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铜川
作者刘新中
离开铜川已经十年了。
在百里之外的西安城凝望瑕思这块土地，心中常常泛起一股淡淡的惆怅。问过许多离开铜川的人别时的感受，大多兴高而又采烈。因为，毕竟那是一座山沟里的城市，缺乏光鲜，缺乏新颖，不舒展，不挺拔。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更广阔，更有用武之地，更容易大有作为。
我离开铜川时的情感是复杂的，谈不上高兴，也不是恋恋不舍。因那是一种被动或者无奈的选择。但按一般人的理解是好事，上调到了省城。我理所当然的接受了祝贺，也种下了隐隐的遗憾。我生于斯，长于斯，除了中学毕业后，有两三年的时间在陕南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外，工作的基本时间都在于斯。我的祖籍是河南郑州，但对于郑州的概念，仅仅只是父辈一堆模糊的叙说，或者是几个亲戚的代名词。即就有那么一两个机会，走近那座热烈喧嚣的中原名城，也产生不了亲切感。而铜川，我闭上眼睛能从南头走到北头。它的沟沟岔岔，就像是我温暖的发发稍稍，它辉煌而又凝重的历史，就像是我家族鲜活的伸手可触的往事。在外面，别人问起我是那里人，我会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铜川。在一个陌生的场合，只要听到铜川二字，我立即会像触电一样，打一个激灵。铜川，可以说，它已经溶入到了我的血液中，渗透到了我的骨骼中。我的思维，我的行为，我的意志走向，无不接受它的影响，带有它的基因。
十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期间，或者开会，或者探亲，公事私事，我回过铜川许多次，当年那种主人的感觉似乎从来不曾离去。有人介绍我在铜川以外的单位或者身份时，我总有一种怪怪的负疚的感觉，好象我亏欠这座城市什么一样的。我想，对于铜川的情结，对于铜川人身份的认同，决不会因为我的离去而淡化；或者，换句话说，工作岗位变动了，户籍更改了，但一颗心，却不曾离开，永永远远的嵌在了这块土地上。
这多年，铜川的自我介绍，自我宣传，力度很大，外面的许多人都了解了铜川，知道了药王孙思邈，知道了一代书圣柳公权，知道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知道了耀州窑和耀州青瓷，知道了玉华宫和玄奘。
对于铜川的发展与提升，我为它高兴；对于铜川拂去尘埃之后的靓丽形象，我为它骄傲。但铜川的真性情，真品格；绝非宣传鼓吹文字上所描述的那样简单，那样表象。我历来反对改革开放之后如何腾飞如何跃进之类千篇一律的宣教说辞，铜川今天的成绩，绝非在松软的沙滩上筑建大厦，它有它成长的坚实基础和必然逻辑。源于它的精神、气质和性格。
位于铜川老城的矿工纪念碑（航拍效果）
铜川曾经被称为煤城，因为煤的缘故，铜川早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就有了铁路，直接连通中国铁路的南北大动脉陇海线；路的意义，对于一个地区经济的促进，面貌的改善，不言而喻。铜川因此连接着四面八方，也因此呼吸着四面八方。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铜川却似乎一步就跨进了工业社会。一问世就以工业城市的形象呈现。路对于人的视野开阔，意义也不言而喻。我小学时，同班同学地理知识似乎都很丰富。一个小小的原因就是小孩爱玩烟盒，收集烟盒的最佳地点就是火车站的旅客候车室和广场。烟盒上，大家知道了上海，知道了东北，知道了南洋，知道了古巴；也知道了广州很热，因为从那儿来的人穿的很薄，苏州的松子糖是当地特产，因为他们拿来送人。火车站候车室一面墙上还有一个大大的全国铁路示意图，铜川在全国的坐标一目了然。
铜川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就建了市，归省直辖。那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陕西也就是西安。其余如宝鸡，咸阳等一类，虽然它们的地盘很大，也曾经有当过城市的辉煌历史。但那时只能委屈的称为地区。既然是城市，铜川也就自觉用城市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那时起，铜川就有了公共汽车，有了交通警察，有了霓虹灯，有了体育场，有了文化宫和俱乐部。还办了报纸和电台，七一路铜川电影院跟前，甚至还有了一家现在看起来也有几分时尚的咖啡店。
因为煤的缘故，铜川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聚集起了许许多多的人，河南的，山东的，安徽的，东北的，上海的，江苏的，等等等等，他们中有为生计逃荒到此的，有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到此的，有大中专学生复转军人分配工作到此的，譬如受过毛主席十三次接见过的全国劳动模范张金聚、和铁人王进喜一同受周恩来总理接见的救火女英雄冯玉萍就来自河南，写过著名歌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姚晓舟就来自江西。总之，五湖四海，形形色色。这些人在铜川安了家，也带来了他们家乡的文化。各地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再加上本土文化的融会，就形成了铜川包容与开放的胸襟。
铜川虽然只有几十万人，但城镇人口的比例很高。在两元社会结构的当时，铜川的优越与分量是显而易见的；铜川的煤矿大都在山沟里，职工和家属动辄上万人，自然而然就是一个个小城镇。城镇的生活对周边农村的带动和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今，深化改革，中国正在轰轰烈烈推动城镇化发展，铜川很早就得了先手。虽然昨天和今天意义有所不同，但实际的效果应相差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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