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鸭山事件启示录，破败的产业危险的财政

转点评：双鸭山市去年GDP57亿，财政收入3亿，比江苏一个县平均水平一半不到，对照它的产业结构和人口状况，财政是没有盈余的，社保和失业保险金也是不足，换句话说，如果供给侧改革了，中央和省肯定要买单的，推而广之，各级财政是否已经准备好为供给侧改革买单的钱了，如果没有，只有麻烦央行印钞了。年全市全口径财政收入完成万元，同比下降2.0%，其中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万元，同比增长0.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万元，同比增长2.9%。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加减同省各项结算后，全市实现收支平衡。

文章：从双鸭山事件看龙煤之谜

来源：矿业界

在东北人才净流出问题得到全国的注意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从闯关东到大逃离，东北为什么留不住人？（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谈到了整个东北当前面临的大环境和问题，而当下龙煤的问题，再次将我聚焦到东北煤炭企业。

龙煤旗下的双鸭山矿业工人在集体讨薪未果之后，黑龙江省长陆昊指出并未有拖欠工人薪水的情况发生，而昨天陆昊改口说：“我说错了”，承认了欠薪的事实。

双鸭上矿业集团注册职工有6万余人，据称在年开始，工资拖欠问题就发生了，工人只能拿到元的生活保障费用。而双鸭山矿业集团，只是龙煤集团旗下的九个分公司之一。龙煤共有注册员工23.6万，比去年的数字26.6万少了整整3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发生矿难，我们才会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很久以前，要发生煤矿事故，人们才会 　　

他们已经被遗忘。 　　

年7月下旬，我们来到了黑龙江龙煤集团下属的双鸭山矿区，一个无人问津的矿区。当我们冒着淅沥的小雨走进矿区小城时，看到有一座写着“矿工万岁”的石碑，在矿区办公楼前耸立。 　　

双鸭山矿区鼎盛的时候，有近名工人。如今，产量减少，矿区职工已不足0人了。工人告诉我们，矿已挖至第三层，再过20年这个矿就会挖空了。 　　

龙煤集团成立于4年，现有26.6万员工，是中国强企业，下设9个子分公司。8年多来，这里矿难不断，事故人数最多的一次，死了7人。 　　

在事故中死亡，只是煤矿工人命运最极端的一面。它无法涵盖矿工生活的全部。他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这个群体，承受着今天的“中国痛”。 　　

跌入底层的矿工 　　

凌晨4时，北方的天空已经泛白，远处的矿山冒着烟，许多人还在睡梦中，一名矿工的一天，早已和曙光一起开始了。 　　

我们来到煤区工人常师傅家中，常师傅40出头，中等身材，白净的面庞时常挂着质朴的微笑。他是一家3口唯一的经济支柱，妻子没有工作，女儿7岁，刚到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每年的学费、杂费、生活费加起来2万多元。为了这个家，他只能选择拼命工作。 　　

常师傅和许多经济条件差的工人住在棚户区，这里垃圾随处可见，马路全是泥巴路，晴天走过一身灰，雨天走过一身泥。一个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挤下三四户人家，没有集中供暖，上千户人家共用两个厕所。 　　

6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说矿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师傅的妻子赶紧从蒸锅里取出两个馒头，这是他在井下8个小时所有的食物。妻子一边送他出门，一边叮嘱他注意安全。 　　

常师傅每天下井前，在段长带领下和工友高声宣誓： 　　

“我宣誓，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家庭幸福，我坚决做到：牢记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绝不违章作业，视安全为生命，视隐患为天敌，平安完成当班任务，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 　　

上午7时，一部车将已完成井下8小时工作、满脸煤灰黑黢黢的工人送上地面，另一批面庞白净的工人火速上了车，这个车子把他们送到地下米的工作面，开始下一个8小时的工作。这白着脸进、黑着脸出的黑铁人形象，简直成了煤炭工人的标志。 　　

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下井的工人都没有带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像常师傅一样带了馒头、面包。年长的工人告诉我们，矿下环境阴冷潮湿，充斥着煤灰和可燃气体，他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块板加一块肉”，吃喝拉撒都在两个侧板和一个顶板间小小的空间，一切都很不方便。 　　

这样的工作，一周7天，没有休息，每天三班倒，7时~5时，5时~23时，23时~7时，每0天换一班。一天下来，升降矿井各需要一个小时，再加上淋浴，矿工们工作超过0小时，有的会达到2小时。大部分工人每月工作时间在28天到30天之间。周六日工作没有加班费，遇到节假日上工才会有两倍工资。 　　

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以年6月为例，矿区月产量达到8万吨，采这些煤所花的机械、人工等总成本为万元，其中有4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以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均价报元/吨来计算，矿区这月产煤的总价应该有亿多元。工人的工资支出不到煤价的/0，工人报酬之低可见一斑。 　　

井下一线作业工人，即采煤、掘进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险度高、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高一些，平均达到0元;但像常师傅这样的井下二线作业工人，平均每月才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辅助工种，如搬运、检查、记录等，每月工资就只拿到元左右了。作业工人执行的是计件工资，段(队)长执行的是和段(队)生产任务挂钩的岗位绩效工资，井区长执行奖励工资加岗位绩效工资，矿长执行的是年薪制。 　　

图为煤矿工人称作皮带下井摄影：宋阳标 　　

近0年，大部分国企都难逃改制的命运。龙煤作为新成立的大型国企，虽然侥幸逃脱，还是被抛到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市场经济，往往是利润挂帅，至于劳动者的权益，与利润无关，自然容易被忽视。 　　

主体性早已不在 　　

年代中期，李师傅中专毕业，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对国企煤炭行业的憧憬来到了小城，对此他感到幸运，不断强调着“那时机会好，赶上好时候”。 　　

快50岁的李师傅参加工作20多年，和矿上的其他工人一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这种“显老”是有原因的—呼吸的是充满煤灰的空气，喝的是从矿井里抽出经过简单净化就送到居民家中“有股怪味”、“浮层油”的水，吃的是掺杂煤渣的土地种出的蔬菜，再加上辛苦的劳动、长期在井下工作时空腹……这所有似乎“慢性自杀”的生活方式，工人每天都在这里重复，怎能不加速衰老呢? 　　

李师傅见证了年至年煤炭行业“黄金年”的历程—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由53.28亿元增加到了.27亿元，增幅达4倍;20年2月，煤炭开采和洗煤行业的销售总收入达到3.62万亿元，总利润亿元，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 　　

随着经济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冲击，年以来，煤炭价格不断降低，环渤海动力煤报价从最高时的元/吨跌至现在的不足元。钢铁、电力等需要煤炭的行业都在萎缩，煤炭产能过剩，价格不得不下降;同时，受国内、国际煤价倒挂影响，煤炭进口快速增加，中国原产煤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煤炭行业一蹶不振甚至亏损似成必然。 　　

最近，传说龙煤要减员，这让李师傅感到非常担忧。他说，他要是没有了工作，一家4口只能喝西北风了。 　　

有了工作又如何呢?每天都要面对危险。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险的行业，每位工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事故，最常发生的是顶板松塌。近几年，煤层越挖越深，顶板也越来越不牢固，即使安全措施到位，顶板也有可能塌落。顶板一旦有哪怕一小块地方松动，煤渣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被射出，若是松动的地方较大，或者被砸到了胸部、头部，后果会非常严重。 　　

走进宿舍区，我们遇上矿难工人的妻子小丁，患有血癌的她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举着一双拐杖在小区里艰难挪步。她丈夫小孙是矿上的掘进工，两人婚后花了6万元买了一套房子，不久，小丁便怀孕了。一切本应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是，今年7月5日凌晨，因为前一班的残炮没有清理干净，小孙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开掘时，残存的雷管突然爆炸，两人当场受伤。现在，两人的眼睛只能是“尽量保住”了，终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坚强的小丁留下了眼泪，她说：“不知道俺这个孩子要送给谁养，能不能长大呢。 　　

同时受伤的工友小文今年只有24岁，家庭也很拮据，新婚妻子刚怀孕两个月。 　　

在小丁家中，时不时有邻居来看望她，或是给她送来一些吃的东西和日常用品。邻居们不断说，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小丁一家。在她家有困难时，我们看到的是邻居们首先出手相助，经常过来嘘寒问暖，送吃送喝。 　　

不同于当下城市商品房小区里谁都不认识的孤立生活形态，单位社区，这一老国企工人传统居住的方式，在小丁夫妇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邻居们都是0几20年住在一起的，彼此间非常熟悉，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紧密、稳固的社交圈;而相似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大家的社区认同感。 　　

可以看出，单位制社区还是过去的社会主义的重要遗产。 　　

被决定的命运 　　

访谈结束后，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公园主干道旁摆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之类的雕塑。公园里花木盆栽都是0几年前的样式，这一切既在诉说着这个小城曾经的辉煌，也在表达着它如今的落寞。 　　

公园里散步的工人许多拄着拐杖，腿脚似乎都不太方便。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对此他们有一套解释：“矿里潮湿，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同时风又很大，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毛孔张开了，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风灌进了毛孔，这样就得了风湿病。” 　　

一位60多岁的大爷过来和我们聊开。他是李师傅的老同事，现在已经退休了。一直咳嗽的他，从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处弥漫着煤灰、粉尘和有毒气体，而且几无保护措施，粉尘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轻时和很多工人一样爱好吸烟(这也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消遣)，咳嗽很正常，没有像几位工友一样患上矽肺就比较幸运了。在这里，和许多工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听力损伤也是非常明显的。工友们说，井下环境较封闭，机器运转的巨大声音被进一步放大，而他们又缺少听力保护，老来听力自然不给力了。 　　

在我们的走访中，每个煤矿工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以及工伤与职业病的频发，使得曾经风风光光的国企煤炭工人，现在沦落到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窘境。 　　

他们是弱者。他们和中国社会底层的其他弱者一样，其命运，很大程度上是被别人决定的。 　　

走出国企困境

咱们工人有力量?图片拍摄：宋阳标 　　金融风暴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而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家主义，即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另一种则是自由市场主义，即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自由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然而，无论是让煤矿工人“回归”国家，还是被抛入市场，没人去听他们的声音，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权”。经济上的民主权利的缺失，正是破译他们命运的密码。在我们的走访中，遇到的工人们个个都是勤劳、朴实而善良，正是他们，为整个国家工业发展提供着最基本劳动要素，然而，也正是他们，每个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以及工伤与职业病的频发，曾经风风光光的国企煤炭工人，现在却沦落到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窘境。这难道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爱护”劳动者的方式? 　　

第一种主流观点是国家主义，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要么以制度经济学家自居，要么就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前者认为需要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经验，主张企业改革应实行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说穿了，这只不过是采取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来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压低生产成本，加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减少工人对福利的负担;后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旗帜，主张强化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所有权、支配权和管理权。其结果是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维护了当下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然而，这两派国家主义者却在强调国家的同时，一方面避而不谈两极分化与贪污腐败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是将那些“国家的主人”，即活生生的工人们远远抛出了他们的视野之外。 　　

这种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它将产权所有制和民主管理(经济民主)混为一谈，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将改变产权所有制性质作为解决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弊病，即官僚主义泛滥、工人生产积极性低以及生产效率低下等主要问题的药方，却完全忽略了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和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利，而事实上，这两者恰恰才是真正激发生产效能，民主参与以及有效约制官僚主义的途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企改革往往都是片面强调所有权改革而忽略民主管理的落实，从而导致了企业管理权和社会资源只是垄断在少数官员和精英手中，更进一步损害了国家和工人的利益。因为国企的精英们并不打算把国有制转变为一种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所有的劳动者分享到劳动成果，也不打算让工人参与管理与分配，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民主。在这种国有制下，大部分的财富落在少数的管理阶层的手上，进一步造成了官民冲突的潜在隐患。 　　

第二种主流的观点是自由市场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因而滋生贪污腐败和资源垄断，使得生产低效、成本激增，企业失去市场竞争力。认为只要厘清国有资产，逐步让位给市场，让有能力的个人逐步分割垄断资源，独立管理就能激发技术改革，提高生产效率。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建构一个产权私有、权责明确、自负盈亏的现代化的企业和市场制度。说到底，他们提出的出路就是进一步地私有化，企图将所有权从国有制转为私有制。 　　

第二种观点认为进一步的私有化和现代化管理就能防止贪污腐败的问题。在自由市场主义者看来，产权和资源被控制、垄断在小部分人手上并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反对的是产权控制在官僚手上而不是资本家手上。与第一种观点不同的是，自由市场主义将产权制和民主管理对立化，认为只有资本家才懂得市场逻辑和企业管理，才能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结果，这种主张就是赤裸裸地把产权和社会资源转移到少数的资本家手上，并把追逐利润视为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用“甩包袱”的方式取消工人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将工人抛到所谓的自由市场上进行竞争，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 　　

就这样，资产所有者和管理阶层与劳动者不但在收入方面拉大差距，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像是活在不同的世界，制造着不同的梦想。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能达到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而且矿上领导和工人吃饭、住宿都在一起，生活待遇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然而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而煤矿的管理阶层的工资迅速提高，反而是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所，甚至连喝的水、吃的饭都是带有阶级属性。因此，如果我们把今天的社会不公的根源归咎于国企所有制的产权问题，是掉进了一种认知的盲区及资本的圈套，其背后是一种阶级利益的误导。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产权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垄断了“国有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私有制。 　　

我们认为，这两种方案是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有意地把产权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颠倒，因此无法真正处理国有企业和工人所面临的困境。从本质上看，不管是国家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主义，都忘记了这些默默奉献的煤矿工人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体，才是基础工业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然而，我们如何才能让煤矿工人走出历史隧洞里的黑暗?如何才能让他们面带微笑，重建经济主体，使得“矿工万岁”再一次浮出历史的地表呢? 　　

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是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矿上领导和工人吃住都在一起，生活待遇没有明显区别。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煤矿管理阶层的工资却迅速提高，且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房，甚至连喝水、吃饭都有了阶层属性。很清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产权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垄断了“国有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私有制。 　　

今天，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关于“改革”的各种方案，仍然灵魂附体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中。煤矿工人的命运困境，仍是沉重的社会命题。 　　

(本文整合自《历史隧洞中的煤矿工人:回归国家，还是走向市场?》以及《煤矿工人的“中国痛”》，后者刊于《南风窗》年第8期，作者：潘毅、吴琼文倩、邓韵雪，为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她的学生。责任编辑：胖头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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