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回忆父亲,我总是泪流满面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失去联系20年的康老师通了电话，电波里传出的声音是那么的亲切。我们聊着共同的过去，绕不过去的自然提到了我的父亲，因为康老师和我父亲熟悉，父亲最后的岁月，康老师是目睹者。

我的父亲是个有故事的人，康老师鼓励我写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让我的孩子了解她的姥爷，让社会上更多的人认识父亲，为父亲在人世间留存点文字记录。考虑再三，我决定动笔写写父亲。

父亲在青岛

父亲在双塔寺

我的父亲郭汾卿，身材一米七的样子，白析的额头上有三道深深的皱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儿，一副书生的模样。父亲衣着朴素，总是穿着一身有些褪色的黑色中山装，脚底穿着一双修补过多次的黑皮鞋，话语不多，性情绵善，有些内向。

小时候我们家住得是平房，家里的房子象一节火车皮，长长的一大间。做饭、学习、睡觉都在这一间屋里。小时候我爱睡懒觉，每天清晨我还是呼呼大睡的时候，总能被半导体里发出的微弱的但很清晰的日语声及父亲低低的跟读声吵醒。我透过帘子睡眼朦胧地望过去：天还没有大亮，父亲坐在写字桌前，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除了半导体及父亲发出的低低的读日语的声音外，还夹杂着铅笔发出的‘笃笃’的写字声和翻书声，偶尔还有一点咕咚咕咚煮饭的声音。虽然想赖床，但最后还是会被父亲的低低的读书声及淡淡的米香味儿弄醒。日日如此，我们都习惯了。那时侯我就想，爸爸都工作了，还天天起早贪黑的学日语有什么用呢？

父亲读过的书

父亲毕业于山西医学院卫生系（现在的山西医科大学），后分配到太原的西山矿务局卫生处工作。西山矿务局是山西省大型煤矿企业，尘肺病人多。卫生处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尘肺病流查，监测工作面的粉尘浓度，对煤矿井下作业的工人诊断尘肺病期别。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整天就是下矿检查，什么杜儿坪矿、西铭矿、白家庄矿、官地矿、马兰矿…。只要有下矿检查的任务，父亲天不亮就从家走了，晚上我们都吃完饭了他才回来。

父亲在西山矿务局马兰矿

父亲是主任医师，下矿检查回到机关，还要分析胸片，给矿井工人鉴定尘肺病期别，工作量及工作压力相当大。各矿的井下作业工人每年都会不定医院进行肺部的X光片检查，每年因为检查、取结果、诊断等来回要折腾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西山矿务局卫生处的领导决定外购一台日本产的流动X线检查车，现场给矿工做身体检查。因为是日产的，没有些日语功底的人，是无法胜任此项购买任务的。时逢上海正在举办“国外科学器材技术交流展览会”，于是西山矿务局卫生处派父亲和一名司机前去参加并购买了这辆日本产的流动X线检查车。我记得父亲当时走了很长时间，他和司机把流动X线检查车从上海开回太原走了几天几夜，回来的时侯很疲惫，但能看出来父亲很高兴。他跟我们说：“单位买了这台车，给矿工可是办了件大好事！你们平时老说爸爸学日语没用，这回爸爸还就是因为学了日语才买回来的这台检查车。好好学习吧，学的什么知识都不会浪费的！”

父亲带回的流动X线检查车

父亲与开车的司机合影留念

父亲在流动X线检查车上调试

父亲不仅悉心研究尘肺病，还专研临床医学、中医药学、医用日语和医用英语等，发表过一些关于尘肺病方面的论文。父亲在工作上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曾多次被评为西山矿务局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由于父亲去世多年，又历次搬家，父亲单位发的证书及奖励的那些带红油漆字迹的洗脸盆、搪瓷杯子、饭盒、枕巾等，都已找不见了，现在想起来十分可惜，也没留个念想。

父亲读过的书

由于父亲是做尘肺病病情鉴定的，给死亡的、伤残的矿工做出正确的鉴定，关系到矿工死亡或伤残后其子女是否可以继承父业及能够得到单位的死亡抚恤金和工伤补偿金多少。因此偶有矿工四处打听我们家的住址，上门诉苦，请求父亲给予关照。那时侯我还小不太懂事儿，见有矿工提着农产品来家里找父亲，而父亲却和颜悦色地、苦口婆心地把人家挡在门外不让进来。父亲说：“你家人的情况我比较了解，够不够补偿你回去耐心等待诊断结果吧。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诊断报告！”矿工走时，把农产品搁在家门口，父亲连忙追出去，大声呼喊，让人家把东西拿走。我在旁边低声地问父亲：“爸，人家大老远的给你送来，表一点心意，你咋不要了？”父亲说：“这些矿工家里穷，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挣着血汗钱，用来养活全家人，咱们怎么能让人家再雪上加霜呢！不用他们来，我也会给他们做最正确公平的诊断！”听了父亲的一席话，我似乎懂了什么。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从来没有收过矿工的一分钱和任何东西。所以在我幼小的心里非常崇敬父亲。

父亲读过的书

因为父亲是医生，所以断不了有左邻右舍的邻居来家里求助，今天这家的老人病了，明天那家的孩子病了，只要找上门来，父亲不管多累，不管是晚上几点，他都会带上他的听诊器及医药包匆匆出门。打针、输液样样能行。事后，邻居觉得过意不去，总会上门来带点好吃的东西答谢，但都被父亲微笑着拒绝了。他总说：“没啥，应该的。”所以父亲在我们那个巷子里也是出了名的好人。

父亲观看预防尘肺病科普宣传栏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解放路，从解放路坐公交车到西山矿务局，不算从家走到车站，从车站再倒车，下车再到单位的路途，紧紧张张没有一个半小时是到不了单位的。小时侯我经常看到父亲拿着袜靴子补袜子，他每天上班要走那么远的路，所以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袜子。我们穿旧了的袜子，父亲修修剪剪，把磨破的地方剪掉，没磨破的地方整整齐齐的剪下来留着补他的破袜子，现在想想父亲每天走那么远的路，穿着补了补丁的袜子，不硌脚吗？

父亲的旧衣服总是洗的干干净净的，不管春夏秋冬、逢年过节，总不舍得买新的。父亲从来没有去过理发店，不管妈妈手艺好坏，他的头发都是妈妈修剪的；父亲从来没有坐过出租车，不管单位有多远，下班有多晚，他都要坚持倒公交车再走回来；父亲不管有多累，下班回家一进门换了衣服，洗了手，就开始着急地和妈妈一起做家务。

母亲做饭，父亲洗碗，家里吃剩的剩饭剩菜舍不得扔，父亲总是悄悄地吃了，等到新饭做好了，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他却吃不了几口就饱了。饭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享受着温馨的时光，可没看几分钟，父亲的呼噜声就响起了，他太累了，我们全家人都笑他，他却不知道。

父亲与西山矿务局卫生处领导及部分矿工合影

小时侯父亲断不了要出差，然而到父亲出差快回来的时侯，也是我最期盼的时侯。一进门，爸爸抱抱我们，我们从他身上跳下来，迫不急待地翻父亲的包包，不管多少，总能收获惊喜。小糖果、小文具、小人书…他心里总惦记着我们，虽然礼物不多，但总能够让我们开心一阵子。

只要父亲有空，他就会陪我们读书写字。还经常带我们去参观太原的各种博物馆和文物古迹。太原市五一路小北门的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五一广场西北隅的纯阳宫、上马街的崇善寺、上官巷的文庙我都去过，都是爸爸带我们步行去的。那时带上一摞旧报纸，带上雨伞和绿色的军用水壶，还有妈妈给我们饹的饼子就出门了。其中参观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我印象最深。机枪、大炮、部队集结用的小号、解放军穿过的带着血迹的衣服、还有各种农具，一一展示在我们面前。边参观，边仔细地听父亲给我们讲解。父亲给我们讲述着抗日战争的艰辛，教育我们要从小爱国，他用细腻的父爱滋润营养着我们。

父亲特别孝顺。我小时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家独门独院儿。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在她的身上还留着封建社会对她的伤害，奶奶不是很爱说，偶尔我问起她，她会给我讲一点儿父亲年轻时代的事。最让奶奶感动的是年那个灾荒年代，人们都吃不饱，大人小孩儿饿的眼冒金星。父亲那会儿已大学毕业分配在西山矿务局工作，中午下班父亲不回家在单位食堂吃饭，那会食堂给的都是定量的，每个人都一样。可经常晚上下班回家，父亲都用手娟包着给奶奶带回半个窝窝头或少半个干饼子来，有时是留下的一小块儿。奶奶不让父亲给她留，可父亲总说他吃饱了，因为剩下了才带回来。奶奶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奶奶说父亲是长子，从小就心善，能吃苦，谁有困难都帮。在家吃饭从来不挑肥捡瘦，有啥吃啥，好的总让给别人。奶奶讲这些话的时侯都哽咽了…

春天的时侯，父亲会教我们在花盆里种菜种花，什么豆角、西红杮、香菜、土豆、牵牛花、指甲花，我们都种过，院子不大，但到了夏天绿荫荫的，特别好看，秋天的时侯果实虽然不是那么丰满，但丰收的喜悦依然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到了秋末父亲会教我们劈柴、和泥、打煤糕。那时侯家家户户都打，特别热闹。打煤糕是我最喜欢的劳动之一。别人是用小铲子，我是用手直接摸，稀稀的粘粘的凉凉的，别人打的是四方的，我打的是小动物和我想象的样子，爸爸也从不说我，任由我玩儿。我打的煤糕爸爸让我自己收，虽然容易碎，但我可开心了。

父亲读过的书

我中学毕业后，父亲让我去考西山矿务局的学校，记得天不亮就被父亲叫醒了，催着我跟他去考试，一路上等车、坐车（跟本没有座位，站了一路），早高峰的公交车上幼小的我快被挤扁了，父亲皱着眉头用他的身体保护着我，生怕我被挤着。一路上的奔波，我早已筋疲力尽，哪有心情参加考试，土迷昏眼的我到了考场累的快睡着了，草草答完题，回到父亲简陋的办公室，吃了口饭，趴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下午考完后，我等着父亲下班回家，我们又是一路奔波地挤着公交车，天黑才回到家。进门我就照镜子，早上出门刚穿的新衣服脏了，脸也花了，嘴里感觉进了煤渣子，鼻孔也是黑的，耳朵也是黑的，眼睛跟画了眼线一样，从头到脚一身煤灰。我着急的脱了衣服，匆匆去洗脸、漱口，然后跟妈妈诉苦，我说打死我我也不去西山矿务局工作，最终，我没去西山矿务局的学校读书。后来我想，父亲一天两趟跑西山，中午还要回家和母亲一起给我们做饭（母亲上班也很远，要照顾我们三个孩子，着实忙不过来），下午再上班。想想都累，我觉得父亲真是个铁人。

可是有一天，我心目中的铁人倒下了！父亲太累了，在日积月累地奔波中他病倒了。年3月，春天象往年一样按部就班的来了，并没有什么特别。但那一年对于我们家来说却是一场劫难！

记得那天父亲比往常出门还要早，因为那天单位组织党员上山参加植树活动，所以他要走得更早些。但就在那天父亲出事了…

我中午骑着自行车放学回家，刚到单元门口，就见一个身影跑进了楼里，我好象也感觉到了什么，也好奇地三步并两步跑上楼去。那人手很重地咚咚地敲着我家的门。门打开了，她大声说：“蔚老师，不好了，你爱人下了公交车就晕倒了，脸色很难看，一群人围着他，叫也叫不醒，你快去看看吧！”妈妈听到后夺门而出，而我却愣在那里，等我反应过来冲下楼去的时侯，一群好心人已经抬着爸爸回来了，这群好心人都是经常和父亲一起坐公交车上下班的人，有的认识我们家。他们把父亲放在床上，父亲的脸象墙皮一样发灰，紧闭双眼，嘴唇发白，裤子也湿了一大片。人们七嘴八舌地猜疑着父亲的病情。妈妈一边感谢着一边劝走了大伙。大伙散去后，我们走近父亲，轻轻地唤着他，好一会儿父亲的眼睛才勉强睁开一条缝，他捂着胸口难受地说：“给你姑父打电话。”（医院的医生）说完就又晕了过去。我们和妈妈快速商量后，立马拔通了姑父家的电话。电话里我简略地讲了父亲的症状后，姑父说他马上过来，可我等不急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难受过，征求妈妈的意见后，我打了急救电话，同时也电医院见。不一会儿的救护车就来了，医院。一群医生护士迈着急促的脚步进了病房，各种医疗监护设备不停地往父亲的身上连接着，插着，医生严肃的表情让我毛骨悚然，以前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画面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电击着父亲，并同时给父亲注射着药品，整个病房除了医生护士抢救的器械声外，没有一点儿声音。空气好象凝滞了，让人透不过气来。过了一会儿，有个领头的医生低沉地说：“这是严重地心肌梗塞！”说完低着头出去了…我看到这一幕，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哗地流了出来，喉咙象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上不来气儿，这一刻我意识到父亲病情的严重性。但我坚信父亲不会就这样抛下我们！

父亲昏迷了七天七夜，期间父亲被电击过数次，我们全家人守在父亲身边，寸步不离。因为医院费用的事宜，所以我们兄妹守着。当时我太害怕了，太害怕失去我的父亲，我七天七夜没有睡觉，目睹了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抢救！医院下了无数次的病危通知书，全家人哭的稀里哗啦，家里的亲朋好友、单位的领导同事都来看望了父亲，康老师也来看望了我父亲。父亲单位的领导派了同事轮流职守。后来我才听父亲单位的同事说，父亲去植树的那天他就感觉身体不舒服，本可以请假，但因为是集体劳动，父亲还是硬撑着去参加了党员的植树活动。大伙也看出来他不舒服，劝他回家，但父亲就是这样咬牙坚持着参加完植树活动。

父亲住院期间，父亲单位的同事还给我讲了很多父亲在单位的事儿。他们说父亲很有本事，别人不会干的，他都会，别人不懂的，他都懂。父亲脾气好，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口角。别人有啥困难能帮的他都帮。父亲的同事给我们讲了一个往事：单位给父亲分了套房子，挺大的，但有位领导说他家孩子要结婚，想借用父亲的房子办喜事儿，父亲就答应了。房子张红榜公布时，清清楚楚写的父亲的名字，可房钥匙却没给父亲，直接就被那位领导拿走了。父亲太老实了，借了好长时间了，现在也没还父亲，父亲的同事说：我们都替他鸣不平，你们得去找领导要回来！

医院看望父亲时，母亲跟他们领导说到了房子的事，他们领导也应承了此事，但后来这事儿还是不了了之。

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昏迷了一个多星期，始终没有清醒。我们一家人和医生商量后将父亲匆匆地转到了太原市文源医院（医院已搬至漪汾桥西）。在那里父亲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父亲终于死里逃生了。父亲出院后我跟他讲起抢救他的经过，让父亲看我们陪守他时记录的抢救笔记，父亲除了惊诧和心悸外，脑子一片空白。父亲只能回想起他上山种树的事儿，其它的一概不知。父亲听完我的讲述就问了我一句话：“今天几号了。”我激动地心疼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总在遗憾：我们家当时已搬至老军营，从老军营到文源医院那么近，为什么不把父亲送到专医院，？如果当时把父亲医院，也许父亲不用受那么多罪，也许父亲能早点醒过来。

经过一段休养后，父亲依然风雨无阻地又去单位上了班，但父亲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背比以前驼了，白发也增加了很多。

年的春天，父亲再一次病倒了，那时我刚刚结婚两个月。父亲面色发黃，感觉身体不适，医院做了检查，两天后结果出来了。记得我当时中午下班回家，父亲低沉地对我们说：“你们以后要好好听你妈的话，多帮你妈干点活儿。”我听了父亲的讲话，很纳闷。我问父亲：“爸你好好的，这咋啦，说这话？”过了一会儿，父亲在厨房里低低地有点哽咽地说：“没事儿。”后来我才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的检查报告上写着：胆管Ca?我又一次木了！

接下来，经过全家人的商量，我们快速地给父亲办理了住院手续，医院。长辈们商量，决定由姑父给父亲请北京的专家到太原做手术。我们预先给那位外科专家预订了往返的机票，预订了术后下榻休息的宾馆，预订了豪华的酒店用餐。还专门准备了对于我们家来说不菲的感谢费。一切安顿好后，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焦急地守在手术室门外。很久后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父亲躺在很窄的手术专用车上，身上盖着手术室专用的绿色的帆布单子。车上还挂着输液瓶，液体滴答滴答地流着，针扎在父亲的手上，腹部和身体下方还吊着两个引流袋。父亲还没有苏醒，姑父陪着北京的专家及其他一帮医护人员去酒店吃饭去了。家人及亲朋好友簇拥着父亲的手术车往ICU转移着，到了ICU门口因为人多，一名手术室的助理麻醉师和我还有舅舅、哥哥、姐姐及我的爱人挤了进去。穿粉色衣服的护士给我们指定了床位后，那位助理麻醉师让我们把父亲从手术车上移到ICU病房的床上，但我们都大眼瞪小眼地不敢动，因为我们不知道父亲的伤口在哪儿，不知道该怎样抬父亲！我们问那位助理麻醉师怎么办？那位年轻的助理麻碎师愣登了一下说：“你们一个抱头、一个抱腰、拖住屁股，后面的抬腿，把病人移过去。”我们照做了。

夜晚，帮忙的亲朋好友都走了，只留下我们一家人。因为ICU不让留那么多人，只允许一位家属陪侍，母亲已经累了几天，所以，第一夜由我和姐姐来职守。我在里面，姐姐在ICU外面的走廊里，随时听我的求助。

到了深夜一切安顿好后，我才发现这间病房不止父亲一个病人。这间ICU病房差不多有一百平米左右，住有九名重症病人，父亲躺在北面一排从西往东的第二张病床上。我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四方白色木头凳上。

我一点儿也不瞌睡，两只眼紧紧地盯着父亲。父亲的脸是苍白的，嘴唇起了干皮，消瘦的脸上一丝血色也没有。一会儿，我看见父亲的眼珠在眼皮里稍稍地滚动了一下，我屏住呼吸探身过去，轻轻地唤他：“爸！爸！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过了一会儿父亲的眼睛又动了动，我接着又喊，又过了一会儿父亲的眼睛迷开了一条缝，他寻着声音找着、看见了我。我激动地去喊医生、护士，也顺便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姐姐，以便她告诉家里的其他人。

父亲终于醒了。第二天清晨医生来查房（主刀大夫此时早已离开太原），并给父亲的伤口作消毒处理。医生打开绷带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父亲的伤口，我惊呆了！那条长长的刀口象蜈蚣一样，从父亲的胸口一直开到身体右侧的腹部中段，呈‘L’型。看到这里我顿时头上冒出了冷汗，我想起了昨天从手术车上抬下来父亲的那一幕…

医生给父亲消完毒走了。我轻轻地问父亲：“爸，你疼吗？”等了好久父亲才咬着牙皱着眉头说：“有点疼。”其实他很疼，只不过是不想让我难受！我强忍眼泪，低下头，心疼地再也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的十多天父亲没出ICU病房，我们咬着牙付着高额的医药费和ICU监护费用。这时我才体会到，医院允许每位病人留一位家属照看，因为一间ICU躺着九位重病患者，白天医生护士还多一点儿，到了晚上只有两名护士值守，怎么能忙得过来。我们家属要拿个本，记录很多东西，干很多事。比如：要给病人量体温，要盯着输液袋里的液体，计算着多会儿能输完。要给医生护士反溃病人的感觉，监察记录引流袋里什么时间流出多少毫升体液，什么顔色。输了多少液体还有多少没输…这些都得报告给护士，供她们做记录。

过了几天，父亲还是被转出了ICU病房（因为父亲在ICU住的时间太长了，有新做完手术的人要进来）。我们当时还有点小窃喜，因为我们都以为是父亲渡过了危险期，才转到了普通病房。我还安慰父亲说：“爸，你没事儿，快好了。”可是没想到这高兴也太短暂了。

父亲被转到普通病房。普通病房不大，三四十平米，但依然挤着五位病人及家属。虽然条件不好，但我们依然高兴，因为一是以为转到普通病房意味着父亲脱离了危险期，二是因为ICU的费用实在让我们这个普通家庭承受不起。

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二天早晨，母亲给父亲擦了脸，梳了头，医生护士查完病房也都走了，我们一家人静静地陪着父亲。可是这种平静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父亲突然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不停地吐，我在旁边用脸盆接着，当时我都被吓傻了，到医院看望的康老师目睹了这一切。紧接着医生护士都匆匆地跑入了病房，病房里拉上了白色屏风，单独把父亲围起来，又把各种抢救器械用到了父亲的身上，输血、输氧、输止血药物。过了几分钟父亲似乎停止了吐血，父亲强忍难受喘着粗气焦急地跟我说：“赶快回家给爸爸把衣服拿来。”我赶紧回答说：“拿来了，就在床下。”紧接着父亲又吐了，吐得比刚才还急，还可怕。我的手上、身上溅的都是。医生又来了，他们对父亲进行了最后的抢救，并在我眼前又电击了父亲，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他永久地闭上了眼睛。我伤心欲绝，但却束手无策，我多想挽留住我的父亲，再抱抱他、亲亲他…

父亲的阖然离世，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沉痛地打击和无比的悲恸。那段时间母亲天天以泪洗面，经常嚎啕大哭。我感觉天塌了。

父亲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平静。我经常回忆父亲走时的情景。因为我一直在想父亲怎么会死？倒底父亲是什么病？确诊了没有，为什么要给父亲做手术？怎么做完手术会引起内脏血管破裂大吐血？父亲从手术室出来，身边没有一个手术室护士指导我们怎么搬运病人，而是都跑去饭店吃饭去了，我们根本不知道父亲的伤口在哪，在一个也不知道伤口在哪的助理麻醉师的指挥下，我们抱头、抱腰、抱腿，把父亲从手术室担架上挪到病床上，会不会触碰了伤口，加剧了病情？这是不是医疗事故？有没有人为责任？

我后悔、我自责，我痛苦不堪，我的心在滴血，我感觉我要窒息了…每每想起那一幕幕，我整夜整夜的都不能入睡，常常以泪洗巾。我恨我自己年龄太小了，太没经验了，太弱了，无力挽救父亲的生命。

父亲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完成，他还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遗憾：他担心他手里没写完的矿工矽肺病的诊断报告；他担心他的老母亲会为他伤心流泪，临走也没有见上奶奶一眼；两次大病花的得家里经济捉襟见肘，他担心母亲一人怎么偿还；他担心母亲一个人怎么把我们三个孩子培养成人；父亲走时，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没有成家、没有工作；他担心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前途…

父亲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才60周岁，走的太早了。父亲的告别会上，来了很多亲友、邻居、父亲单位的领导、同事、父亲的同学和好友。母亲的同事、也是我们家的多年的好友赵卯生老师为父亲写了一副挽联：“为国为家不枉一生，医人医病忘医自己。”

二十年过去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我对父亲的思念。虽然我已为人妻，为人母，但只要想起父亲我就会夜不能寐，泪流满面。

我后悔父亲在世的时侯没有听他的话好好读书学习；我后悔父亲在世的时侯没让他吃点儿好的，穿点好的，没有替他多分担点家务；我后悔我成长的太慢了，懂事的太晚了，没能好好地孝顺父亲，带他走走看看；我后悔没为父亲打抱不平，没为父亲讨回本应属于他的房子；我后悔没替父亲讨个说法，父亲到底是什么病走的，医院该承担什么责任？

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我都会去坟地看望父亲，无一漏落。我会带上父亲生前喜欢吃的食物、带上为他买的新衣，带上母亲写的信读给父亲听。我给父亲讲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可是父亲能听到吗？会的，我相信他会听到！

父亲走了，父亲教育我们的做人道理，我会铭记在心。我想我只有努力工作，好好生活，好好照顾母亲，照顾好家人，才能让父亲得以安宁。

父亲，天堂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矽肺病人，也没有人侵占您的房子，我想您在那里一定是非常愉快的。父亲，您等着我，终有一天，我们父女会团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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