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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晚20时，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第二集《守护民生》播出，讲述了纪检部门彻查孙小果离奇“复活”的全过程。
专题片首次披露，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纪委书记何绍平坚持原则、不惧压力，多次对孙小果的减刑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符合规定。他的正义之举给孙小果及其背后“保护伞”的违法行为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孙小果
孙小果年一审被判处死刑之后，其继父李桥忠和母亲孙鹤予经过多方运作，致使年9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案启动再审，并最终由死缓改判孙小果有期徒刑二十年。
为了改判，李桥忠找了时任云南省高院立案庭庭长田波、时任云南省高院审判监督庭庭长梁子安等人运作，他还通过不止一个人向时任云南省高院院长赵仕杰打了招呼，其中之一是时任云南省长秦光荣的秘书袁鹏。李桥忠辗转通过一个私人老板结识了袁鹏，送了3万元，袁鹏接受请托给赵仕杰打了个电话。
当时李桥忠告诉孙鹤予说，袁鹏是当秘书的，他背后的人官有多大，他的权力就有多大，对方（赵仕杰）接到电话那考虑的肯定是，这个事情是你（袁鹏）跟我提的，还是你背后的人（秦光荣）跟我提的。
这些绕着圈子打的招呼起到了作用，赵仕杰找到梁子安提了这个案子，大意是如果能动就动一动。
之后，李桥忠夫妇同时又在监狱系统活动，操作违规减刑。时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罗正云和李桥忠既是老乡又是战友，于是不顾原则答应给他帮忙。
调查组调取孙小果服刑期间的纪录查证，发现多名监狱管理人员在领导授意下违纪违规，给予孙小果不正常的特殊待遇，孙小果每个月考核都是满分，连续七年被评为劳动改造积极分子，接连获得减刑。
尤其荒唐的是，孙小果还号称在监狱里发明了一个“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后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第一监狱据此认定孙小果“重大立功”再次报请减刑。
井盖设计图纸其实是孙鹤予托人从外面带进去的，在一些监狱干警帮助下，同监其他懂技术的犯人制作出了模型。孙小果的设计陈述材料经鉴定都不是本人笔迹，是同监犯人代写的。
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纪委书记何绍平不同意孙小果的减刑，认为不符合规定。他说，我坚持不同意，我不图什么，我必须要依法，当时我的身份是纪委书记，纪委书记就有这个职责，对这个事情进行监督。
正是因为何绍平的反对，罗正云等人只好将孙小果转到第二监狱，绕过何绍平继续操作。如果多一些人能够像何绍平一样坚持原则，孙小果也不可能“复活”。但遗憾的是，许多人选择了另一个错误的答案。
网友们都在问：孙小果家究竟有多大的权力，能办成这么多事情？调查人员起初其实也有同样的疑惑，当一路查下来，发现孙家最大的官员只是继父这个区城管局长，却成功打通了层层关节，堪称拍案惊奇。
而且，虽然不少人收受了孙家的钱物，但他们都表示其实主要不是图财，更多的是因为“朋友圈”“战友圈”的熟人请托，看的是人情和面子。看似匪夷所思的背后，其实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积弊。
以下为《守护民生》解说词全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对于人民来说，美好生活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一个个具体的愿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满足人民在就业、收入、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一个个具体的需求和向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民生工作离老百姓最近，同老百姓生活最密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解决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纪检监察就在身边、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农民工群体是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务工收入是许多家庭的收入大头，也是他们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截至年，我国有2.9亿农民工，其中约1.7亿需要离家务工。农民工工资能否及时支付、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关乎千家万户民生福祉，关乎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关乎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年，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查处了一起严重侵害农民工权益的典型案件。案件的缘起，是在年8月，一名农民工来到当地纪委，对原玉环县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进行实名举报。这名农民工说，他因为受了工伤，通过劳动保障所和企业进行仲裁调解，整个调解过程吴福康没有安排他和企业见过面，工伤赔偿款也是吴福康转交的，调解协议书上写着4万5千元，但实际给他的只有3万7千元，中间相差元，吴福康解释说是纸面上多写点给企业抵税用，但他认为是被吴福康贪污截留了。纪委迅速对这一线索展开核查。
孙婉琴（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跑到企业了解，企业跟吴福康讲的其实就是一样的，他说是抵税用的。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其实是因为这名农民工在举报前曾经到劳动保障所理论，惊动了吴福康，他私下把元还给了企业并和企业统一口径，双方一口咬定只赔了。吴福康心里清楚自己做过的事一旦暴露后果严重，因此想方设法掩盖真相，对抗调查。
吴福康（原玉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这两年时间，31个案件里面我赚了钱。企业赔了多少钱，我确实没告诉工人，我确实有隐瞒。
虽然调查一上来就遇到了障碍，但调查组注意到，吴福康在进行调解时多处违反了工作规定程序，感到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
孙婉琴：赔偿书跟实际收款不一致的，这些都不符合规定的。民工的当事人和企业主不在当场调解，调解过程当中全部是吴福康一人，也不符合两个人以上参与调解的规定。
吴福康是否存在贪污受贿行为，调查组感到不能就此止步。玉环作为全国县域经济排名前列的工业强县，不到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上有一万多家工业企业，务工人员尤其是外来农民工权益保护，是这座城市必须解决好的重点问题，对涉及侵害他们权益的问题线索不能轻易放过。调查组调取了吴福康近几年经办的几百起工伤和职业病仲裁调解案卷，逐一联系涉及的企业、工人，对赔偿金额进行核查。
梁国栋（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逐一电话（联系），确认有几起中间金额存在着更大的差距。我们也铁定这里面肯定存在着问题。
这些务工人员大部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流动性很大，有些又去了别的城市务工，有些已经回了老家，为此，调查组远赴安徽、湖北、江西等六七个省份寻访相关务工人员，历时一年多，找到了多名当事人，获得了吴福康贪污截留的扎实证据。
梁国栋：我记得当时我们到江西去取证，有一人叫郑通楼，取证的时候他是二级尘肺，奄奄一息了，我们取证结束没过多久以后，他就过世了。工伤仲裁15万，拿到手只有9万多。
年，54岁的郑通楼因尘肺病去世。他和妻子孙巧枝是年离开江西农村老家去玉环打工的，希望多挣些钱，给女儿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郑通楼在一家汽车配件厂打工，他所在的工序粉尘严重，早年间企业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到年，郑通楼病情越来越重，经鉴定为尘肺病三期，已构成二级伤残。
孙巧枝（郑通楼妻子）：吃饭睡觉都戴着呼吸机。谈到赔偿的事情，那个厂里面还是不肯赔。虽然说我们在那里待了十几年了，公司后来理都不理，进都不让我们进去了。
治病很快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债，女儿那时上初三，因为家里实在困难也辍学回家了。
孙巧枝：不给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老公在那边戴一个呼吸机那样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后来我们请了一个律师在那里搞，律师给我们搞一点钱回来。
律师告诉他们，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会帮他们找企业仲裁调解。过了段时间，律师通知他们去领赔偿金，调解书和发票都写着15万，给的现金却只有10万，律师也是说相差部分是抵税用的，夫妻俩按约定给了律师10%代理费，拿到手的只有9万。调查组联系了相关企业询问，企业表示交给吴福康的赔偿金确实是15万，贪污截留事实得到了确证。
孙巧枝：其实少了5万块钱，这个我们自己心里也有数，我也没有告他或者怎么样，我老公他那个人也是一个老实人，他人病得那个样子，一直在说不是他帮我们要，我们还要不过来，他是这个意思。
调查组找到的不少务工人员，都经历了类似的辛酸。他们几乎都是收入低、生活贫困的社会群体，为了挣钱养家，不辞辛苦，在高风险环境下长期作业；当他们遭遇工伤，相关企业却又推卸责任的时候，面临着失业、治疗等重重生存压力，亟需经济补偿。这种时候，劳动保障部门成了伤残工人和家人的希望，面对弱势群体的殷切期盼，本应为工人们雪中送炭，但吴福康却反而雪上加霜，从工人们的救命钱里吃差价。而且，吴福康并不是每个案子都敢截留，而是专门挑选家在外地、看起来为人朴实、不会质疑自己的务工人员下手。这样的行为，严重啃噬群众的获得感，侵蚀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当听了一个个务工人员讲述他们曾经遭遇的困境，调查组下定决心要还他们一个公道。
梁国栋：每个工人的诉苦，对我来说感触很深。他们受伤以后谋生手段可能也会受很大的影响，赔偿金额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一定要追到底，把这个赃款追到手返回给这些工伤人士。
调查组还注意到，不少务工人员都提到在他们和吴福康之间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代理律师。在吴福康调解的案件中有两个律师的名字频繁出现，一个叫雷继策，一个叫黄斗荣。调查表明，这两人其实既没有律师证，也没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发现帮务工人员维权是条挣钱的路子，医院门口打着律师的旗号招揽生意，实质上只是中间代理人，每一单收取赔偿款10%到20%的代理费。他们和吴福康相互串通，共同牟利。
梁国栋：我们在查办吴福康案件的过程中间发现了一个蛛丝马迹，就是说蛮多工伤方留下的号码居然就是这个野律师的号码。野律师能够充当吴福康的说客，如果（务工人员）一旦有疑义或者要问厂方什么之类的，他用野律师对他进行安抚跟劝解。
由于两人都不是真律师，帮工人要赔偿主要是依靠吴福康去和企业仲裁调解。他们因此经常给吴福康送超市卡、烟酒茶叶等礼品，和他搞好关系。
雷继策（涉案人员）：没有证的话做这一行的话必须要认识当官的人，他是劳动所所长，不管什么事，像这个案件给他他就会处理掉。里面肯定有一个差价，这个很明白，抵税抵什么税。
对两人的调查证明，两人对吴福康截留赔偿款早就心知肚明，反而在务工人员面前为吴福康“抵税”的说法背书。吴福康也需要这样的人从中沟通配合，打消务工人员的疑问。赔偿款下来了，两人能拿到代理费，吴福康能从中截留，双方都得利。
吴福康（原玉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他要求10万，我跟企业谈了15万。我当时就在想，我这个就好像做生意一样，他们要求多少钱，我达到他们的要求，我就在这其中赚取差额，赚了一点点意思意思。
吴福康身为公职人员，却把职责做成了生意，对待务工人员和厂方，他各有一套生意经。在务工人员这边，吴福康尽量压低他们的期待，说服他们以较低的金额接受调解。而在厂方那边，吴福康则把赔偿金往高里谈。用这样的模式，他从31个务工人员的工伤赔偿款中共计截留了29万多元。
梁国栋：作为公职人员吴福康有这样的行为，性质其实比较恶劣。我们留置的时候很多人得知这个事情都拍手称好。能够获得企业方跟工伤人员多方的认同也是我们一个执法执纪者，最终想达到的心愿吧。
年，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对此案公开宣判，不少务工人员专程赶来旁听。吴福康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同时追缴款项32.54万元。追回的赔偿金，被一一送到了当事人手中。
孙巧枝：那个钱去年给我们打过来了，5万块钱。谢谢纪委帮我们找过来，不是纪委帮我们找过来，我们这个钱肯定就拿不到了。
这个案件虽然发生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玉环，但受到伤害的多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务工人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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