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新论见证口述史方法与英国煤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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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口述史方法与英国煤矿业

职业健康和伤残研究

〔英〕亚瑟·麦基弗著郝静萍译

摘要在英国所有的工人阶级社区中，煤炭开采社区是最不健康的社区之一。本文考察了口述史研究方法如何促进我们对采矿职业健康和安全史的理解，聚焦于煤炭开采工作及其对身心损害的影响，探讨20世纪英国采矿社区普遍存在的工作健康文化。本文采用一系列矿工口述证言，其中包括大约十年前为了一个关于煤炭工人呼吸性疾病项目而在三家英国煤田进行的50例访谈。据称，身体状况是矿工回忆中一再出现的主题，通过这些个人回忆能够让我们超越流行病学的“身体数量”的观点而更接近生活经验，并批判性地反思矿工建构其患病和伤残叙述的方式。那些在煤炭开采社区工作的人的健康和幸福受到一系列复杂过程的破坏，但其中的核心是遍布私有化和国有生产体系的生产工作文化所施加的严重经济暴力。煤矿关闭的漫长过程和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去工业化逐渐加深而带来的权力分配和劳资关系文化的变化只是加剧了健康问题，让已经受到过早死亡、受伤、慢性疾病和致残等历史遗留问题重创的社区进一步受到失业的社会和精神影响，以及工作高强度化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压力。这些口述证据还确定和阐明了持续存在的“硬汉”工作健康文化，这种文化在采矿社区普遍存在，并像拖锚一样影响着健康和安全标准。

关键词口述史英国煤炭开采职业健康伤残研究

煤炭工人的身心状况见证了他们所从事的这一危险而有害于健康的工作，他们的个人回忆是我们能够从中大量了解职业病、受伤和致残原因与影响，以及矿工自己的态度、行为和反应的重要来源。伤亡影响范围很广。年，英国矿工工会在经过40年的斗争之后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英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起诉其国有化煤炭业的过失并启动法规让煤炭工人及其家庭为其在工作中吸入粉尘而引发或加重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对其呼吸系统所造成的伤害进行索赔的国家之一。在此之前半个世纪，英国正式承认一种“新”职业病(有别于矽肺病)，称其为煤矿工人尘肺病，于年确认煤尘有毒性，并将煤矿工人尘肺病作为可获得补偿的职业病。根据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新法规，由矿工、前矿工及其家庭提起的50万件索赔案例成功获得补偿，生动地表明矿工所从事的工作对其身体的损害和对社会阶层所造成的隐藏身体成本。地下采矿本身是一项既危险又对健康有害的职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在英国该行业消亡之前一直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

除了这些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身体数量”之外，这一历史还涉及许多男性和女性工人阶级过着受限制的支离破碎的生活而痛苦难言的个人悲剧。来自英格兰东北地区的前矿工艾伦·内皮尔(AlanNapier)在年进行口述史访谈时回忆其如何见证其社区的伤亡称:

我去喝酒的那家俱乐部，他们习惯于称其为“死囚区”。走进去，有一排地方，大约有10名矿工常坐在那里……你看着他们从10人变成9人，再变成8人，再变成7人，而他们大抵都死于与采矿有关的受伤和疾病。你也可以看到那些幸运地活着的人，但是他们不能吭声，他们不能正常呼吸……因此，你可以看到遗留问题，你可以看到煤矿的遗留问题。这样你就会理解我们的愤怒。

这一回忆揭露了采矿对身体的一些实质性影响以及记忆在情感和道德维度所引起的影响———“我们的愤怒”。它讲述了煤炭开采所体现的遗留问题，并预示着口述史方法在理解煤田社区呼吸性疾病的公共健康灾难方面的潜在价值。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回顾了近来与健康相关的多部口述史和电子讲故事出版物(来自PubMed数据库)，肯定了这一潜在价值。崔(Tsui)斯塔切斯基(Starecheski)称，口述史研究方法对帮助理解起到关键作用，此类研究具有重大的公众影响:

这些方法对于公共健康活动具有重大的潜在补充作用，可以让这一领域从其经历中吸取更多的教训、进一步教育其从业者并从受到公共健康问题影响的社区的经历中更好地学习。

本文通过煤炭开采的事例进一步探讨口述史访谈作为探究工业性作业(以及其随着去工业化而衰退)如何影响到健康和幸福的一种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它所采用的语料库包括对东北英格兰、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超过50个煤矿工人所进行的工作与生活实地访谈，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采集了一些其他个人证词和口述证据。这些访谈是在到年间进行的，是我与罗尼·约翰斯顿(ＲonnieJohnston)合著《矿工肺病》(阿什盖特年出版)一书的项目的一部分。本文代表了在过去两年左右根据对口述史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理解，再度研究这些证词(并收集一些新资料)的持续批判性过程的一部分，也表现出我自己对于20世纪的工作和工作健康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性的不断发展的兴趣。

口述和自传证据可以通过那些直接参与的人的视角看到重新聚焦的历史。这些个人资料来源可以让我们超越通常与英国煤炭开采社区(其最近的史学研究受到反对煤矿关闭的～年煤矿罢工的支配)相联系的集体普遍化、制度化和政治化的激进身份，看到关于矿工的生活和身份更为细腻和复杂的情况。基思·格尔达特(KeithGildart)在其他地方和本刊中的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根据他本人于～年担任煤矿工人的经历颇具说服力地论证了这一情况。矿工的健康和幸福受到其工作的深刻影响，在此类口述和传记叙述中，身体状况是一再出现的主题。口述史研究方法能够丰富我们对于工作与身体之间的冲突的理解，让我们了解到这对工人意味着什么，工人如何受到管理层的压力、风险和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伤残和损害并如何反应，其中包括失去工作本身和随着去工业化的深入而带来的经济不稳定和担忧。这一方法让我们能够找出当时在特定的社会或文化空间内，以及在密切影响到矿工身体的权力关系体制内受到慢性职业病和失业打击的影响的那些人。虽然口述访谈的材料需要具有批判性敏感性的处理(需要反思评估记忆的构建和对过去的回忆)，但是这些个人陈述对就业和健康的互动提供了广泛的见解。这种方法让我们超越了健康和安全统计数字———死亡率和致残率的“身体数量”，深化了我们对于采矿社区的工作和健康文化、工作中的身体，以及由于严重受伤或感染慢性职业病和/或失去工作本身而导致的身份转变(包括柔弱化)。口述证据也表明:采矿社区日益意识到应该归咎于谁———那就是公司和管理层的不负责任与造成这种身体伤害的政治决定和决策。通过这种讲故事的方式体现自豪、尊严、羞辱、耻辱、难堪、深深的失落、焦虑和担忧等情感和道德维度，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将身体暴露于风险、伤害、疾病和与失业相关的破裂中意味着什么。

一、口述史理论和实

口述史有着悠久的渊源。口述史源于口头民间传说，随着磁带录音相关技术的突破，现代口述史实践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英国的先行者中就有人录下了煤炭工人的证词，其中包括20世纪70年代苏格兰的伊恩·麦克杜格尔(IanMacDougall)以及南威尔士的戴维·史密斯(DavidSmith)和海韦尔·弗朗西斯(HywelFrancis)。这就让我们了解到口述史作为研究方法的第一个明显限制:矿工们的生活只是在较为近期才被录制和存档，新项目受到人们的记忆的局限———现在只能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如此，可以从存在已久的现存口述档案(例如斯旺西大学的南威尔士煤炭收藏和苏格兰劳动人民历史信托基金会的收藏)研究到此前大约一代人的回忆。在英国健康文化方面，琳达·麦克雷·贝耶尔(LindaMcCrayBeier)提供了可以重复使用现存口述证词档案的好例子，社会学家迈克尔·布卢尔(MichaelBloor)在研究南威尔士采矿时也是如此。身体受损害是这些历史较久的煤炭工人叙述档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不过，口述史的兴起也并非没有问题。反对者因为回忆的不可靠性和材料的主观性而对口述史研究方法进行批评。人们为记错、没有说出真相，以及美化、曲解与夸大他们的作用和他们时而在事件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受到指责。而且，口述史学家也因为进行过多的个人或私人记述和从相对较少可能不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中做出过度推断而受到指责。已故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可能是英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是这样一位怀疑者，他将口述史称为“不可靠的媒介”。

部分是为了回应此类批评，也为了让其地位更为稳固，口述史从之前所称的“重建性”口述史———通常证词被按照其意思不加批评地接受———改变为更具有“解释性”的方法。后者受到后现代主义转向和意大利口述史学家有影响力的工作的影响，尤其是路易莎·帕塞里尼(LuisaPasserini)和亚历山德罗·波尔泰利(AlessandroPortelli)的工作。在这一学科出现了一个反思的时期，结果是，口述史在理论上更有启发性，在方法论上更为严谨。其思想来自一系列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并根据经验证据进行测试。回忆研究从根本上说证实了回忆的基本可靠性和证据的主观性，以前人们将其作为弱点进行批评，而现在作为优点得到认可。人们认为人生故事中的沉默和误记有其本身的重要性而意味深长。主体间性也成为焦点。人们观察到，那些见证和分享他们的回忆的人所积极组织的叙述受到与受访者进行的对话中访谈者的主观性(比如年龄、性别和阶级)的影响，并受到普遍和随后更为广泛的媒体和文化的影响———现在将其称为“文化回路”(theculturalcircuit)。已经认定的是，个人讲述故事受制于特定社会和文化中的普遍存在的叙事结构和“规则”，口述证词中的重复、隐喻和轶事也有其重要性。在叙述者了解他们的直接观众(访谈者)并想象他们更广泛的感知受众(最终档案的终端用户和读者)时，这里有一个适应过程。叙述者在访谈的背景下回忆他们的过去时会过滤和筛选记忆、构建和创作他们的故事并将事实证据和他们自己的理解相结合，因为他们试图在积极的对话性和反思性的记忆过程中理解他们的生活。

因此，口述史研究活动和研究方法变得更为复杂，口述证据的独特性获得广泛接受，其基本真实性也获得认可。口述史学家现在对其材料进行更为反思性的批判，认识到其自身的主观性对访谈的影响，以及叙述者如何在叙述中自我定位而将这种接触用作投射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出现的这种“新口述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后者融合了口述史的激进主义传统，由早期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口述史学家开创，他们希望给边缘化的人民以发言权和相应的位置，且具有平等和民主化的历史议题。口述史学家假定，所记住的事情和如何回忆均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生活、从过去获得意义和在讲述中得到平静。

口述史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媒介，但也令人兴奋并有意义，尤其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我们希望询问叙述者的问题并可以就过去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书面资料来源不能回应!至关重要的是，口述史方法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