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小传

（有点长，放点音乐）

张老师是我的忘年好友（她90后，我80后）。我们在义联共事二载。工作期间，张老师负责接听免费法律热线咨询，因其总以师长般语重心长的口吻来引导咨询者，也常给同事们不少的提点和教诲，故得尊称“张老师”。

“接线员”张老师

年8月，我刚入职义联，那是第一次见到张老师的时候，她梳着简单的马尾辫，个子不高、肤色健康、不喜言笑，脸上总是带着一种漠然的表情，如同高中语文老师般让人生畏。

当时义联办公室在人民大学附近一个小区紫金公寓里，邻居大部分是出租屋（正如最近被清退的那种），昏暗无光又狭长的走道的尽头就是办公室。（第一次去的时候打开手电筒才看到义联二字，一路都在担忧是不是名为公益实为传销）三室一厅的“改装”公寓，客厅是会议室，两个小间是办公室，稍大的房间是会议室，而不到8平米的厨房则改造成了电话咨询室。

在还不熟悉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张老师是一个很“拽”的女生。因为就这狭小的办公空间，每次与张老师相遇，张老师极少招呼寒暄，总是行色匆匆，有时候干脆眼都不抬直接快步走过，以至于我每次热情地举手招呼都变成默默挠头。她一反常态的“非礼待人”让我愤怒，尤其是知道她是北大毕业的以后，我几乎认定了她的高傲。

这一误会直到我被安排轮岗，跟着张老师学习“接电话”终得化解，回头想想，那时候也是我和她的革命情谊的开端。

为工伤或有劳动纠纷的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热线咨询服务是义联公益法律服务的一部分，全国各地的劳动者们只需要拨打热线，就能得到详细的解答。

我参与学习的第一个电话是陕西号码，大姐口音非常重，我反复问了好几遍才让听懂她的称谓和来处。多次反复确认后，得知她十年前在牛仔裤厂家打工，几年之后回家务农，但回家之后才发现自己患了矽肺，看电视才知道可能和长期接触喷漆以及布料粉末有关。她想找原来的厂家给点赔偿，可被拒之门外。大姐问：“该怎么办？”

自诩法律功底深厚的我突然噎住了，咦咦呃呃好一阵还是没能说出话，感觉对行业实务毫无了解。这时候，张老师接过话筒，沉着地分析目前情况和可有的解决途径，那股子冷静的温存让人安心。而且我发现张老师对劳动法领域的法律法规倒背如流，宛如人肉智能劳动法典，这大概和她抽屉里几本翻烂了的法条有关系。

至于为什么解了误会，是感受到了张老师及电话咨询岗的同事不是在接电话就是在去接电话的路上，哪怕相隔3米，也会急匆匆赶过去，生怕漏了一个，这也是她从不停下脚步寒暄的原因。在他们认为，哪怕让求助者少几秒钟的等待，可能也是一种慰藉。

至此，张老师的形象从“高傲”变成了“高大”。但凡坐在她边上看着她工作的人，都会为她的专业和专注肃然起敬。就这样，在冬凉夏暖的改造厨房里，穿梭在两根下水道柱间，张老师日复一日地接了一个又一个咨询电话，一笔又一笔写下每一个咨询记录。

年9月，张老师暂离岗位前往美国深造时，她亲笔写下的咨询记录半人高，可能逾万人从她那里获得了希望和与困难抗争的动力。

(我真是位注重朋友隐私的好朋友）

吃货张老师

张老师爱好两样东西，一是书（精神食粮）、二是肉（现实口粮）。单位有同事互赠生日祝福的惯例，在给张老师的生日祝福中大半都是愿张老师吃饱吃好，多吃点肉之类的朴实无华却踏实温暖的祝福，也侧面反映了张老师五行缺荤的基本属性。

我们的革命情谊很大一部分也是通过食物联系起来的，我和张老师一样学校毕业后就在义联工作，作为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高薪资和优渥福利都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每个月的薪水甚至只是高端律所或金融机构同学工资的零头。尤其在北京，付完房租以后基本上所剩无几。因此，如何在有限的预算内吃饱吃好是我们常常在思考的问题。小区里的盖浇饭和成都小吃，10元吃饱吃好的外卖促销，都留下我们的身影；记得有一次我和张老师还有杨姐加班到很晚，时值初冬，走在清冷的街道上，瑟瑟发抖。张老师提议说去附近的小摊上吃点热乎的，于是在路边昏黄的灯光下，我们一边哈着气一边吃着迅速冷却的烤面筋，共享瞬间的满足，加班的劳累被抛在脑后，战斗情谊也这么一点一滴地积累了起来。

按常理,作为花季少女的张老师，该是热爱妆容服饰、或者成为某个日韩明星的狂热粉丝，但张老师对这些似乎都不在意，永远就是参照单位规定把自己装在黑灰色的职业装里，认认真真接每一个电话。哪怕再苦再累，好像只要一碗香肉或者一本好书就能让她美滋滋地满足好一会，就能找到动力永不倒下。

（灵魂画手的人物像特点就是完全一点都不像，哈哈哈哈哈哈，除了头发长短类似以外没有一点，我退出人像界了）

尴尬张老师

年年初，春节放假的时候，收到张老师一条紧急短信：“如果我正常上班还没到岗，我一定是被’囚禁’了，你替我解释一下，我尽早回来。”过了一会，又收到一条：“我的身份证被爸妈扣住了，很有可能通讯也会被切断，如果我没到岗，一定帮我解释一下。”

我本以为是张老师结识爸妈不喜欢的男友，在偷户口本要隐秘结婚时被擒获才会上演这样囚禁女儿的戏码。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张老师的父母实在有点受不了张老师的职业，不想她再去上班。

我和她同是小城市出生，太了解她父母的想法了。女儿四肢健全、头脑还发达，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每个月拿着入不敷出的薪水，也看不到长远的发展，就算是帮助了一些困苦的农民工，但她自己未来怎么办呢。而且，在公益组织接电话，这名头说出去一点光彩也没有啊，甚至还不如那个北大卖猪肉的，人家至少还是连锁产业。

在我家也是一样，还在高中的时候，成绩是衡量子女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考上大学以后，学校名气和学历是判断子女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参加工作以后，父母的同事朋友谈起自己的小孩，受到惊叹和称赞数量等级如下：

一等：公务员（按中央到地方等级、核心机关到直属单位、福利待遇和安稳程度三个指标排列）；

二等：事业单位、高等院校（标准同上）和自行创业（盈利的创业）；

三等：私企（不限职业，按照薪资水平高低排列）

如果你的薪水和工作比不上别人，就要靠配偶和后代来填补荣光。配偶的单位质量和生育数量能够弥补受评价者本身的不足。

而我和张老师，正好排在最后一等的最后一档，从高考后排行榜榜首突然掉到最末，父母脸上自然挂不住。

后来，张老师还是及时赶回了北京，说是通过撒娇加无赖的方式取得了强制沟通上的胜利。但在自家被囚禁这种事情，还真是让人尴尬不已。

其实，张老师的尴尬就是公益事业的尴尬，除了捐款以外，“公益”二字并不是有社会共识的名词，在聚会里，听到“公益”二字的自我介绍，对方差不多就会把你删除出想要长期维系关系的名单。

对于成功的评价标准里只有权势和金钱的时代，想必张老师遭遇的尴尬还有很多。

逗比张老师

每个人表达幽默的方式都不大一样，我属于奔放的乡野田园风，而张老师则系内敛的自娱自乐风。张老师尤其热爱古文中的笑点，常和我分享古文著作中好玩的故事。她还总说希望能写出一本类于聊斋志异类R级惊悚古典科幻爱情小说。

对她要创作的作品我倒是没什么兴趣（有代沟），但张老师本身却总是让我忍俊不禁。张老师表面肃杀且精明，感觉有着如现代女包公般高能，实际上却是一个实在的傻白甜。强烈的反差总是让我无法克制自己对她洪水般的温婉嘲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电话咨询打入的密度很大，往往一个接一个。张老师经常要等到实在是憋不住了火速前往卫生间。而且只要张老师稍微逗留，就会听到走道里杨姐大声呼喊：“张老师，电话响啦电话响啦。”而张老师也总是选择箭步冲回办公室。这种时候张老师的面部表情通常都非常复杂且微妙，无法明述。

2、张老师适逢芳龄，总不免对外界心里微泛涟漪的时候。但张老师从来不会明显地表现，她的娇羞往往停留细微之处，比如某个深情的余光小扫、轻轻摆弄一缕吹乱的发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