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的时代，多数人没有了故乡——或者将家山遗忘在道路的起点。于是，所谓盛世的浮华，往往暌隔了我们对乡土中国的转顾。城市虽然不断扩张其边界，农村一点点被吞噬进其现代化的矽肺般的胸腔。但是，至今农村依旧是广大的存在，像是这个飞扬跋扈时代的一道硬伤。仿佛为了逃避那种隐痛，无数人背井离乡，将村野百姓父老乡亲漠视在近乎中古的时光深处。
而我，依稀是一个怀旧的浪人；在黄昏的余晖下，在那些日渐消逝的古老风景中，似乎看见旧日乡村浮现出来，还荡漾着灾荒岁月的冷火秋烟。似乎正是这样一些突然的哀伤，搅起了一点埋名江湖的豪兴，遂因之走进了地震劫后的罗江。
乡村建设或者乡村改造运动，本质上说，是无数先贤筚路蓝缕开创且至今远远未竟的事业。甚至说中国传统乡村原有的治理结构和道统，在被当代损毁严重之后，眼前更加积弊沉重。我曾经研习过民国年间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村治条例，厚重如山，细致入微；发现那个时代的地方军阀，也曾经为改造乡梓而呕心费神，甚至成就赫然。
然而，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当我们的都市完全同化于欧美了，广大乡村却依然几乎停留在往日。即便改革开放几十年给山野植入了新房电器，但农民则多数依旧生活在脏乱差的陋习，和大集体以来的不由自主之中。
在灾后重建的诸多矛盾冲突背景下，相对开明的罗江地方官员，为我提供了一些社会实验的机会——因为在当下，政府垄断的乡建，一般很难容下志愿者和NGO的插足置喙。于是，我选择了个别村落，进行真正的村民自治试验。在村民小组里面，定向推选村民议事代表，也就是纯粹的农民议员，由他们形成议事会，对全村的各种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决策。村两委变成召集者和决议的执行者，并同时接受议事会的监督。全村重新厘定村规民约，勒石树碑，立于道口，期以重建乡村的道德秩序和良俗。这样一来，这个原本纷争颇多的边村，渐渐公义流行。那些拿到议员证的农民，秉公输诚可以决策乡村公务，也多了尊严和荣耀。
我一直认为，在皇权不下乡的时代，传统乡村美德良俗的形成，一部分来源于民间戏剧曲艺说教的潜移默化。这一传统在新中国难以为继，民间艺人几近彻底消亡。电视广播的普及到户，各种城里人的恩怨离合与政党的宏大叙事，其实对乡野而言只是艳羡消遣的传奇，与他们的道德生活没有太大关联和影响。
我想象中的古代，一个不孝的逆子或者一个背叛糟糠的滥人，会被鼓书说唱到方圆百里——这样的口碑惩罚，在熟人社会是一个有效的教化手段。我们能否在当下的乡村，一定程度地演进一下类似的乡村戏剧呢？于是，我开始培训那些喜欢文艺的农民写单本剧，用方言讲述他们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扬善讽恶。同时培训那些热爱表演的农民，在自己的乡土，用电视剧的方式演出。另外训练县电视台的编导摄像，自拍自剪，完成一系列的影像作品，在县电视台逐一播放。
全县农户都能看见自己熟悉的乡人，忽然成了电视上的明星，演绎着乡里的家长里短，顿时兴趣盎然。现在这一名为《罗江故事》的农民剧组，已经自发地承继着这一方式，完成了近二十个作品，其中几个分别获得了全国和省级大奖。农民的街谈巷议里，开始传诵着这些小品剧的喜怒。这种我命名的乡村新戏剧运动，是否能复制到其他地域，窃以为并不困难。我相信这种探索的意义，假设被有司所鼓励，不失为乡建的一个内容。
当代知识分子多数渴盼的都是走出乡野，走向远方的城市。我们在别人的城市酥胸，销蚀着偶尔残存的乡愁。民国年间从美国回归乡野，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晏阳初博士那一代仁人志士，成了我们这个势利时代，少数人的一种仰望。有时常想，我们真是堕落的一代，即便偶有的一点实践，也仅仅只是对先贤的一种愧疚的致敬而已……
乡建·野夫访谈录
问：请谈谈你的乡建历程。
野夫：乡建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或者是很大的话题。每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点，去做一个突破。随着时代的变化，乡建的内容肯定需要一个新的转变。我也到河北定县考察过，我不受任何组织委托和基金支持，只是出于个人实践，因而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具体到我在四川罗江所作的事，值得说的大概有两件：一个是乡村民主实验，第二是新的乡村戏剧实验。
虽然精神承继的是晏阳初梁漱溟等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却远非那些伟大的人，一生去致力于某一件事。我缺乏那种奉献和牺牲精神，本质上是一个江湖散人，愿意做各种社会实验。对这个社会进步或转型有好处的，我就去做一下。我认为这也是有意义的，至少成就我自己的经历，成就我的调研文章，生命和生活也因此变得有一些意思。
问：乡建如何处理好与权力的关系，这构成乡建过程中的困扰，你对此怎么看？
野夫：中共治理后的中国，所谓乡建，一直是由党委政府主导的运动式的事业。比如土改、四清和社教等，也算官方意义上的乡建。从现在来看，它更多的是对传统乡村格局和美俗的破坏。破中没有立，于是留下今日乡村的诸般恶果。近年来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等等，客观上说是有些物资生活改善的，但也多有停留于形式，甚至权贵资本下乡，变相掠夺土地。本质上说，官方从无兴趣把乡建这样的大事，让民间NGO或个体志愿者插手。即便是慈善或者公益性的乡建，地方上也多抱持警惕态度。那么，个体要想开展此类工作，必须得到某地一些开明官员的支持，没有这种默许、理解和配合，基本上难以进行。面对这一僵化体制的时候，你必须有足够的坦诚和气度，需要让他们理解——你没有任何不良企图，你仅仅想为社会聊尽微薄。
问：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乡建派人物，对现在的乡建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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