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医生看脏器捐赠协调员

从年国家废止死囚脏器捐赠以来，国内的捐赠脏器都来自于各大ICU脑死亡患者的自愿捐赠。在医生看来，脏器移植是一件困难重重的巨大工程。

脏器功能衰竭的患者生活严重受制于某一个脏器，不能正常生活。比如，尿毒症患者，一周三次的血透，意味着不能出远门，不能放任自己喝水，必须小心维护自己的血透通路。再比如，肺间质纤维化，矽肺，扩张性心肌病，肝硬化都是“良性”病变。但是受累脏器的功能到达极限时，除了脏器移植外，所有现有的医疗手段都不能再让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

一个脑死亡的患者如果同意捐赠，健康的脏器可以让数个这样的患者达到痊愈出院的状态。按中国人传统的说法，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这也是一项无比麻烦的工程。在这个工程中，器官捐赠协调员就是那个穿针引线的重要角色，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幸苦和无法言说的困难。

患者主观意愿得不到实施

中国的脑死亡有着世界上最为严格的确认程序。无可非议，一个幅员广大，经济条件相差巨大的国家，必须有严格的控制，才能保障捐赠脏器不会变成一个利益纠结，损害公正的行为。

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只有极少部分已经临床确认脑死亡的患者愿意捐赠脏器，而且，即使患者本人原先有捐赠的意愿，代为执行他意愿的亲属如果没有一样的认知，最终也不能完成捐赠。目前，没有能够保证患者本人的主观捐赠意愿必须得到实施的法律。

捐赠者受观念和舆论压力

中国的家族观念很强，年轻患者的捐赠，并不仅仅由配偶或者父母决定，兄弟姐妹、姻亲和朋友的观念和舆论压力都会影响最终的决定。导致了因被舆论和传统观念束缚而犹豫不决的案例很多。协调员必须禁得住这些来自于病情、人情上的阻碍和反复无常，经得住那些怀疑和恶意的猜测，始终用同情和关怀的态度去劝说患者和家属。

如果遭遇意外的是年轻患者，要亲属在一周内接受死亡的残酷现实，开始考虑脏器移植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曾见过家属辱骂和威胁协调员。

协调确定赔偿认定

达到脑死亡诊断的患者，大部分是意外创伤。治疗过程中牵涉到保险赔偿，交通理赔和工伤认定。如果在赔偿认定上有困难，就很难成功捐赠。协调员需要在最快的时间内联系这些部门，取得交警和政府部门的配合，把这些困难解决掉。办事过程中的冗繁和挫折感绝不是一般职业忠诚度的职员可以做到的。

对脏器捐赠手术的了解程度，是亲属在感情上是否能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家属会因为手术带来的割裂体肤的感觉而无法做出捐赠的决定。所以，协调员需要反复解释这个事实，我目睹的每一个协调员在无数次的解释中，没有人露出过一丝一毫不耐烦的神色，爱心捐赠必须有良好的情绪上的回应。

注定的配角

移植手术是巨大繁复艰难的工程。这不是我能触及的技术领域。各行如隔山，移植科的医生都是这个领域顶尖的能工巧匠。接受完移植手术的受体，会到重症监护室来度过手术后的危险期。新生的生命在ICU完成生命的一个意外的轮回，接受了馈赠后彼岸重生。没有人知道，陪在监护室门外，安抚家属的情绪，办理出院手续和丧葬程序的协调员的辛苦。

他们是这个工程中注定的配角。他们不在视线的焦点内，感谢都是给医生的，手术的成就感也是属于医疗团队的。但是，捐赠者的悲痛需要平服，患者死亡后很多后续的事需要处理，这些安排，是对亲属奉献爱心的回应，是对捐赠者的尊重，是代替整个社会感谢脏器捐赠的决心和爱心，是一件事业持续发展的必须保障和后援。

医生有繁重的医疗负担，患者有巨大的悲痛。这中间所有的所有缓冲和释放都需要器官捐赠协调员的付出。极大的忍耐和极高的情商，极强的办事能力和永远隐在人后的成就感。功德无量的脏器移植事业中，他们是永远的底色和背景。这是一个ICU医生对器官捐赠协调员尊敬的缘由。

本文发表于年8月第24期医学在线

用心若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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