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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说王世福做好一个城市ldqu

时间:2021-2-19 9:06:07 来源:矽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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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介绍：

王世福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城市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边的线上授课刚刚结束，王世福老师便进入我们预定的会议间，进行不一样的“授课”。他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剖析城市社会的现象、解答我们心中的困惑，侃侃而谈两小时。虽然不能与他亲身交谈，但丝毫不影响他的思想传播。

疫情·冲击·启发

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给我们什么启发？从哪些方面作出努力能够提高整个城市的应急能力？

这个提问很应这个特殊时刻。首先从观点上来看，我写的一篇文章《规划看不见的城市力量》里面提到，「病毒全球化超越了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制度、人文因素，击穿个人心理、家庭心理以及社会伦理的底线，直接拷问城市地方性的内核，即安全性和健康性。」

王世福

规划看不见的城市力量

实际上这次疫情首当其冲挑战的是城市的公共卫生方面，包括疾控、治疗能力，以及医疗科技水平，最终是看疫苗能不能成功地终结这件事情。

其次这次的疫情应该是挑战了城市的应急能力，也就是「城市进入一种跟平常不一样的状态，公共服务和各行各业怎么维持？」实际上，经济、社会、产业的恢复压力可能远比教育要大，至少教育可以最大程度地转向网络，但其他行业不见得可以这么做。

COVID-19

突发疫情对我们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这些专业，其实是一个间接，但非常深刻的反思和触动。

值得我们反思的非常多，比如建筑的通用性问题，很多理论和实践会认为建筑类型是个定式，比如居住、办公、图书馆类型等。「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状态到来的时候，我们各类建筑是不是很好地应对这个状态呢？」

我们不妨把抗疫的体验刻画在学习过程中，在特定的情境下去考虑空间的规划与设计。「如何使空间能够从容地面对这类空气或气溶胶传播的疾病？如果家里有人感染，有隔离的需求，如何迅速地置配一个隔离区？紧急事件来临时，空间、环境、设施是否支持？」

「建筑的通用性、健康性和弹性是我们这个学科应该很积极地去响应的。无论是空间硬件的改造，还是使用方法的调整，疫情的拷问都让我们对空间有了更多的思考。」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日常的空间也应该包括一种应急可能的空间，对吗？

可以简单这么说，但对于你们而言，作为培养设计能力的过程，首先是要完成一个常态空间的设计，它的需求是谁？它的使用者是谁？然后带入这个认识，空间的局部要能为应急去准备起作用。

我觉得设计的力量就在此，就是说哪怕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都可能还有设计的解决能力在里面。「应急空间不是专门划定的一个专用的应急状态，而是叠加在常规状态之上的。有这么一部分常规状态的空间，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改变使用方式来承载应急的功能。」

医院

我们在准备采访的时候拜读了同济大学王兰教授的一篇文章，她说“城市规划起源于人类对健康的诉求”，然后还举了一些美国和英国在历史上传染病的例子。

请问现在美国和英国的疫情那么严重，会不会和它的城市规划有关？有没有暴露出他们在应急空间规划的短板、缺陷呢？

我个人可能不会在这个时候直接下定义，甚至反过来说，各个国家的应急理念、做法不同，他们的城市具备的弹性也都是有的，「某种程度上由于他们对私人产权和对行动自由的尊重，使得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我们一直说我们有制度优势，是指我们的治理能够采取一个相对容易快速执行并且公共资源可以临时调配的一种方式。

追溯历史，城市规划源于公共卫生问题。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起源于英国，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工业污染导致城市环境的剧烈恶化，影响城市的人居环境，甚至爆发传染病。

伦敦雾霾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城市规划可以克服传染病。在现有的医疗资源条件下，人类能真正战胜的新冠病毒的方法是在医疗科技领域不懈努力，发明疫苗，通过医疗、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共同努力，找到病毒的传播规律并遏制。

至于说现在英美爆发更加严峻的疫情，我觉得我们不妨先定一个讨论的基调，「我们不需要在这种时期去过度地，刻意地去批评。」在应急状态下，其实没有人是上帝先知，没有人能够准确预见，对不对？可以说几乎这一轮所有国家不论制度好坏，都有一定程度的耽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社会一旦突然进入一种恐慌状态，这是任何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不能接受的。」

但是之后，我也不倾向于去简单评价中国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是美国做得好还是不好，我们回头想想，我甚至会说各国都给了全世界很多启发。比如纽约的中央医院，而且这个反应也是比较快的，美国似乎也有一轮比较大规模的医生志愿者奔向纽约的行动，这些新闻，我们能看到国家和社会在做出同样的努力。

停靠纽约的海军医疗舰

我们再通用地说，其实在不同国家调用应急资源和医疗资源去对抗这次疫情，大家还是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共同反映的机制和目标。只不过由于制度对这个力量的调动方式和干预方式不一样，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我看到西方对死亡的从容、坦然程度会影响到他们采取的行为，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命运的必然。」

实际上，我国现在先行面对的也是一个全球性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要复业、复产、复学。也许，在后半段某些国家会表现得比我们更优秀，对不对？

进入疫后恢复的现阶段，我国应该扩大核酸检测力度，「并鼓励适当地、胆大心细地释放健康人的活动轨迹，慢慢要改变当前的防御态势，转而释放强大的社会动能。」

社会运转的重要内容包括医疗场所和隔离场所的保障服务，迫切需要人力资源，并且需要这些人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但是由于隔离的严格执行问题，大部分有知识、有能力的专业人员都被隔离在家，防疫、控疫的服务供给也被抑制了。」从城市规划来看，应急状态的公共服务资源要向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场地集中。

另一方面，恢复性阶段的思维和政策有待更积极的转变，释放确保健康有能力的人，社会的再运转才会顺畅。「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医疗科技、医疗人员、公共资源的运行感到自信，而且现在已经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因此可以在严格防控的同时，开始尝试大胆地恢复。」

说了这么多，我理解这个态度还是「应该不断地去响应大家作出积极行动的那部分，按现在流行的话说，我们要学会去识别社会正能量。」这一段新冠病毒时期，我个人认为它注定是我们这一两代人与人类历史的一个交集。每个人都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少一些无谓的批评、吐槽和八卦，多一些肯定与鼓励，多看一看人家“无可奈何”在哪里，“不得不”在哪里，这是我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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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医院资源分流来给人们健康提供更便捷的保障，医院就医。如果要增加这种医疗资源分配的可实行性，请问如何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去引导呢？

在这次疫情中，从疾控中心、医院，医院、社区卫生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都暴露出不少问题。除医院外，其他医疗资源服务社会的能力发挥大大受限，疫情期间基层社区不堪重负，但各类一般医疗机构基本上也都无所作为，暴露出医疗体系、尤其是基层医疗的资源储备及应急能力不足等短板。

「医院就医消费习惯，医院的不信任问题，医院在疫情中选择了放弃，浪费了医疗资源。」

新冠重症病房

我国现阶段医疗资源总体上是紧缺的、有限的。应急韧性城市最基本的特点是，在特定的应急状态下能行使资源集中调配的能力。在疫情爆发期间，拥有医疗知识的人员就是资源，但如果这类人力资源被隔离在家，全社会的效能会随之大大下降。「他们可以不是医治呼吸病的专家，可以不是研究病毒的医生，但他们会比一般人具备更好的普遍性的医学知识，有助于市民认清自己的状态并做初步的处理，这些人力资源完全可以下沉到各个社区。」

其中，医院在内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在疫情期间没有起到医疗资源服务社会的能力。医院和牙医诊所。对比起我们一般的家庭，他们至少有医学的基本知识，如果他们能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基层社区的防疫抗疫会更加从容。

如今我国并没有这种人力资源、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的应急制度，反而是只能在疫情医院的大部分医疗服务。「因为如果门诊还开，很有可能就在那里发生交叉传染事件，所以我们也不敢在这一点上放手。」

最好的紧急状态应该就像应急疏散，找最近的通道，到达最近的安全点。从城市的公共服务角度，建议应该选择在最近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建立“安全点”。「短期内，它可能无法提供治疗，但是会给予隔离，做初步的诊断；然后向上一级的、真正的能够处理好病人的医疗资源去汇集，如此能够极大改善交叉感染和社会安全问题。」

“应急疏散”

纵观全球防疫，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就近分诊确诊制度，并在超市、公车的临时站点检测；而我国由于前文所说问题的存在，大部分病人会涌向医院。

健康·绿心·交互

健康城市对城市的街道和公共设施有什么要求？或者对其他要素有什么要求？

关于健康城市的研究，一直存在的困惑是建成环境到底能起多大积极作用。从全局看，健康的意义包含多个层次，分别是身体、心理、人际、社会关系的健康。「但回到医学角度，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知识证明，决定个体身体健康最主要因素是个体的遗传，是与基因有关。」

相对而言，环境的影响并不绝对显著，免疫力和体能体质是个体的事情；而健康城市更多是去找健康与环境的关联性，指某个地区某种疾病发病率大与该地区环境有何关系，比如矽肺与粉尘。

“健康城市”有一个值得充分讨论的话题是“公园处方”。处方是指医生开个方子给病人治病，而公园处方的意思是，“公园也可以治病”。在心理疗愈方面，公园能起到很好的心理缓冲作用，而从促进体力活动的角度来说，这个环境能促进体力活动的发生。

“公园处方”

「在这里我有一个实证可以分享给大家。广东建设绿道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们可以在绿道上骑自行车、慢跑，但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广东绝大部分绿道是顺着交通干线建的。按健康城市的理论，这是更加危险的。因为运动的时候增加呼吸量，而绿道恰好是汽车尾气排放相对较多的地方，相当于市民在绿道上运动时会更高强度地吸入不健康的空气。」

尽管从别的角度来看，它是成功的、积极的。从健康城市的角度看，我会建议绿道不能紧贴着车行道，要尽可能地远离车行道。「比如我们现在从汇景，或者是从五山、石牌走到华工来，其实没有一条健康的、步行舒适的通道。如果你想慢跑回来华工，按现在隔离理论给我的启发，我会建议你戴口罩跑回来。」

打卡“广州云道”

承认研究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同时，引入健康城市理论后会增加对建成环境的评价标准。「将来一个城市设计得好不好，肯定不仅仅在于好不好看，酷不酷，效果图美不美这么几个非常传统的美学的标准，一定需要建立健康的评价标准。所以应该把健康影响评估，全过程地纳入规划建设和建成后的管控治理的每一个环节。」

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社区、街道，评价的标准有活动的密度，使用的人群，另外需要增加一个健康评估，包括行人经过的时候是否愉快，是否安全，这是在视觉美学上不可提供的，比如把盲道换成好看的地砖，但下雨就打滑，很不安全，就是失败的。

健康城市跟绿色空间有关，那么绿色空间在整个城市面积的占比有合适的比例吗？对于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在建筑和人口密度都很高的情况下，如何增加绿色空间的占比？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绿地的比例，比如居住区的、公园的，或是整个城市的，对绿地空间的占比，不同等级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肯定是不能少的。

满足一般指标的基础上，现在的绿地规划更多地强调绿地空间系统的结构。除规模之外，多个绿色空间之间的联系性，绿地与自然环境的连通性，绿地的布局与水系的布局是否结合妥善等这些因素也相当重要。「如果把城市绿色空间的设计比喻为编织成网，相对于绿地效能较低的独立的公园，用绿道当作针线，把绿色空间联通成网络，就能大大提高城市的绿色健康项目的覆盖率，城市的绿地系统将变为一个有机运行的整体。」

新加坡花园城市

从规划和设计的角度来看，同样比例的公园绿地只说明了绿色空间的面积规模，而不能保证品质。尤其是高密度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会对建筑物有需求，这个时候结构性地去布置绿色空间的体系更加重要。用有限的绿地的规模，去支持更顺畅的通风，包括研究城市的主要的风向，尽量把绿地和水边的元素都组织到有利于通风的方向，如此整个城市的风环境就会改善。

「所以我觉得对设计师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规划设计，能够在既定的面积之内做出一个更好的健康效果。」

在您发表的文章《高密度建成区结构健康化的绿心城市设计对策》里，提到不少关于城市绿心的理念。“城市绿心”的选址有怎样原则？未来这种绿心会成为每个城市或者说每几个城市都配备一种资源吗？

回溯历史，纽约在规划一开始就提议做出一个成规模的中央绿地，像法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很多“绿心”原本是皇家用地或者是自然保护区，那些特定的、不以建设为目的土地，在城市扩张之后就被包进来。而很多其他的城市绿心，像广州海珠湿地公园，是在后续的发展治理过程中慢慢界定出来的。

城市绿心有不同的产生机制，而关于绿心的位置，可能偏心，并不一定是城市几何上的心脏的位置，但是必定是指非人工的、一个超大规模的绿地环境，而且尽量要保持成规模的自然生态特征。

「绿心既不等同于公园，也区别于郊野。」

绿心作为超大规模的绿地，比各级按规范建设的公园的绿化面积大。公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人服务的；而绿心，包括大型绿色空间和城市里超越公园的这种空间，它不仅仅为了人，还为动植物，为整个生态，能起到一种生态学的作用。「它跟郊野也就不一样，虽然说两者都有成规模的动植物，但绿心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在比较密集的人工建成环境中，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原生态空间。」

纽约中央公园

它不仅是城市的生态之心，更代表了人们对回归自然的憧憬之心。「我们当时在写文章的时候就觉得在超大城市应该普遍地去配置超大的绿心。」

我们之所以强调绿心，就是大家追求城市品质越来越高的时候，不太满足于用一般的小区绿地，或者说一般的社区公园、街道公园来满足高品质城市的需求，而这时恰好又结合土地的调整，包括在“自然资源优先”这些理念的影响下，大片绿地就被保护下来，变成一个成规模的绿心。

绿心的概念不仅仅是指特征上的识别，更重要的理念是，在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有助于满足人的需求，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就业、居住的需求。「失去的自然事物会更加让我们怀念、让我们倍感珍贵，这是一种对更高品质的超大城市的需求。」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绿心是一个城市里面的演进，也是更好的城市生活的愿望的实现，让人们在城市里面也能看到郊野、能看到丰富的动植物。

伦敦海德公园

文化内涵是城市景观的重要价值，当我们提到伦敦海德公园，就会想到著名的“演讲角（speakerscorner）”和社会主义运动；提到纽约中央公园，就会想到曼哈顿区的摩天大楼和动物园。

如您所说，广州城市的发展需要“从名城保护到文化兴湾”，我们拿海珠湿地公园来作对比，它似乎在文化内涵上有所欠缺，如何在其生态和功能之上更好地发挥文化层面的作用呢？

其实这个问题自身已经包含了答案：「绿心的效用和其内部的活动配置，与社会交往的功能关系密切。像海德公园、中央公园，它们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使用和磨砺，发生过很多的历史事件、承载了社会活动的功能。」

目前广州的海珠湿地公园还偏向一个保护性开发阶段，但其实怎么活化它更重要。虽然我们现在还处于尽可能地保护一些绿地不被城市建设占用这个阶段，但海珠湿地公园后面应该更多地来倡导它的公共服务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甚至发生社会活动的作用。

比如说广交会最近在海珠湿地举办过岭南文化的宣讲会。“从名城保护到文化兴湾”，广州市是怎么响应的？我们可以引进一轮广州走向全球化的文化交流。重点在于要把它变成社会场所，而不是简单地在那里把湿地景观、把果园处理好就可以了。

超大型的绿地，需要生态，更需要交互与表达。正如海德公园的演讲角选址，其实是希望用活动为空间赋予意义。「除了在高密度建成区提供成规模的绿地空间，保持有生态性和某些自然资源的属性之外，应该鼓励绿心承载社会活动，承载更多的功能。」

海珠湿地公园

「其实我们在文章中也提到，绿心的教育意义也很重要。」

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在一些国家有“动物园分园”制度，意为一个市或者省的动物园每周周末会派一些野生动物去社区，目的是让自然融入生活。「我曾经访问过一位教授，在他家的小区里有一块不大的绿地，就是类似‘动物园分园’的制度。那天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蛇，狼，还有其他一些凶猛的动物。」

「其实很多人，像你们这代孩子，有到水里去摸过鱼吗？我估计没有。包括农业知识，你们甚至可能区分不了小麦和水稻，是番薯还是辣椒。但你的父辈、你的爷爷辈大多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些东西实际上恰恰是人跟自然之间一个比较重要的关系。」

总的来说，城市绿心中的一些政治活动或者文化事件应该被倡导。通过这些活动，市民们会对类似海珠湿地公园这些场所的印象加深，且更能体现这些场所的生态教育意义。

自然教育

「我们之所以强调绿心的自然生态性，就是因为城市化过程过于人工，恰恰需要一些小型生态系统，包括微观的动物园等具备教育功能的场所，让不同年龄段，特别是儿童，对自然、对农业的认识提高，通过成规模的绿地来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

协调·服务·包容

我们知道规划师的工作是去平衡各方利益，然后作为协调者进行工作。如何通过规划的手段增进共治、共管、共营中多方的沟通，满足共同的需求呢？

在过去的城市规模拓展阶段，许多问题来不及思考。而现今我国城市化到了一个比较精细化的阶段，开始追求质量，诸如历史街道、历史城市，也愈来愈被重视和保护。

规划师是一个拥有专业知识的“协调者”，对于在地的居民，也许在审美上更胜一筹，但终究是一个外来者，不是侵略者。

「你没有花钱去种树种花，那块地不是你的，那面墙也不是你的。」

“协调者”是一个用专业的技能来服务社区和城市的角色，应该要尊重以下利益主体：在地利益相关者、产权所有者、空间的使用者，站在服务各利益主体的立场上，帮他们实现愿望，参谋行政决定，帮他们规划一个城市发展的前景。

「你首先要尊重的是利益、产权，包括当地的领导，他代表政治，他的压力比你的大。假如你是校长，你要考虑全校的师生员工，假如出现一个安全生产事故，你是要负责任的。」

建筑学院的学习和训练能够培养一个专业者的技能，但并不意味着他马上就能做好一个协调者。做好协调者还需要社会工作、社会交往，包括调停冲突的能力。倾听的能力十分重要，它能帮助识别各种现实情况。

「比如甲业主跟乙业主吵架了，作为规划师不能马上站到某一边，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识别甲乙在捍卫的不同利益，以及其中的冲突之处，从而寻找平衡点。另外，规划师也不具备直接“劝架”的能力，更多地是通过居委会、物业等渠道协调各方利益、解决争端。」

我特别愿意多跟你们交流，这跟平时的教学方式有所不同。像做这次采访、做志愿者和班级委员等等，都属于社会工作、社会交往。「我比较看好在专业课程之外愿意参加社会交流和社会工作的同学。因为在真实环境下，局限的专业知识不一定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规划师和设计师作为专业服务者，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识别利益冲突、寻求解决方案，得到各方满意的结果，这些能力的要求往往超出专业课程的范围。中国的城市社会走到了更加细腻、复杂的阶段。我们经历过城市、财富的扩张期，现在的社会治理更讲求幸福感、满足感，居民的意见越来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做恩宁路的街区设计时，毕业设计组的同学把模型端到街道上，请居民来点评，而不是由课程老师们点评。作为协调人员，你要看看街坊百姓是不是喜欢你的方案。把同学们带入到情景中去，他们就会更清楚。很多时候甚至会有失落感：自己做得挺得意的方案，怎么会在真正使用的市民眼中变得一无是处了呢？被修理一把就对了。当然我们也要对传统建筑与城市规划教学进行反思，毕竟建筑学院是令人自豪的一个王牌学院，要与时俱进。」

恩宁路评方案现场

在这种城市规划中，居民的参与度占最后多大的决定程度？

如果社区的建成环境物业是一个固化的状态，这些直接利益相关者达到共识以后的行动才是最优的行动。如果这个共识没有达成，某种程度上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最高境界的规划师能促成多个群体之间的共识，甚至能激发出集体的行动。」

请问对不同的地域性特色，在规划的前期准备中有什么方法去研究考察呢？

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社会调查的知识要前置于直接做规划设计方案，“所在地”和“使用者优先”这些词都来源于社会学。在进行物质形态和物理环境的改变和重建之前，应该想象使用者是谁，用在地调研、统计数据、历史方法和社会关系分析去了解对象的生活状态、对象的需求；而这是英雄主义的建筑师所容易忽略的。

「所谓的历史方法就是了解历史原貌，了解此处现居的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原先的建成环境，这些因素构成当地的社会基因。」

而判断建成环境里现有的东西是否合理，还需要运用研究社会关系的方法。「年轻人们会看这个不顺眼那个也觉得不对，因为你们见过的好东西太多了，如果到世界各国走一趟，你们会发现欧洲是挺漂亮的，美国是挺发达的，回到我们五山街头，可能就会觉得乱糟糟的，但年轻人觉得不好的东西，往往是经过多年适应的结果。」

「另外有一种可能性，你觉得很不合理，但大家都很enjoy。作为外来者，这个时候规划师应该谦虚一点，不要急于去改变。」因此要考虑到多数人的喜好，只有当你和多数人一样认为不合理时，机会才真正到来。

威尼斯黄金大运河

设计就是尽量去雅化俗的东西，进行一些故意和干预的行为，不可避免会有个人的主观因素在里面，「规划师和设计师可以保持这种情怀，但要慎用这种力量。」首先应该去交流，说辩好的构想，询问居民意见，然后适时进退，决定实施与否。

不应该说我觉得你们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这个就是侵略者的角色了。协调者，服务者，侵略者，统治者，假如把他们对立起来，这就是建筑师、规划师容易遭受批评的地方。「也就是说，其实你就是一个侵略者，我跟你没啥关系，你却画张图就想改变我？」

“侵略者”

对合理的设计结果的宣扬要增加社会性的过程，符合协调者的角色，用情理去说服他人，为讲述方案锻炼这种能力。

「现实中部分富有的人会对环境的审美、使用的要求不高，我们想要帮他们提升环境的品质并不容易。假如你说“你都这么土豪了，你怎么还搞个这么丑的东西？”这句话没讲完别人就把你赶走了。但如果换一种表达，“你们前一段时间是不是去欧洲旅游了？你看威尼斯街头有那个东西是不是有好多人都在那坐？我们不妨也搞一个适合我们坐的，说不定我们这比威尼斯更靓了，不也挺高兴的吗？”那他可能就会心动了。」

总结而言，好的方案需要规划师作为协调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去支持得以实现，而不能依靠传统英雄主义的建筑师，单纯用物质空间决定论，期望着拿来了一样好的东西要彻底把使用者的生活革命了，救赎了。「没人需要侵略者救赎。」

老师您曾经讨论过“老城市新活力”的话题，有许多非正规经济，如摆摊等，这些交易形式十分有活力，但缺乏规范性，请问如何能弹性治理来引导它们尽量保持活力，又具有规范性呢？

「这个太贪心了，这就像又想白富美又想高富帅。」

实际上，活力和品质很难同时实现。

「走鬼档很有活力，但不规范，它的品质不好，因为背后没有服务的卫生保障；很高品质的地方往往就缺少活力，你总不能每天都住在太古汇吧。越高品质意味着越少数人能消费，它就越没有活力。」

“走鬼”小贩

这既是问题，也是机遇；需要回到社会关系来分析，取最大公约数。

「如果让我来治理“走鬼档”的话，我会允许散漫的经营形式，但必须确保食物品质和卫生。我不太倾向于用规范这个词，因为规范只能带来品质要求，它往往起到约束作用；而活力往往以犯规为特征。想象一下，如果麦当劳室外化，是不是比较接近那种活力与品质兼具的场所呢？」

太古汇

用大概折中的话说，在这两端冲突之间，适当地动用部分规范性，部分包容性。

「我读书的时候有那种三更半夜拖车卖的炒粉，城管告诉我们他们一晚上就一桶水来清洗，因为附近没有水源。如果要指定在五山街道设置一个走鬼区卖炒粉，那我至少希望设置两个水龙头，让这个清洗过程由公众可见。」

适度的规范性是必要的，但又不能只用规范性去约束活力。

另外存在公平竞争的问题：其他人合法经营的利益也许会受到侵犯，如果有人在麦当劳门前卖烤翅的话，既不能保证食品质量，又侵犯了麦当劳的合法经营权益。

多元·尊重·致远

我们了解到老师您在粤港澳大湾区有规划项目，在相关的文章中有提到港澳大湾区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您觉得应该怎样统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呢？

城乡发展不平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只要有城市和乡村，就注定存在差异，这是社会多元化的体现。平衡与否更关键是背后有没有公平、公正的理念。「从战略性角度看，恰恰因为不平衡，所以在发展动力上存在差异，因而可以各尽所能。乡村有能实现城市所做不到的事情，城市有乡村达不到的高度。」

「可以用文化线路的方式。我们做古驿道工作时发现边上全是贫困村，它们有比较好的历史文化，但由于后来水运交通、陆路交通、海运交通的兴起，它们荒废变成一个遗址。」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很多地方会出现兴衰的更替，城乡之间的差距也一样，是绝对存在的，认识它并不是夸大它的影响，而是寻找它们各自能够提供的动力源，在发展的同时能够相互受益。

多元共治是时下的一个主题，意思是多个利益主体共存在同一个空间里，必然存在差异和不平等，而对策在于识别他们在发展时对自己有利的动作，能不能也给他方带来利益。

大塘“新城”byZhijun

「现在学院也动员我们买湖北和云县的产品，这照理来说是反市场规律的，但在政策干预之下可以达成，这是恢复经济的重要举措。这个看似不合理的政策恰恰是最及时、有效的，这也是我们的社会特色、制度的优势，使最好的发展资源指向最弱的发展需求，共建共治共享。其实包括疫情支援也是这样的，制度充分调动与市场逆行的力量，用来对口支援、定点照顾。」

因此，规划师一定是在充分了解市场规律之后，利用自己的设计和规划同政策中一些积极的因素去做最强和最弱的联动。

很好奇看到您的朋友圈有提到汕尾的浏览感受，提到了“嗅觉城市”这个词。

传统城市更多的是视觉城市，因而建筑学院的基础训练课程就以视觉审美为主，讲究比例和色彩。但视觉景观并不能包含一切，往往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不同的气味给人的空间感受也会不同。

「我们曾经进行深汕合作区的一项国际竞赛，当时现场调研一个码头，正好是渔民打渔回来从船舱里面拿出来活鱼卖的时候，会有海鲜味。我当时闻到鱼腥味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在意那个码头是不是很漂亮，反而觉得这样的场所感很好。在类似的码头做设计，一定要尊重人的原始感受。反过来说如果谁把渔船码头的海水海鲜味道给我规划没了，对不起我就给他打零分。」

“嗅觉城市”

建筑学院有老师做过关于听觉景观的研究，在生活中在很多高档区域都用了这个方法，如背景音乐以及“音乐疗愈方法”。据说听音乐的奶牛产出来的牛奶质量会更好。

「实际上广东是一个嗅觉敏感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因为我们有粤菜，有海鲜，品尝的时候是靠鼻子来辅助的。」从理论启发来看，特定的场所，特定的味道对城市品质和感受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尊重感受。

再举一个反例，比如在麦当劳等鸡翅和面包的时候，面包和咖啡的味道如果受到了垃圾的味道干扰，你会觉得这个场所很令人不愉快。「而嗅觉对汕尾的码头可能是压倒我一切的对城市空间的感受，如果做设计我会用尽全力去把这种嗅觉保留下来。」

我们城市规划是涵盖很多方面的，了解到您之前是学建筑学的，能和我们说说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关系吗？

「如果你们一定想严格区分这两个专业，我更想用一种严肃的批评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两者肯定是有关系的。」

很明确地说，联系两个专业的桥梁是空间设计能力，在设计能力上无论是建筑学还是城市规划，都要尽可能追求高远。当然，从之前的话题交流来看，我们也能归纳出设计只是能力的一部分。想要做好城市规划设计，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公共领域的品质问题，而建筑设计则更多会渗入了私人领域。

「建筑学院的学生至少要具备比较强的方案鉴赏能力。我们学院的传统是设计比较好的作品叫做留校作业，它是一个风向标。而可能有两种同学，一种是有能力成为那个最好的，另一种是竭尽全力也做不到最好。而说到能力方面，也许留校作业的水平是你能力不及的，但你必须要有方案鉴赏的能力。换句话说，你可能设计不出5分的作品，但你要知道为什么别人的作品能拿5分，它的5分好在哪里。」

27号楼航拍byShuaiZhao

设计的能力加上设计鉴赏的能力，共同构成专业能力。

大部分人将来也许不会在方案设计的竞争上谋生或者就业，假如在房地产公司或者政府工作，具备好的鉴赏能力更为主要，甚至可以拍板：“这个作品就应该请什么建筑师来做。”

「手头功夫好只是能力的一部分，不一定要强求，特别是从事规划的同学，未来作为协调者的角色跟那个最狭义的设计能力不相关，而是跟设计鉴赏能力相关。」

规划和景观的同学没有任何不学好设计的理由，尽量把设计做到最好的同时，也要意识到设计能力只占能力评价的一部分，为最重要的目标是从建筑学院毕业以后不丧失方案鉴赏的能力。

番禺恒大球场设计方案

「我们看到社会各界对番禺的“番”金莲体育场褒贬不一，但实际上让你:1地放大一朵莲花，构造怎么做，平立剖怎么出图，还真不容易。如果将来建筑学院毕业的学生卷入到像“番”金莲这种公共建筑设计评价的时候，要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来评判，哪怕你很喜欢、或很不喜欢这样的建筑，也别停留在大众舆论讽喻的水准上，试着去评价其作为建筑的艺术、技术、人文特征。」

要学会对别人包容一点，

但要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