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潮后，无数条小鱼在海滩搁浅。
一个小孩捡起一条条小鱼，扔回到大海里，反反复复。
小孩的爸爸对小孩说：
“宝宝，你一个人救不了它们的。再说，海里还有无数的鱼，没有人在乎。”
小孩没有停下，边捡起小鱼边说：
“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
伴随着春天的来临，我国的疫情形势逐渐好转，在防护措施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逐渐开始恢复正常。
在疫情爆发之初到现在，出于好奇，小编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症状进行了些许了解，部分患者在病毒的“侵袭”下，往往会呼吸困难，这时需要借助吸氧或人工心肺机来进行治疗或抢救。
如果一个人呼吸的权利被剥夺，他（她）的生命一定会受到威胁。
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有一部分人因为特殊的工作环境，患上职业病，面临呼吸权利被剥夺的风险，甚至面临死亡，他们就是“尘肺病”患者。
今天，小编就与大家分享一部独立电影人蒋能杰导演历时8年（-）拍摄的公益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
这部电影豆瓣评分8.6，位列豆瓣一周口碑榜首位。
从片名不难看出这部电影一共讲述了三部分内容，那就依次讲起吧！
故事发生于湖南湘西，由于矿藏丰富，历代人以采矿为生。
矿民小刘，外号“牵牛”，17岁辍学跟随父亲采矿，运营和管理着一家矿洞。
矿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用炸药把勘探好的矿洞炸开，用锤子把矿洞石壁上的矿石敲打下来，装进小车，运出矿洞，如此反复。男人们负责采矿，女人们负责筛选矿石，装袋，以便运下山。
开矿对技术的要求并不高，而是个体力活，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累个半死，也没赚到什么钱”。
因为买不到炸矿所需的真炸药，矿民们只能使用假炸药，假炸药含有的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极大，使用后散发的毒烟可以使吸入的人接连晕倒，甚至死亡。
很多矿民也因为采矿时自我防护意识不到位，导致多年后患上尘肺病。
在开矿的过程中发生矿难，伤人、死人在矿民眼中已经为常事，他们可以笑着谈起遇难的矿民，对自己每天深处危险之中看似毫不在意，但当亲眼看到开矿遇难的工人时，不断用逃避的方式来麻痹自己。
因为矿难时有发生，面对监管，矿民们也经常间歇性停工。
在矿难发生后为阻止消息的大范围传播，矿洞老板不得不对遇难矿民家属予以赔偿。
除此之外，在矿民口中还会经常听到一个词——搞整顿。
所谓的搞整顿就是当地为了遏制居民私自开矿进行的不定期检查。
矿民说有时候来搞整顿的人不过是花钱请来的“烂仔”，他们有时不打招呼就砸了矿民的机器，甚至烧了他们的住处。
年，牵牛（小刘）家的矿洞出了矿难，矿洞也陆续倒闭，全家举债赔偿，牵牛去了长沙，找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
对于矿民这一群体，或许大家会疑问，为什么在这个山路崎岖，环境艰苦的地方还要辛苦的以开矿为生，去从事别的职业不好吗？
其实这个疑问也是问题的答案。
正是因为与外界的交流少，接触到的新出路也少；
正是因为身边的人都以此为生，干这一行时也没有顾虑太多；
正是因为这里是家乡，是根，不能轻易离开。
其实对于私人开矿，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规则制度，从导演的镜头下也可以看出从年到年，私人开矿的人越来越少，管理也越来越严格，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外出谋生。
蒋美林与妻子年从广东返乡，购买马匹，以运送矿物和非法开采为生。
马夫的任务就是把矿民开采筛选后的矿石运送出去，以运费作为生活的部分收入。
为了避免被搞整顿的人抓住，他们经常天还不亮就出发，有时候也会半夜出发，牵着马沿着山路走两三个小时。
有时为了挣钱，蒋美林也会冒险运一些假炸药。
如此辛苦还冒险的工作收入却很少，虽然煤矿的价格不断增加，但是运费的价格依然没有增长。
年，矿价下跌，物价上涨，使得开矿成本增高，加之管理力度不断加强，很多非法开采的矿洞倒闭。
蒋美林夫妇也因此失业，留在老家务农种地。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他们用运送矿石挣的钱和部分借的钱建了新房。
年，蒋美林查出尘肺病，由于发现的早，属于轻症，还可以治疗。
年，他又检查出其他疾病，不能再从事体力劳动，只能在家修养。
他偶尔也会回到矿区看一看，但这里只剩下生锈坏掉的机器。
蒋美林说以前可以开矿的时候这里的经济还不错，而现在他们这里的人大都去了广东打工。
尘肺病，我国法定职业病中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患者大多从事矿山开采、冶金、建筑等行业。
轻症多表现为咳嗽等症状，重症则会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目前并没有针对性的药物可以治疗。
赵品凤，蒋美林的工友，尘肺病晚期患者。
在家里，赵品凤几乎无法干活，走几步路就喘得要命，从一个屋子走到另一个屋子也要坐下来吸一会氧，有的时候，只是坐着吃饭，也会喘不上气，更不要说爬楼。
赵品凤自己说他最怕停电，因为不能使用呼吸机，这对他来说最痛苦。
得了这个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可能是几个月，可能是一两年，死之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兆。
只能抱着能活一天是一天的想法，直白的说，就是等死。
在尘肺病的治疗上，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有时候是几百，有时是上万，治疗时也痛苦至极。
因为申请这个职业病的认定和补偿难度本来就大，虽然当地有招牌上写着肺结核免费治疗，但赵品凤同村的人却因诊断书上写的是“矽肺引起的肺结核”，并未给他的治疗予报销。
患病后赵品凤的日子过的拮据，孩子的学费，他的治疗费都要依靠在外打工的弟弟。
他也申请了低保，一年元，但他住院一天的费用就要元，相对于他治疗的花销，每个月几十块钱的低保不过是杯水车薪。
听着村里政策宣传的广播，赵品凤两步一歇，呼吸短促。
影片拍摄时，摄制组提出给他们照一张全家福，这是他们一家四口第一张全家福，也是唯一一张。
照全家福时，赵品凤主动要求“给我拍张寿相，拍张单人照”。
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直面死亡，脸上笑的苦涩。
年冬，赵品凤五十岁生日，请了同村很多人，弟弟也回来给他庆生，很热闹，一家人忙前忙后，他却因为身体原因帮不上什么忙。
年5月，赵品凤走了，死在了一个因停电无法吸氧的凌晨。
从此之后，他再也不用过每天带着氧气管的日子，不用走几步就停下来大口呼吸。
他的遗照用的是摄制组给他拍的那张，照片中还特意加上了天安门的背景。
他的葬礼上，家人哭的撕心裂肺，亲人、朋友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
这部电影拍摄八年，共83分钟，全片没有任何渲染手法，有的镜头也摇摇晃晃，但它却真实的吓人，原来在社会中还有这样一群人艰难的生活着。
由于是独立电影，意味着资金并不富裕，拍摄也因此断断续续，小编还是第一次在影片结尾看到一个导演附上自己详细的联系方式，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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