣钱给儿子上学，他经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其劳动强度非常大。由于长期在高浓度粉尘下工作，加之他根本就没有职业病的防护意识，“矿里也没有告知过患职业病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终于，在年下半年，他病倒了。“起初，我只是偶尔咳嗽和胸闷，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经常性的咳嗽、严重胸闷症状，到最后走路呼吸都变得十分困难”。郭海良断断续续地告诉记者。
直到发现自己的肺也慢慢变成了石头，郭海良才发现，他的情况和驴一样，其实比驴更糟糕，自己工作环境中粉尘的含量比驴干活儿的井口多出了不知几倍。
“如果能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去煤矿吗？”记者问。
“就是给我万元，我也再不会去煤矿了。多少钱也换不回我的命啊！”郭海良此刻悔恨不已，“实实在在地说，没想到身体会这么快就不行了。”
事实上，他是房山区关停小煤窑政策出台后最后一个离开荣耀矿的人。
年5月31日，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的最后一批小煤矿被关停，医院检查，发现许多人已患上尘肺病。郭海良在得知此事后，医院进行了检查，结果被诊断为尘肺三期伴肺功能中度损伤，鉴定为二级伤残。
在煤矿干了不到6年，郭海良挣了20多万元，养活了自己和老婆，还供唯一的儿子在西安上大学。但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
年11月11日，在多方努力下，郭海良拿到了工伤认定通知书，被认定为工伤二级伤残。年12月，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协调下，郭海良与别的患病工友一起拿到了一次性赔偿金。
郭海良拿到了17.万元的一次性赔偿金，他认为这笔钱能够堵上以前治病的“钱窟窿”，还能留下不少继续治疗。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尘肺病是一个没有治疗终点的致残性职业病。他更不知道当时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根据法律规定，1～4级伤残的工伤劳动者可以享受按月支付的定期待遇以及后续的医疗费等费用。倘若他选择定期待遇的话，20年可享受达万元的待遇。
随着郭海良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医院的钱“像流水”一样。“一天就要花三四百元。到了年3月份，我们已经花了26万多元了。”郭海良的妻子刘金荣说，“赔偿金早花完了，现在的医药费都是亲戚们东挪西凑来的。如果不是他突然憋得昏死过去，我们已医院。医院住了不到10天，就花了元。”
未知的将来从年2月下旬到3月23日短短的一个月间，郭海良就昏迷过4次。
随着“憋过去”的频率越来越高，郭海良感到自己的情况越来越危险，求生的欲望让他挣扎着一次又一次给北戴河疗养院打去电话，希望能在这医院得到生的希望。同时，他也给曾经帮助他讨到补偿金的韩世春律师打去电话，诉说自己的悔意。
郭海良希望律师能救救他。“这么严重的情况，没有医疗报销，一次性给他17万元赔偿金根本不够医药支出。”他断断续续地艰难地喘息着说。韩世春告诉记者：“到后来跟郭海良通电话，一句话，都得说个十来分钟。他的情况非常不好。”
在听说有的工友没有选择一次性赔付而是按月领取赔付金、还可以享受医药费报销待遇后，郭海良特别后悔当初没有多了解情况。于是，他委托韩世春律师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该一次性赔偿工伤待遇协议的诉讼，希望能重新选择按月领取赔偿金，同时享受医药费报销的工伤保险待遇。
据记者了解，房山区尘肺病患者之所以很快地领到赔付金，是因为北京市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对此事作了特别批示。但尽管领到了十几万元的赔付金，郭海良等人却仍感觉前路艰难无望。
据房山区有关部门发布的消息，至今房山区已有多名尘肺病人获得赔付。这些工人大多选择的是一次性赔付，“选择长期赔付的外地农民工只有极少数几个人。”韩世春说。其实，尘肺病有一个后期发展的过程，选择长期赔付对患者来说是合适的。
年4月初，当地政府给了郭海良一笔帮扶金，“县政府给了元，县民政局、卫生局、劳动局都给了元，乡政府和乡卫生院各给了元，一共是0元。”同时，他还接到义联法律援助中心转来的元援助金。
据韩世春介绍，中心和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合作成立了农民工公益基金，“这笔钱是江苏爱心人士捐来指定捐助给郭海良本人的”。
郭海良曾对韩世春说：“谢谢你帮助我，如果需要我出庭，我就是挂着氧气也要去。”然而，截止到记者发稿时，郭海良还没有接到法院的通知。
郭海良在电话中对记者说，他可能不会再回到房山，但却想要用自己孱弱的身体，为自己和所有在房山区小煤窑里患上尘肺病的矿工呼吁，希望他们的权益能够得到维护。
郭海良不是个案，同他命运相似的人还有很多。走进职业病群体才发现，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职业病众生相2赵云天：乞讨维权当赵天云的电话接通时，他虚弱无力的声音和夹杂着不断的喘气声着实让人心酸。实在难以想象这是一名只有39岁的中年男子。他是一个被职业病——矽肺三期折磨了4年、如今出门连米都走不动的人。
赵天云是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化成镇人，年阴历正月十五开始在河南灵宝双鑫矿业有限公司工作。在没有任何劳动合同和保险的情况下，他开始了打钻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忙起来常常一个月都不能休息。工作时，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7年8月，他觉得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发现得了矽肺病，而且是最为严重的矽肺三期。
然而，单位却拒绝给他做法定的职业病诊断。最后，他赶在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之时，从河南省卫医院为他做职业病诊断的亲笔函。年10月，他拿到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4级）。现在，他正在等待劳动仲裁结果。
如今，家中只剩下他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没有劳动能力的他只得靠流浪街头乞讨为生。
尽管身体越来越差，但赵天云仍用微弱的、颤抖的声音说：“我不会放弃维权，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
关仲旭：穿刺验肺关仲旭，湖北省谷城县人，今年34岁，如今他身患矽肺病三期，家徒四壁，命悬一线，却还未等到职业病的处理结果。
9年4月，年仅32岁的关仲旭从湖北老家到福建省南平市闽宁坦坭矿下属的温州矿山井巷工程有限公司南平项目部从事井下开采工作。长期接触粉尘作业环境，但公司并没有给其配备相应的职业健康防护措施。
当他和弟弟同时患上矽肺病时，单位以关仲旭工伤手指骨折为由，与他签订了一次性处理协议，在职业病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1元。
年5月，关仲旭感到胸口闷，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了矽肺病。年6月7日，他拿到了职业病诊断书——确定为矽肺三期。
当他拿着诊断书向单位伸张权利时，单位却对诊断结果提出质疑：认为其不构成职业病。
虽然拍胸片就可以明确诊断矽肺，不需要做肺穿刺活检，但是，年9月7日，关仲旭还是做了肺穿刺活检，结果证实其确实患有尘肺病。
年4月25日，他终于拿到了工伤认定书。现在，他正在等待单位的认定结论。
“一个身患重病的外地务工人员为维权、治病欠下了一身的债，家中老小生活都无着落，又能拿什么来讨伐这一切的不公正呢？”对于几次受到恐吓、多次想寻短见但仍放不下7岁的孩子和妻子的关仲旭而言，难忍的病痛，远不及他讨公道而不得的心痛。
王英峰：遭遇诊断难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职业病诊断书是职业病劳动者请求赔偿所需的最基本材料。然而，对于王英峰来说，这一纸诊断却显得遥遥无期。
年12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洛南县景村的他，是家中的顶梁柱，除了供养母亲、妻儿外，他还需供妹妹上大学。
年3月23日，他来到宝鸡市天瑞汽车内饰有限公司工作。他一直从事喷漆工作，长期接触有毒有害物质。9年11月，他身体开始不适，却未在意。直到年3月，他在连续工作了40多个小时后，呕吐不止。几天后的3月6日，单位在没有对他进行身体检查的情况下，通知其离职。
年7月，医院诊断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截止到年12月，他已经花去了15万余元的医疗费。
对于王英峰来说，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职业病诊断难。他请求进行职业病诊断，但用人单位直接否认和王英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不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要的资料。至今，医院愿意为他做职业病诊断。
如今，他只能在天气好的时候，拖着惨败的身体做点儿零工。可是，究竟何时才能拿到职业病诊断书走出维权的第一步，尚未可知。
大爱清尘基金，源自年6月15日由著名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是专项救助中国万尘肺病农民，并致力于推动预防和最终消灭尘肺病的公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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