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苏汉汉上钩沉难忘的知青岁月

谨以此文献给“初六九”级的同学们，以示对五十年前的那段艰苦岁月的回忆；并对英年早逝的王保利、王汉民知青挚友，表示深深地怀念！——题记

难忘的知青岁月

作者：解苏汉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些难忘和值得记念的日子。对于我们“初六九”级的同学们来说，一九七零年的八月十三日，是我们最难忘的一天；以至于我们常常回忆、并记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五十年前的这一天，年仅十六、七岁，仅仅在中学课堂里学习了一年多时间的我们——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青涩、懵懂少年，华丽转身为知识青年，步老三届学长们的后尘，到农村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由于我年仅十六岁，身材矮小、又羸弱无力，被照顾性地分配到离城最近的原沙沿公社八里桥五队。在欢迎知青的社员大会上，社员们都以为我是谁家城里的亲戚娃，作客到乡下；当介绍我就是知识青年时，顿时叽叽喳喳：“人还沒有锄把高，咋锄地耕田！这还是个娃嘛，他爸妈咋舍得送他到乡下？”颇有政策水平的王队长轻声慢语地说：“这是个政治任务，不能干农活就让他放牛吧，每天八分工。”当天晚上暂住在大队妇女主任家的堂屋，堂屋的一侧放着一口漆黑的柏木棺材，另一侧给我搭了个木板小床，让我与棺材为伴。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连走夜路都害怕的我，感到恐惧极了。更让我害怕的是棺材盖上栖息着一只大公鸡和它众多的妻伴，为了争夺棺盖大头上仅有的一点点地盘，你争我挤、通宵达旦……鸡爪子抠得棺材盖嘎嘎作响，仿佛里面的死人炸尸一般。在暑热的黑暗中，我全身却冒着凉气，心里一阵阵狂跳，身上的汗毛仿佛都竖了起来，耳朵深处传来一声声鸣响。我不敢睡觉，睁着惊恐的双眼盯望着房梁，又感觉房梁上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我赶紧又闭上眼睛，再也不敢凝望黑暗。最后我索性拉上小薄被盖住脑袋，身体蜷缩成一团，在黑暗中盼天亮。那天晚上的夜仿佛特别漫长……直到凌晨棺盖上的大公鸡的第一声鸣叫，我才感到如获大赦，昏昏然进入梦乡。当上工的钟声响起，我才揉着困倦的双眼起床，匆匆洗漱后，开始我自食其力、插队劳动的第一天。在随后的一个多月地暂住日子里，我最怕的就是晚上收工后的一个个夜晚，我在恐惧之中度过了插队劳动的最初岁月。住在乱葬坟旁一个月后，队里为知青修了两间新房。我住一间，另一间留给再来的知青住。所谓新房，就是用墙板打了四面土墙，在正面挖一个小门做出入，用稻草盖顶，没有窗户和顶棚，是两间简单到极致的房子。为了节省耕地，房子就建在生产队公房旁边的乱葬坟地里（无主或无人祭奠的坟茔群）。平了几座坟冢后盖了两间房子，房后仍是一片坟地，四周空旷，荒无人烟。看着为我修的新房，我的心里更加恐惧。以前睡在棺材旁，与棺材为伴时，虽然害怕，但想着还有人在隔墙作伴，心里还有点底气；但建在这乱葬坟堆里的两间房子，除了房后的座座坟茔外，再就是房子里的我了。真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呀！每晚的害怕，不，是恐怖，有增无减！白天放牛还感觉轻松自在，一到晚上便感到长夜难熬，只好开着灯睡觉，用灯光壮胆、赶走黑暗中的恐惧。实在害怕睡不着觉时就看书，在困倦中进入梦乡。遇到停电时就只好串队。晚上收工后，步行近二公里到五星大队王汉民同学那借宿。虽然途中要经过宋家桥水库边上的一片坟地，但害怕毕竟只有几分钟时间，我唱着歌给自己壮胆，一路小跑就经过了那片坟地。最害怕的是半夜突然停电，既不能开灯睡觉，又无法串队借宿，只能胆战心惊地彻夜不眠，用被子蒙着头盼天亮……直到凌晨村里的公鸡鸣叫，感到天快亮了，鬼怪被赶走了，才在昏昏沉沉中进入梦乡。那时候，我觉得凌晨的鸡叫是世上最美好的声音。直到现在我对清晨的鸡叫，仍有着特殊的喜爱。睡在棺材板上插队几个月后，我和队上的农村青年都熟悉了，有的还交上了朋友。这时他们给我说了一个更让我震惊的事，我睡了几个月的床板竟然是死人睡过的棺材板。我们队处在城乡结合部的小丘陵上，丘陵边上有许多城里人埋的老坟，有些老坟已多年无人祭奠。精明的王队长便带人挖开了这些无主坟茔。一是平掉坟头，可扩大种植面积；二是那些老棺材，都是用上好的松木或柏木板材做的，把这些棺材分解后做成各种农具，既结实耐用又不花钱。队里的风车、拌桶等木制农具，都是用这些棺材板做的。我睡的床板就是用棺材板做的一副墙板。它由两块长1.7米，宽0.6米的板组成。打土墙时，把两块板固定好，往里面填土夯实后，再移墙板，直到打出完整的四面土墙，再挖窗户和门洞，最后上梁盖草，就是农村人常住的土墙草房。我插队时，人们开始用砖或胡基来砌墙，墙板就闲置了。由于我个头小，精打细算的王队长就让我用这副墙板支了一个短小的单人床。天哪！我竟然在乱葬坟地里修得房子里，睡了几个月的棺材板。知道真相后，我气呼呼地去找王队长，径直告诉他：“那个棺材板我不睡了，你给我买副新床板吧！”王队长的脸微微地红了一下，尴尬地说：“明天给你买副新床板。”当晚，我再也不敢在那个床上睡觉了，不！是棺材板上睡觉了，而是去串队借宿。第二天王队长派人给我买回了床板。我一看，竟是当年最简陋、最便宜，用小毛竹编制的单人床板，上面需要铺上厚厚的稻草，才能铺褥子和床单，否则会硌得睡不成。不管咋样，它好赖是个床板。我换掉了铺在棺材板上几个月的褥子，才敢又睡到那个小床上。精打细算的王队长呀，我真是服你了。你为了省钱，给我修了最简陋的房子，还舍不得花钱买床板，又让我睡了几个月的棺材板。精明能干的王队长不过这个精打细算的王队长，还是我走向社会佩服的第一个人。他很有能力，政策水平也很高。讲话时虽轻声慢语，却极有水平，队里的重大决策，往往都是他一言九鼎。在生产队他是政治队长，是当然的一把手。他对农活不太精通，农活的安排和技术性较高的农活都是由精于稼穑的邹队长亲力亲为，但他在社员们当中的威信很高。上工时，他爱扛个锄头到处转悠。每到一处，干活的社员们就像打了鸡血似地加快了手中的进度，叽叽喳喳的声音没有了，拄锄休息的也干活了。他还特别有经济头脑。我们队处在小丘陵和沟壑之中，耕地面积少，没有任何优势，但在王队长的谋划下，我队的工分值是全大队最高的，甚至超过了公社一些自然条件好的平川生产队。原因就是他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买了几条驴和骡子，让队里几个体力强壮的社员搞副业，到河坝里运石头、拉沙子，每年收入颇丰。他还带领社员们在沟壑里大面积种植大辣椒等经济作物。这两项收入和种粮食的收入，使我队每年的工分值都徘徊在0.8元（十分工）左右。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很高的收入。我大队其他队的工分值仅在0.3~0.6元之间。我班在武乡插队的同学，每天的工分值仅九分钱。这些同学辛苦干一年，有的连分配的口粮钱都挣不回来。比起这些同学，我还是幸运的。插队第一年的工分收入，除去买分配的口粮和副食外，还节余了一百六十余元钱，家里又给我添了二十元钱，买了一辆“62型”飞鸽加重自行车。这可是当年号称“三转一响”的四大件之首呀！堪比前些年的有车族。第二年的工分结余，我用元钱买了一块上海“宝石花”牌手表，这也是当时颇有面子的奢侈品。那时社会上流行几句俚语，其中一句就是戴手表的爱喊口号。言下之意就是喊口号时要举手，可借机把手表亮出来显摆显摆。差点丢了小命插队初期的日子还是很惬意的。虽然晚上充满了恐惧和长夜难熬，但白天的放牛还是很轻松自在的。从小喜欢小动物的我，很快地就喜欢上了这些大动物，并和它们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它们喜欢吃槐树叶和桑树叶，我就爬到树上给它们采摘。槐树上的小刺在我的胳膊上划出了道道血痕，我也毫不在乎，看着它们伸出长长的舌头，从我手中抢过一束束树叶，卷在舌头上送到它们的阔嘴里，听着它们咀嚼树叶时发出得嚓嚓声响，简直就是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牛是很通人性的，我对它们的付出，它们也常常给予回报；它们甚至能听懂我简单的祈使句和喝斥。在开阔地放牧时，我把牛缰绳盘在它们的牛角上，任它们自由无拘束地吃草。当它们偷吃庄稼或蔬菜时，我大声喝斥一声，它们就会马上停止侵害，随后走到我的跟前打个响鼻，并用嘴往我身上拱，像犯了错误的孩子向大人承认错误和撒娇一般，可爱极了！就在我放两条黄牛得心应手时，队长又让我放一条水牛。这条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公水牛，是队里的宝贝。它长得威武雄壮：鸡蛋大的双眼炯炯有神，两只粗而壮、弯又尖的盘牛角青里透亮，像两把弯刀；柱子般的四条粗腿钢劲有力，通身的黑毛像绸缎一样光亮，漂亮极了。它力大无比，队里的几十亩水田都是靠它耕种。平时队长对它关爱有加：吃最好的草料，由饲养员张大爷亲自放养。可能是队长看我把两条黄牛放养的毛光水滑，便让我放这条水牛，并再三叮嘱我，不要让它和毗邻八队的母水牛交配，以免影响它的发育和力气。想着我有放两条黄牛的经历，特别是征服了性格暴烈的大黄，现在放一条水牛任务还减轻了，我没多想就答应了队长。当我牵着水牛在沟岭上放牧，看着它低着头贪婪地吃着青草时，我便看起书来。正看得起劲时，感觉到手上的牛缰绳松了，抬头一看水牛停止了吃草，扬起头向沟对面八队的岭上张望，嘴里发出小老鼠般地叽叽叫声。我顺着它的目光望去，只见对面的岭上也有一条水牛在向它张望，我想这一定是八队的母水牛。想着队长的叮嘱，我想拉它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谁知它并不理会我，反而要奔着下沟去约会这条母水牛，于是我俩便在沟坎上拔起河来。可能是我拉的缰绳勒痛了它的鼻子，或是欲火中烧受到了阻拦，它不再与我较劲拔河了，而是瞪着发红的双眼，低起头用利刃般的牛角向我发起了攻击。我见状赶快扔掉手中的缰绳往沟下跑，它也紧追着我撵下沟。别看它平时还比较温顺，这时却像一只追赶猎物的猛虎，紧追着我不放，眼看就要追上我了，这时我也跑到了沟底的一条小河沟旁，我急忙跳过小河沟，它也紧追着我跳过去，我赶快又跳回来，它也追着我跳过来。由于我转身容易跳得快，它身体长转身的时间略长，就是追不上我，但它还是穷追不舍。我们俩就在小河沟两边跳过来又跳过去。我吓坏了，边跳边大声呼喊：“救命呀！救命呀！”我的呼喊声引来了附近干活的社员，他们拿着镰刀和锄头赶了过来，大声喝斥水牛，并用镰刀把猛击牛头，才制伏了这条发情的水牛，但我却再也不敢拉它了。事后社员们和我将此事告诉了队长，他沉吟了一下说：“它看你还是个孩子，欺负你呢，你以后还是放黄牛吧！”事后想起来，我还真有些后怕。假若那天我跑得慢了一点，假若我在跑的过程中摔倒了，假若没有那条救命的小河沟，那条健壮、淫火中烧的水牛，一定会用它那硕大的牛头和弯刀般的牛角，把瘦小的我给抵死了，我的生命就被定格在十六岁的那一天了。好在没有这些假若，我才活到了今天。

参加三线建设

上世纪七零年汉中三线建设如火如荼。阳安铁路、公路改线、褒河大坝及东西干渠纷纷上马，需要大量的民工。这时农活经验不足，且又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就成了主力军。知青参加三线建设对生产队和知青都有好处：一是参加三线建设除每天记十分工外，还有四十五斤粮和生活费补助，既省下了队里分给的口粮，又节省了伙食费开支，还不用自己做饭；二是知青都是一个人，既没有家庭拖累和自留地耕种的负担，还减少了生产队的麻烦。于是以知识青年为主，年龄略大又不精于稼穑的农民为辅，组成了一支支浩浩荡荡的三线建设大军。放牛的日子虽然轻松自在，但每天晚上孤零零地住在旷野之上、坟冢之中的恐惧，使我对修铁路产生了极大的热情，我积极报名参加，成为一名年龄最小的修铁路民工。当年12月中旬，我们八里桥大队的民工来到了西乡县85公里处的牧马河畔。

刚到的晚上，由于还没有修好女工住的房子，男、女民工都挤在先遣队为男民工修的茅草房里。极为简单的草棚里，搭起了两排长长的通铺，中间为过路通道。连长安排男、女民工各住一半草棚，女民工靠里，男民工靠外，男、女通铺连接处挂一个床单，床单两边安排年龄较大的男、女民工住宿。只给男民工搭的通铺，一下住进近两倍的人，拥挤情况可想而知，身材略胖些的民工，睡觉时需要同时倒下才有容身之地，有的则要侧身入睡。好在正是隆冬季节，挤在一块还很暖和。这却是我最高兴的，我完全消除了晚上睡觉的恐惧。那天晚上是我插队以来睡得最好、也是最踏实的一个夜晚。

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配合施工的铁一局工作人员巡视到我们连时，见我又瘦又小，像个孩子一样，便要把我退回去。连长给他们解释说，别看他个头小，却是个插队知青，干起活来劲不小。铁一局的人又看了我一会说：“那就先干着再看吧！”为了不被铁路方退回，又回到那恐惧的夜晚，我暗暗地给自己鼓劲，一定要保住这个好工作。在当天的挖土方工作中我拼命干活，用我的工作表现来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修路民工。

连里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成立了以知青为主、农村青年为辅的青年突击队，由老三届知青张汉臣任队长。这支突出队不辱使命，是连里完成各项突击性任务的中坚。只要有艰苦的工作和突击性任务都交给他们完成。常常看见他们在工地里挥汗如雨般地赶工期，加班加点地完成任务。他们每天早上都是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地跑步出工，是工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晚上却是一身泥土，迈着疲倦的步履回到工棚。此情此景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真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青年突击队呀！可惜的是在该他们颐养天年，享受他们为之付出、而带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时，他们中的刘锦春、陈大鲲、崔新民学长却先后离开了我们，永别了他们出大力、流大汗而建成的阳安铁路，让我们永远怀念他们！我由于年龄小没能进入青年突击队，而被挑选到小老虎班；小老虎班的班长也是老三届知青（郑光林）。我们的任务就是挖土填方，大量的工作就是用架子车和抬筐转运渣土。我个子小驾驭不了架子车，就只有抬筐运渣土。小碗粗的抬杠和藤条筐就成了我的标配工具。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从民兵师到团、营都采用工程进度竞赛。我们营（公社）则对各连（大队）进行日工作量考核。营里给各连交叉派考核员，考核每天完成的工作量。每运一车或每抬一筐渣土，考核员发给一张票，营里每天统计各连的票数，并张榜公布。连里又统计个人的得票数。作为小老虎班的成员，自然要有个小老虎的样子，别人抬着走，我们抬着跑。一百来斤的渣土，一抬就是八小时，仅在上渣土时休息一会和空筐返回时轻松一阵，其余的时间都是抬筐跑行。有时还加班加点赶进度。右肩压肿了，杠子压到肩上钻心的疼，只好换成不太用力的左肩顶一会。最后两个肩都压肿了，就只有咬紧牙关坚持了。疼了一段时间后，肩上的疼痛减轻了，两个肩膀的皮下长了两个大大的肉疙瘩。队里的大爷告诉我，那是肩上压出了硬茧，我想应该是压出肌肉了。那时候人的思想都比较纯洁，不齿于弄虚作假。营里交叉派到我连发票的考核员就是我的发小白光明（他在谷邵一队插队），如果我问他多要一些票，既可少出力气，还能取得竞赛的好成绩。但我不想被其他小老虎和民工们看不起，只想通过多抬快跑来获得竞赛好名次。隆冬季节，山里格外冷，但我们每天抬筐跑时仅穿一件单衬衣，还常常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看着发票的光明穿着厚厚的棉袄站在那瑟瑟发抖，时而跺脚取暖，感到真是冷暖两重天呀！那时我就想起了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一篇课文：“斧子比皮大衣暖和得多”，讲的是在寒冷的冬天，衣衫褴褛的穷苦农民用斧头干活，却比穿着皮大衣、养尊处优的地主老财暖和得多的故事。现在却是现实版的抬渣土比棉袄暖和得多呀！和课文不同的是，我和光明同是知青，又是发小，却由于分工不同而产生了如此大的冷暖差别。抬渣土的工作虽然苦和累，但还不是极致。修铁路最苦最累的活就是进深山扛柴火。天还没亮就起床，带上干粮就出发，走十几里山路到大山深处扛柴火（柴火是专人砍好的）。在山下吃一顿午饭后，就扛着柴火回驻地。几十斤重的柴梱压在我稚嫩的肩上，十几里地的山路要靠我一步步负重前行。途中爬涉几个大山坡时更为艰辛，上坡时步履维艰、气喘吁吁；下坡时精疲力尽，为了省劲只好拖着柴梱下行。肩上的衣服磨烂了，脚上也打起了血泡，每走一步双脚就疼痛难忍，当一跛一拐地回到驻地时天色己晚；肚子饿、身体乏、脚底疼，当把柴捆放在伙房的柴堆上时，就睡在柴堆上再也不想起来了。铁路工地上，也有一些较轻松的工作，比如当炮手开山炸石。这个工作虽然轻松却极具危险，尤其是排除哑炮时的风险更大。一般都由胆大心细、跑得快的成年人担任。在崔家沟插队的我班同学靳宝忠就干得是这个工作。可能是他长得高和壮实一些，机灵的他就被选为炮手。当年见他时很是神气，头戴安全帽，脚蹬胶皮鞋，腰缠导火索，口袋里装满了雷管。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往炮眼里填炸药，在炸药里放雷管，然后把导火索插在雷管上。放炮时点燃导火索引爆雷管，带动炸药爆炸。小炮一响，大石块碎裂，小石块满天飞；大炮一响，地动山摇，成片的山体随之垮塌。我问他：“干这么危险的工作，你怕不怕？”他说：“刚开始害怕，时间长了就不怕了，但在排除哑炮时还是害怕；个别炮就是超时不炸，当炮手走进排除故障时却突然炸了，有的炮手就是被哑炮炸死、炸残的。”现在想起来还颇有些心酸，宝忠同学虽然长得高大、壮实一些，但当时他也才十六岁，安全帽下还是一张白嫩白嫩的娃娃脸，他却和成年人一样干着生死攸关的危险工作。现在十六岁的孩子一定还在父母的百般关爱和呵护下，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幸福的生活吧！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宝忠同学（他父亲是私方人员，家境殷实）却和我们一样，过早地走进了社会，干着和他年龄极不相称的危险工作。次年夏，紧张的土方工程结束了。我非但没有被铁路方退回去，还被评为优秀民工。在营部后面的高台上开会领奖时，我开心极了！这是我走向社会得到的第一张奖状。虽然我后来先后获得了国家和省、市的多项荣誉和奖励，但我还是十分看重我用十六岁的弱小身驱，咬紧牙关拼命工作，挣到的这个公社民兵营颁发的奖状。可惜岁月太久，经多次搬家，这个奖状不知遗落何处，成为我的小小遗憾。土方工程结束了，紧接着就是路基铺轨大会站。砸运道碴、配合铁一局铺轨就成为主要工作。铁一局给每个连配属一辆解放牌自卸汽车，从牧马河畔的沙滩上往路基上拉运道渣。为了抢进度，取得竞赛的好成绩，各个连队都是穷尽手段。除组织人员加班加点砸道渣外，就是让汽车多拉快跑了。为了鼓舞铁一局司机们的士气，聪明的各连长都在副驾驶座位上安排一名颇有姿色的年轻姑娘，给司机煽风递水。一是盛夏季节驾驶室较热，让漂亮的女娃娃给司机煽风递水，可解热去渴；二是遵循亘古不变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人性理念，激励男司机们迸发出最大的工作激情。说来也怪，哪个车上安排的女孩子漂亮，哪个车就跑得快、拉得多，这可能就是男性荷尔蒙起的作用吧！近一年的铁路施工，不光是工期紧张和辛苦，回家休假更难。一是工期紧、任务重，请假难；二是回家的车少，坐车难。那时候从西乡到汉中沿线有近万名修路民工，而运输公司的班车少，运力有限。我修了近一年铁路，仅回过一次家。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次回家是搭乘汉运司给我们营送生活补给的便车。营里管后勤补给的是老邵，那时候他可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想搭便车回家的民工对他都是毕恭毕敬，投其所好地套近乎，为的是他能通知你什么时候在哪搭便车回汉中。那天晚上，大轿车停在83公里处的路边上。当我赶到时，见车上拉了很多东西，余位亦不多，而车下黑呀呀地站了二十几个人，老邵站在车门口，车下的民工按他的安排先后上车。我个子小，趁他不注意从他的腋下钻进车里，等他发现时，我己跑到车的最后面，他也不好意思叫我下车。那天睌上很多人都沒坐上车。事后我听说，我们连一位经常给他烟抽的民工沒坐上车而责怪他，他说那天晚上人太多，不好逐个安排，我给你使眼色你不上车，我也没办法。哈哈，那天晚上月黑风高、漆黑一片，他的眼色谁能看得见，而且他递眼色了吗？这真是个冷笑话！为此，我们笑话了那个民工好长时间。修铁路我们连仅负责了几十米长的土方和路基铺轨，除付出近一年的辛苦劳作外，还造成了一死一伤的重大损失。死亡的是六队的农村姑娘张素芬，被大炮炸起来的飞石击中头部，当场死亡。那只是个比核桃略大一点的飞石呀，却让一朵绚丽的生命之花在倾刻之间凋零，让人唏嘘不已，扼腕叹息！我第一次感觉到对死亡的恐惧，以至于晚上老党（六队的老队长）夹着她的遗物花棉袄，列队到团部参加她的追悼会时，我都在队伍中避开老党，生怕碰到她的花棉袄。受伤的是我们“初六九”级的女同学王琳。天生丽质的王琳是我们学校七排的班花。她有一张匀称漂亮的脸庞，特别是一双漂亮传神的大眼睛，亮晶晶、水汪汪，盈若秋水；曾让一些男同学和老三届知青趋之若鹜。可能是上帝也嫉妒她这双漂亮的眼晴，在一次砸道渣的工作中，脱落的铁锤碎屑从她右眼的上眼皮飞进了眼球；铁屑仅在眼皮上划了一道小小的血痕。医院诊治时，仅认为是一个皮外伤，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就回到了工地。几个月回队后，她感觉右眼疼痛有异物，医院诊治，才发现是一块碎铁屑打进了眼球里，后经手术取出。之后她右眼的视力每况愈下，前些年己完全失明，从外表上看几近破相。就因为这只眼睛，她回城招工时仅进了汉江二厂的家属工厂；她可是那个时候为数不多的中专生呀（插队后期推荐上了汉中卫校）！前些年二厂改制时，夫妻俩双双下岗，日子过的十分艰难。针对她的囧境，多年前我曾咨询过一位插友——安康铁路分局的刘副局长。他说：“当时的建设单位是铁一局，他们只是营运方，两者没有关系，无法处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前两年，我替她写了因修铁路而受伤致残的申请，要求政府给予补偿。经当年的知情民工和知青签字，现在的兴元社区证明，上报到民政局。民政局的领导还算通情达理，说此类情况可申请临时救助，需年年写申请，给予适当补助。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就在此时，她爱人在上海拆迁补偿的新房子卖了，她也没有必要再为这区区几千元，而年年劳神费力了。这真是应了“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必定要给你打开一面窗”的箴言。但她美丽的右眼却永远地失去了光明，给她留下了终生的痛！靳宝忠（右二）钱琛（左一）王琳（左）当年的部分青年突击队员（右三队长张汉臣，右一崔新民）

差点当了“坏分子”

阳安铁路全线贯通了，我们最后一批民工也回到了生产队。经过近一年的超体力劳动，我长力气了，个子也长高了一点，回到生产队后开始学做农活。我学做的第一个农活就是插秧。队长给我讲了插秧的基本动作和要领后，就由我独立干活了。插秧时，很多社员站成一排，每人插几行，往后退着插。这个活看似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一是手要插得快，不然一排人会把你拉下；二是退步时脚步要稳，才不会摔倒在烂泥田里。我开始学插秧时插得慢，两边的人都离我渐渐远去，把我孤零零地甩在秧田之中，最后他们善意的恶作剧，把我身后的秧苗也插上，我就被封闭在四处都是秧苗的田里，引起大家一阵哄笑。为了不再被他们拉下，我就不顾队长交给的要领，拿起秧苗就往泥里按。缓意期过了，缓意后的秧苗都伸着直直的腰板，郁郁葱葱、绿油油一片；唯有我插的那几行秧全都耷拉着脑袋枯萎了。王队长一看，感到事态严重，在那个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他认为是有人故意破坏生产，便召集队上几户成份不好的人开会，先让其自首交待。在无果的情况下，又在地头召开现场会，让大家检举揭发是谁站在那个位置插得秧。我看了看，好像是我站的位置，就给队长说：“队长，那几行秧好像是我插的。”队长把那几行秧苗拔起来一看，秧苗根部几乎都被折断了。为了赶进度，我忽略了要领，把秧苗从根尾部直接按到泥里，秧苗的根部就折成了烟锅脑壳状，秧苗肯定活不了。队长批评了我几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从那以后，我干活时再也不敢马虎了。

随后，我又陆续学会了耕地、耙地等技术性农活。这些农活都是我和放牛时的大黄完成的。大黄对我很有感情，也很听我的话，耕、耙旱地时我们配合的很默契。但我从未学过耕、耙水田的农活。一是耕、耙水田的难度较大，难以掌握；二是那头差点要了我命的水牛，仍让我心有余悸，平时见它我都是绕道而行，更别说驾驭它耕种水田了。

最脏的农活

插队期间最脏的农活，并不是想像中的担屎挑尿浇地，也不是掏粪坑。那些活虽脏、臭，有时还沾到手上、溅到身上，但洗洗就干净了。生产队最脏的活，就是秋收后遇雨季的翻仓。收稻谷时，如果遇上梅雨季节，晒得不太干的稻谷在粮仓底部容易受热发芽，队长就组织人员翻仓。把下面受热的谷子翻到粮仓上面通风散热，把上面通风好、较干躁的谷子翻到仓底。隔一、两天就交换一次，使仓底和仓上面的稻谷受热和通风均匀不发芽。翻仓时，狭小较密闭的粮仓里的灰尘较大，仓底的稻谷因发热灰尘更大，翻仓起来的稻谷扬起的尘霾充满了粮仓，加之粮仓里的空气不流通，让人感到窒息，以至于翻一会仓，就要到外面透一会气，再回粮仓接着干。由于这个活又脏又累，很多社员都不愿意干，队长每次都是叫些缺粮户或成份不好的人轮着干。为了挣表现早日回城，我也自告奋勇地参加。翻一天仓累不说，嗓子里痒得难受，吐出的痰都是黑黑的，后才慢慢变淡，直到四、五天后吐出的痰才变成正常的白色。好在雨一停，马上突击凉晒。若长期干此活，肯定得矽肺病。

最挣工分的活

最挣工分的活莫过于每年夏、秋收后的交公粮。那时候交公粮都是用架子车拉或肩挑。从我队到西后城的粮一库有五、六里路，每送二百斤公粮记十分工，发二毛钱茶水费。队里的壮劳力每天挑两趟，可挣二十分工和四毛钱茶水费。我那时算是为数不多的有“车”族。交公粮时，我用两个麻袋装二百斤谷子或小麦，搭放在自行车后座两边，骑着自行车交公粮。早上很早起来，到下午较晚些时候结束，每天跑四趟，挣四十分工和八毛钱茶水费。按当时我队每十分工0.8元钱算，干一天就挣4元钱，那时可真是挣大钱呀！当时一碗肉臊子面仅一毛多钱，学徒工每月的工资才十八元，产业工人每月的工资也就三十几元。

虽然挣得钱多，但我也是竭尽了全力。自行车后座上带二百斤粮食，骑行时车把晃动得厉害，我两只手把车把按的紧紧的，丝毫不敢马虎，稍有不慎，立刻人仰马翻。上大坡时只能推行。由于重心在后，车一颠簸，车把和前轮立刻翘了起来，成了打飞机状，折腾半天才按下车头。有时还要求路人帮忙把粮食卸下来，待车子正常后再装上粮食。上、下自行车时也是极大地考验，好在我骑自行车的技术还行，车把晃几晃后就恢复了正常。

最累得莫过于到粮一库上粮。验收合格后，我背着一百斤重的公粮，踩着粮仓里呈上坡状的木踏板，把粮背到粮仓的顶上倾倒。粮库的仓顶足有二层半楼房的高度，我背着麻袋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仓顶上爬，快到仓顶时，感觉到眼珠子都要迸出来一样。这时我想起了文化馆一组收租院的雕塑，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农民背着粮食给地主老财交租子的情形，我和他简直是一模一样呀！不同的是：我是给国家交公粮，为了给自己挣工分而拼命干活；雕塑里的老农民是遭地主老财的剥削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做了一回“贼”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十个知青九个贼。此话虽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知青在无奈中偶尔顺摘一些蔬菜的小偷行为。知青一般没有自留地，有的分了一点，也不会种，也没有时间种。光队里的农活就把你忙得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收工后还要抓紧时间做饭，哪有时间再种自留地。所以，吃菜就成了问题。除了队上偶尔分一点菜外，大部分都要自己解决。遇农忙时，根本没有时间买菜，就到生产队的地里，或到社员们的自留地里去顺点菜。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菜，不会给他们造成多大的损失。这种明摘暗偷也是我们在插队生活中的偶尔行为。

我在插队期间还真做了一回“贼”。那是在一九七二年的盛夏，队里的活少了，我们几个知青好友相约回城休假。一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时，不知谁提议咱们到三里店一队偷瓜去。我的发小王保利就在那插队。听了大家的提议，他略为迟疑了一会说：“好吧。”我想他之所以迟疑，是他在队里的表现很好，怕偷瓜被队上知道了，对他的前途带来影响。但大家都知道他们队的沙滩地里种的有西瓜，哥们义气使他不好拒绝。于是我们一行四人，分骑两辆自行车，就到了他们队的瓜地。瓜地守夜的是一个农村青年，和保利的关系很好，见我们来偷瓜，便给我们交待了注意事项：一是隔段摘，不要专偷一个地方让人发现；二是偷瓜时要拍一下看熟了再摘，不要把生瓜也摘了，造成浪费。我们偷了八，九个西瓜后回到保利的知青房，急不可耐地用刀切开大快朵颐。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偷得瓜有熟也有生，正在吃瓜时又遇到停电，我们就摸着黑吃完了西瓜。最后，我们把生瓜和瓜皮全部扔到他屋后的大尿坑里。就是这个愚蠢的举动，给保利带来了麻烦。第二天早上，社员们看见大尿坑表面浮起的一层生瓜和瓜皮，不用说就知道是王保利带来的同学偷吃了队里的西瓜。保利因此受到队长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他平时在队里的表现很好，是知青中的佼佼者，他也正想年底当兵；那时候当兵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次偷瓜造成如此后果，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几个同学都追悔不及。好在保利插队几年的表现和人缘都不错，加之他以后的尽力表现，抵消了偷瓜带来的负面影响。年底，经队里推荐和政审、体检，他如愿以偿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年，我们公社近百名知青中，仅推荐了他一个知识青年，是多么地不容易呀！

说来保利的一生也是命运多舛。退伍后，他分配到71号信箱，当了一名机修工。生性聪明和能干的他，机修电焊、钳工装配样样精通，很快就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正当他在事业上大显身手，一展抱负的时候，噩运却不期而至。年他患上了粒细胞白血病，匆匆地走完了他三十六年的人生历程。在西安三兆殡仪馆火化大厅，我望着他那被病魔折磨地变形的脸庞和几近失明的右眼，想着他病前的英俊模样——他的青春靓照曾被展示在东大街照相馆的橱窗里，那是多么的俊朗帅气呀！如今却成了这个模样，又想起了那次差点毁了他前程的偷瓜，还想起了他在夏收夏插时的挥汗如雨……一幕幕像过电影似地从大脑中一一掠过。我情不自禁地拉着他的右手悲伤之极。这是一双多么能干的巧手呀！在那个时兴用钩针勾织各种饰物的年代，他在工余时间给朋友们的妻子每人做了一个钩针。他用有机玻璃做成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作为钩针的手柄，在手柄的顶上安上可旋转拆卸的钢制勾针，用完后旋转收回到手柄之中。既美观又实用，堪称工艺品，成为朋友妻子们的最爱。可现在这双巧手却腊黄冰凉……看着他妻子的悲哭和撕心裂肺般地呼唤，望着在一旁泪水涟涟的车间工会主席，我也潸然泪下，不能自己。他的离去，带走了我至深的情感和至真的友谊，也带走了我们之间许多童年的回忆和知青岁月中的点点滴滴，是我一生的悲痛和遗憾。

王保利（前排中）、白光明（前排左）

不打自招的“贼”

在插队后期，我也遭遇了贼偷，但小偷偷错了房间，把我隔壁学妹的东西偷了。那次我回汉中休假，回到生产队后，社员们告诉我，有几个同学到队上找你，见你没在就走了。但住在我隔壁的熊汉平学妹（迟我两年插队）却给队长反映，她的房子进贼了，偷走了一些米面和油。队长问我丢东西没有，我看了一下说，没丢什么。队长又说：“会不会是找你的同学偷了汉平的东西。”我信誓旦旦地对队长说：“绝不可能，和我来往的同学胆子都很小，平时和我一样，都是在队里踏踏实实地干活挣表现。他们也都在我们公社条件较好的大队插队，不缺粮食和油，顶多在队里的大地里或社员们的自留地里顺摘一点蔬菜，根本不敢入室偷窃。”但社员们分析，很可能是找我的人，偷了隔壁的东西。因为我们两间知青房的附近没有人家，小偷偷东西都是越多越好，不会偷一家而漏一家，只有是我的同学才光偷隔壁不偷我。再说，我们队上还从未发生过入室偷窃的事。一方确实是丢了东西，另一方我认为不是找我的人干的。由于我在队上的表现较好，队长相信了我的话，没有再追究，此事就成了无头案。几天后，我公社其他大队的几个知青到我队上玩，我顺便说了此事，他们也说不可能是我们公社的知青干的。这些知青既不缺粮油，也没有入室偷窃的胆子，再说兔子都不吃窝边草；说着说着白光明就走到隔壁查看，他发现支撑门的上、下转窝的空间较大，门很容易被提开。他就用手试着把门往上顶，就使门离开了上、下转窝，门就打开了。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刚把人家的门提开后，熊汉平回来了，当时的场面尴尬极了。前几天，汉平还怀疑是我的同学偷了她的东西，今天就让人家亲眼看见他提开了人家的门，这真是黄泥巴糊到裤裆里，不是屎也说不清呀！光明这时也傻眼了，尴尬地说：“听说你让贼偷了，我就试了下这个门，没想到还真的打开了，这个门的上、下转窝太宽松了。”汉平学妹一脸地不悦，啥也没说就进了门。我知道她还是怀疑我的同学偷了她的东西。事后我们几个同学把光明说了几句，说他的手太贱了。直到一九九五年的八月十三日，我们二排的同学第一次大聚会，纪念我们插队二十五周年。侯启明同学在发言中说到，二十几年前，他和几个同学到我队上玩，见我不在就偷了我一点粮油。天哪！几十年的悬案就这样真相大白了，真是“贼”不打三年自招，不！应该是二十几年后的自招。坦荡的启明说出了几十年的秘密，让我感动不已。原来几个在较穷的武乡插队的同学，辛苦干一年粮食却不够吃，在青黄不接时就相约串队，到条件较好的同学那蹭饭吃，这在那个时候是很正常的事。那天恰好我不在，他们就顺便偷了我一点粮油度饥荒，但他们偷错了，偷了无辜的汉平学妹。直到前几年我才把此事作为笑谈告诉了汉平学妹，她自然是哈哈一笑。前年我和启明等同学到咸阳熊汉平家玩（汉平最后成了我的发小钱琛的贤妻），夫妻俩还热情地招待了我和启明——一个四十多年前偷了她东西的“贼”。侯启明（前排左）熊汉平学妹

插队25周年同学聚会(年8月13日)

痛失知青朋友

一九七四年夏天，我的知青朋友王汉民在他插队的广阔天地间突然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我在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与好朋友的生离死别。我痛苦万分，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沉浸在对他的怀念和自责之中。

汉民也是我们汉四中的初六九级同学。他在三排，虽然教室紧挨着我们二排的教室，但在中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并不相识，直到插队在同一个公社时，我才认识了朴实、厚道的汉民同学。他分在五星一队，我在八里桥五队，虽分属两个大队，他却是离我最近的男同学。所以，晚上停电害怕时，我都是到他那去借宿，他和他那个温暖的知青小屋，曾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庇护。

汉民和我性格迥异。他性格内敛、寡言少语，也不爱结交朋友；我则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喜欢结交朋友。完全不同的性格，却因为我的避难和频繁接触，以及我们共有的待人真诚和厚道，最后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每当我到他那借宿时，他总是尽其所能地拿出最好的东西款待我；我则打上一斤散二曲酒，与他举杯同饮，促膝聊天到深夜。那是我在插队的晚上避难时，度过的一个个愉悦的夜晚。

有一次，他们队上分了些芋头，他知道我爱吃芋头，下午收工后，从不串队的他走到我队上，让我去他那吃红烧芋头。我们吃饭时天已经很晚了，我们边吃、边喝、边聊到深夜。刚睡下不久，他的肚子便剧烈地疼痛起来，我赶快送他到大队医疗站。赤脚医生也没诊断出结果，便给他开了一点止痛药，缓解了他的疼痛。第二天早上，医院去检查一下，他执意不肯，说肚子己经不疼了，可能是昨天晚上的芋头吃多了胀气，现在没啥了。他还坚持要上工。我看他态度坚决，也就没有再坚持。我们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七三年底。那年底我参军入伍，他比我还高兴。我知道他也想当兵，但他的左眼略有微暇，他怕过不了体检关，再加上公社每年只推荐一名知青，他就打消了参军的念头，而是高兴地为我张罗准备。那一段时间，他经常不上工来陪我，好像要把我当兵几年，见不到面的损失和思念补回来似的，让我感动和难舍。临走时，他把我和光明等几个要好的同学请到他家里，让他在军分区小灶上做饭的大哥休假，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为我饯行，让我们吃上了一顿美味佳肴，享受到了军分区首长的待遇。我走的那天，他和十几个朋友、同学到火车站为我送行。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神色凝重，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再三叮嘱我，到了部队早点来信，咱们在信上聊，我等你早日回来。那天送行的人很多，感情丰富的光明和性格内向的汉明分别时的泪水，让我记忆犹新。

到部队后，我在紧张的新兵训练中，抽空给朋友和同学们写信。汉明的回信最及时，也是最多的。他的信内容丰富，从知青话题到生产队趣事，甚至家长里短无所不及。他还询问我在部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这些信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慰藉。下连队后，我们新兵都被抽到去修建营房，在基建队当小工，配合两班倒的大工师傅（请的民工）。每天工作近十二个小时，工作又苦又累。我向他述说当兵的辛苦，大山深处军营的荒芜。他来信安慰我。他说，你在农村和修铁路时，吃了那么多苦都熬过来了，现在这点苦一扛就过去了；再说，你们是通信部队，是搞技术的，你又爱看书学习，将来一定会有作为的。我们俩就在书信中聊天，互相鼓励。大概是七、八月份，我寄给他的信却突然没有了回音，正百思不得其解时，收到了光明的来信，才知道汉民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分别仅仅半年多时间，我们就阴阳两隔了，真是生离死别呀！

离世的原因让人扼腕叹息。听光明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肠梗阻。那天上工时，他的肚子再次疼痛难忍，生产队便派人用医院救治。医院还在西大街，离他们生产队（通用机械厂旁）也就三、四公里地，医院时，又没带够钱，几经辗转才住上院，却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等住上院时肠已穿孔，粪便遗漏腹腔，引起感染而不治身亡。就这么一个肠梗阻，仅仅几公里路程，还有住院的费用不够，竟让一个风华正茂的鲜活生命戛然而止。他才二十岁呀！已经在农村苦干了四年，离大招工还有一年多时间，在马上就要修得正果的时候，却突然撒手人寰了。他连恋爱都没谈过，美好的生活正在等待着他，他却与之无缘了。

他的离去让人惋惜！这是谁的过错？当时为什么不叫救护车？医院为什么不先救人？这一切都无从追究了。可能谁也没有错，是天不佑汉民，或是上天招走了好人汉民，呜呼哀哉！

汉民的离去，让我在部队里消沉了好长时间，也常常自责！假若上次吃芋头后，他的肚子剧烈地疼痛，能引起我的重视，医院去检查病因，可能他也不会因此而殒命英年。那时已是十七、八岁的我太不懂事了！

四年后的七八年，我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便迫不及待地约上光明等人到宋家桥水库边的汉民墓地，祭奠汉民好友。真是时过境迁呀！短短的四年时间，光明等人竟然找不到汉民的坟茔了，气的我把他们数落了一番。光明解释说，下葬那天是生产队安排的，他们几个知青做的大花圈抬到墓地时，汉民已经下葬了，知青们进行了哀悼和祭奠。家人可能悲伤之极，再也没到那个伤心的地方去。几年后，可能是村民们平掉了坟头，又种上粮食了。汉民呀，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临别时你说，等我早日回来，我回来了，你在哪里呀？我们只好在水库边上的大致位置进行了祭奠。这也是我插队时，到他那借宿避难的必经之路。此时我却充满了悲凉和伤感——当年我走夜路到他那借宿时，那些令我害怕的座座老坟，仍在那静静地躺着，唯独不见仅仅埋了四年的汉民的坟茔。汉民呀！你是怕我伤心，不想以这种形式来与我相见！或着是你太年轻了，坟茔本不该属于你！王汉民（后排右一）白光明（后排左二）作者：解苏汉（后排左三）参军时的合影

大山深处的“姊妹花”

虽然我在农村插队时吃了很多苦，但比起我们班上的余叶立、王雁玲同学来说，还算是掉到福窝窝里了，艰苦的程度与她们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当年她们凭着一股豪迈的革命激情，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大无畏精神，写申请要求到汉中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劳动。学校领导批准了她们的申请，把她们分到最艰苦的地方——天台公社蚂蝗沟生产大队。虽然隶属于汉台区（当时的汉中县），却在汉台区最北边的大山深处。汉中的知青仅有三个人（两女一男），被分配到那个沟大山深，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方。真是两朵稚嫩的知青“姊妹花”，孤零零地开在了大山深处的崇山峻岭中，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恶劣的环境中，依然艰难地绽放，熠熠生辉。二O一七年的八月十三日，我们班下乡四十七周年的纪念日聚会，就选在她们当年插队的蚂蝗沟村（当年的蚂蝗沟大队）。一是四十七年后的今天，到当年插队最艰苦的地方去看看，感受她们当年插队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二是在酷暑的季节里，去那么一块现在看起来是山青水秀的世外桃源，享受大山里的秀美和清凉。我们的汽车从褒河谷进山，在如今己是柏油马路的崎岖山道上行驶了三十公里，眼前豁然开朗，呈现出一片山间平坝，就到了山路的终点——蚂蝗沟村委会。举目望去：山上一片墨绿苍翠，地面处处绿树成荫，到处都是潺潺流水，大小瀑布挂满山川；真是一个风景秀丽，景色宜人的小山村！随着国家的山川秀美工程实施以来，蚂蝗沟也从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变为汉中的旅游休闲胜地，一改四十七年前的荒芜和凄凉；只是陡峭崎岖的山道和会车时的小心翼翼，还在述说着当年上山的不易！农家乐的老板娘还认识当年的“姊妹花”，热情地迎上来，亲热地相拥在一起，诉说着离别的思念，曾经的感情丝毫不减；并为我们准备了物美价廉的一日三餐。然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到她们插队的地方去看看，体验她们当年生活的艰苦和困难。同学们在她俩的引领下，沿着崎岖的山道鱼贯而行，不一会便气喘吁吁，陡峭的山路，让几个腿脚不便的同学望而却步，剩下的同学便跟着余叶立和王雁玲，来到她们当年住过的半间知青小屋。几十年后的小屋更显得破败、凋敝，已做了村民的猪圈，但同学们还是兴趣不减，依次进屋参观。张礼玲等同学还背起了山里人特有的喇叭背篓，把她们当年的生活来体验。她们插队的第一个夜晚，住在能看见天上月亮和四面透风的这间小屋里。屋子里蚊子嗡嗡作响，屋外是彻夜的咣、咣声响，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大声吆喝，和忽明忽暗的火光，吓得她们不敢入睡。由于白天一路坐车，又走了十几里山路，使她俩困乏之极，才在后半夜的吆喝声和咣咣声响中，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第二天早上询问队长，才知道是村民们用此方法来驱赶黑娃子（黑熊）和野猪，以免它们祸害即将成熟的苞谷。这可把她们吓得够呛，城里长大的小姑娘，哪见过这些令人害怕的野兽，让她们对未来的插队生活产生了恐慌。生活对她们同样也是考验。刚插队时，偏僻的蚂蝗沟还没通上电，她们和村民们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村生活。队里分的主要口粮是苞谷和洋芋，只有少量的稻谷和小麦。由于没有电，稻谷就用原始的石臼和木杵去壳，忙半天也舂不了几斤米。小麦加工更为麻烦，要借用牛来拉石碾，一遍遍压碎麦粒后，再用细箩筛选，分离出面粉和麸皮。二十斤麦子，需要两个人和一条牛忙一天，可见她们当初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由于山区的耕地面积少，村民们便靠山吃山，向大山深处讨生活。农闲时，她们天不亮就起床，简单地吃一点饭后，用布包个饭团做干粮，穿着布底子鞋（防止竹子的尖根刺穿鞋底），跟随着村民们翻山越岭，到大山深处砍竹子。砍好竹子后，把竹子打成几百根一抱的大梱，拖到山间的溜槽，从溜槽把竹捆溜下山。竹子溜完后，为了节省下山时间，人也冒着危险往下溜。经过无数个溜槽后才到了近山，没有溜槽了，就只能靠人杠。再打开大竹捆，分成若干个一百根的小竹梱，分多次往山下扛。扛到知青点后，天已经黑了，把竹子放在房檐下，再以一分钱一根陆续卖了，买些米、面和生活必需品。为了挣工分，她俩还当过脚力，替上山打竹子的平川人干活，帮人家转运竹子。一百根竹子从生产队扛到青桥铺大路口，十几里山路挣一块钱，交给生产队记七分工（妇女工分）。按当时生产队的工分值每十分工一毛多钱计算，每扛一趟挣一毛钱左右，给生产队净挣九毛钱。她们还帮公社、供销社、卫生院等单位，在天台公社至青桥铺路口之间背运货物，每背一百斤挣一块钱。人家看她俩是城里的小姑娘，便起了恻隐之心，每次让她们少背一些，也给一块钱。她们回来后也交给生产队记工分。有人说，你们俩个小知青真“傻”，不知道少给生产队交一趟，自己留一点钱。但她们为了挣表现，不忘初衷，还是把“傻瓜”干的事做到了底。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她们春天跟着村民们上山挖竹笋，蒸煮后当菜吃，吃不完的再晒成干竹笋储存，在沒有菜吃的时候应急。秋天上山打核桃和野板栗，用烟火熏烧驱赶走马蜂后，便无所顾忌地享受大山对她们的馈赠。她们也像其他村民一样，分到了自留山和林木，但离村子很远，加上有熊和野猪等野兽出没，她们始终没敢去过。回汉中休假也很困难，从生产队要走十几里山路到青桥铺路口坐车。由于留坝到汉中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趟，常常是人满坐不上。她们就拦过路的货车，遇到好心的司机把她们带到褒河，再坐公交车回家。有时拦不到车，她们就又走十几里山路返回生产队。实在有事要回汉中时，就只有走路到褒河，再坐公交车回汉中。三十公里的路途，对俩个城市长大的小姑娘来说实属不易。一大早起来吃点早饭，带上干粮就出发，到下午晩些时候才能回到汉中的家中。由于回家困难，她们在插队的几年里，很少回家休假，几乎每年只回一次家。农活更是考验她们的意志和耐力，有时还逾越她们不怕脏的底线。山区的地大都在坡上或半山中，村民住的也较为分散，喇叭背篓和宽大的坡地锄就成了她们的标配农具。上工时，带上干粮，背篓里装上种子或肥料，到很远的地方去耕种；中午在地头上吃点干粮，较晚些才收工回家，回家后就再也不敢出门了。尤其是农作物快成熟时，常有黑熊和野猪出没，队里挑选一些强壮汉子集体驱赶；她们更是害怕，一到晚上就把门抵得紧紧的，生怕被驱赶的黑熊和野猪闯入，对她们造成伤害。刚开始干农活时，质朴的村民们看她们年小体弱，总是帮她俩多锄几行，多干一点，让她们感到心里暖暖的，干活也轻松一些。但往稻田里上粪时，则是对她们的意志、耐力和不怕脏的考验。她们和村民们一样，背着背篓到分散在山坡上的村民家，一家一户地背猪、牛粪，再到山下小河沟旁的稻田里施肥。尽管村民们照顾她俩，给她们的背篓里少装一些，但她们跟着村民们走一会，便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背不动了也不敢休息。一是休息后没有别人的帮助站不起来，二是怕休息了跟不上背粪的队伍，在空旷的山里遇见野兽。她们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一步一步地走向稻田。粪水透过背篓渗到后背，和汗水混合在一起，顺着裤腿往下流。到了稻田施肥时，更是挑战她们心理承受的底线——要用手抓着粪便往稻田里抛撒，粪便中的苞谷杆等杂物弹起来的粪便溅到脸上、身上，加上后背上的粪水、汗水，整个人便臭不可闻。干活时，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用手背和衣袖一擦，脸上立刻变成了粪、泥大花脸。下工后，赶快到屋后的小河沟里，用冰凉洁净的河水，洗净身上的臭味。粪水、汗水和背篓把后背刺激得红红的，洗干净后烧乎乎的疼。在苞谷地里锄草，在平川是件很容易干的农活，但在山里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是锄第二遍草时，苞谷苗已长到一人高，山里的苞谷叶片像一把把小刀，在她们脸上、胳膊和腿上划出道道血印，汗水一蜇便火辣辣得疼。在山坡地锄草时更为艰难，要从地势低的地方向高的地方锄。锄到陡坡时，没有东西抓，人上不去，只有使劲把锄头深深地挖进泥土里，再拽着锄把往上爬；有时锄头挖得不深，人一拽锄把就从坡上溜了下来，滚一身泥土。山坡地里干一天活，比平地里干一天活付出得体力更多。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尽。山里干活时，还舍不得穿鞋。一是坡上的泥土、沙石往鞋里钻，硌脚不舒服，要不停地倒掉鞋里的泥沙，耽误干活；二是好好的鞋子，几天都穿得不成样子了，让人心疼。她们便像当地的村民一样，穿着草鞋干活。当看见她们头戴草帽，身背喇叭背篓，脚穿草鞋走在山间小道上，或在地里干活时，就和当地的村民们一模一样了！只是稚嫩、白净的脸上还透露着洋气，以及和村民们不一样的着装和气质，才看出她俩是城里的姑娘娃，到深山里来插队的知识青年。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里，为了填饱肚子，村民们便向大山深处要粮食，在适合种洋芋的山顶上（阳光充足），砍树开荒。挖好防火隔离带后，便放火烧荒。山地经过树木、杂草的燃烧后，生地变成熟地，开挖也比较容易。燃烧后的树木和杂草的灰烬，经雨水渗透到地里，再经深翻细挖，就变成了肥沃的农田。这种地种两年后，肥料就丧失殆尽，不能再耕种了，村民们又选择新的山顶，重新烧荒种地。山里的肥料奇缺，这也是最好、最原始地刀耕火种的种地方法。在山顶上烧荒种地，是个较危险的事——最害怕的就是天气变化起大风，可能把附近的山林和杂草点燃，造成山林大火和人员的伤亡。所以，队上都是安排懂气候和风向，有经验的山民，找最合适的山地和气候条件来烧荒开地。种洋芋时，她们和村民们天不亮就起来，吃点早饭后，带上玉米和大米混合做的饭团，再带一点盐拌浆水菜，背一些洋芋种就上山。队里规定，每背一百斤洋芋种到山顶上记十分工。由于要上高山，她们俩只敢背四十斤，遇到陡峭的山路，还要借助锄头和树枝往山上爬。越爬山路越陡，越爬背篓越重，最后脱掉棉衣还大汗淋漓。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顶，赶快卸下背篓，仿佛像卸下了一座大山，往地上一躺舒服极了。稍休息一会，马上就开始紧张地挖地种洋芋。中午吃饭时，村民们烧一堆柴火，把饭团埋到热柴火烬中，等饭团烤的焦黄后再掏出来，拍打干净饭团上的灰烬后，便就着盐拌浆水菜狼吞虎咽。在又累又饿的山上，这杂粮饭团和盐拌浆水菜，也让她们感到十分的可口香甜！吃完午饭后，便在山上找水喝，找到一小滩水后，不管它干净不干净，赶快用手掬着喝；有时候水少，手掬不起来，便找片树叶舀着喝；当树叶也舀不上时，便找一节空心草，爬在地上吸水喝。喝完水后，马上就要干活：因为山高路远，上、下一趟费时费力，就只有抓紧在山上的有限时间干活了。忙到下午收工时，还要把种不完的洋芋种就地挖个坑埋好，免遭动物糟蹋，第二天上山继续栽种。下山时，顺便拣些柴火背回家，好烧火做饭，取暖。种洋芋时，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晚上才回到家，两头不见亮，辛苦极了！收洋芋时，人人脸上都乐开了花。山顶上种的洋芋，既产量高，又味道好。除留够来年的洋芋种外，其余的都按家庭人口分给村民们。既增加了工分值的收入，又填饱了肚子。留下的洋芋种，就地挖几个深坑，坑里面铺上草，把洋芋种倒进去，上面再盖些草后，用土埋的严严实实的；既不让种子受冻，也防止黑熊和野猪偷吃。第二年再种洋芋时，就不用再劳神费力地往山上背种子了。听她们说：“在大山顶上种洋芋，是她们在插队生活中，最苦最累的农活，也是最难忘的。”这种苦和累，是我们在平川插队的同学们所体会不到的。她们就是在插队劳动中最艰苦和最辛劳的知青典型。现在都在向经典致敬，我们向在当年插队劳动中，最艰辛的余叶立、王雁玲同学致敬！向曾经的高山上的“姊妹花”致敬！当年的姊妹花在旧居门口合影（右余叶立、左王雁玲）特别显年轻的黄党生同学，和大家恍若两代人张礼玲同学年8月13日插队纪念日（蚂蟥沟同学聚会）一晃五十年了，当年我们这些青涩少年已是花甲老人。每每说到知青，人们脑海中马上就叠印出“老三届”知青的身影。是的，老三届是那个时代的知青符号，是他们开城里娃到农村去插队劳动之先河。他们插队时的人数最多（三届高、初中毕业生），知识层面最高（大部分人都完成了初、高中课程的学习），插队时的年龄也略大，是真正的知识青年，他们理所应当地被历史反复吟诵。而紧随其后的我们“初六九”级却淹没在他们巨大的身影之中，成为一片片时光碎影，被人们遗忘。其实，我们“初六九”级的插队知青，却是用最稚嫩的肩膀，担负起对那个时代的责任，做出了很大的奉献。我们插队时的年龄最小（十六、七岁），文化程度最低（严格地说只是小学毕业），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近六年），吃得苦、受得累自然最多。招工回城后，又遇上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是体制改革中被淘汰的最多人群。在国企工作的同学们大都经历了下岗的阵痛，再就业的艰难抉择，生活的磨难。我们别无选择地接受现实，与命运抗争。但由于文化程度太低，我们比常人付出的更多。是历史造就了我们坎坷多舛的命运。我们二排（班）的同学中，先后有许丽、钟怀富等十余名同学离我们而去。他们大都在国企工作，为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却没有享受到经济迅速发展而带来的成果；有些同学辛劳一生，连退休费都没领到就撒手人寰。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和深深的遗憾。在二O一四年八月十三日的插队纪念日，同学们把他们一一缅怀，仿佛他们仍在我们中间。和他们相比，我们还是幸运的。感谢上天的眷顾，让我们还有一个较好的身体来享受生活，感受亲友和同学们之间的真挚情感。现在我们已进入了颐养天年的人生晚年，没有了工作的压力，生存的危机和家庭的负担。每一天都是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每一天也是我们最年轻的一天。大好的时光任我们挥洒。受尽坎坷磨难的我们这一代，要有达观的生命态度，愈是生命的时光不多，愈要乐观豁达，提高生命的质量，用现在每一天的快乐和幸福来弥补匆匆逝去的艰苦岁月！.8.英年早逝的许丽同学（右三）英年早逝的同学：钟怀富（左三）庹连机（右二）蒋明星（右七）原沙沿公社部分“初六九”级同学年8月13日插队纪念日同学聚会合影年8月13日插队纪念日同学聚会合影（蚂蟥沟）

解苏汉，长期从事广播电视管理工作。曾任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中波台管理中心副书记、汉中广播转播台台长（高级工程师）。年出版了76万字的技术专著。在工作之余酷爱文学，笔耕不断，常写一些短文、诗歌等。

《赤土岭文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