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号下午，“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年上海站开班仪式暨电影《我的诗篇》华东师范大学首映式，于思群堂隆重举行。不少沪上文化界人士出席了本次活动，《我的诗篇》导演秦晓宇和吴飞跃，以及片中的工人诗人陈年喜和邬霞，民谣歌手孙恒都来到现场，同时现场还迎来了一批余人的乡村教师，爱飞翔全国发起人崔永元也出席活动，并在《我的诗篇》首映式开播现场版的“小崔说电影”。以下的文字根据现场语音整理，有删节。现场访谈PART1：小崔自话小崔妙语调侃观众大家应该特别累了，我刚才偷偷看了一下，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有些观众在睡觉。不过我相信导演和我都不会太伤心。你说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的标志是什么呢？那就是老百姓想睡觉就睡觉。所以说，如果你们看《我的诗篇》，你们可以陶醉，你们觉得是一特舒服的气氛，你们睡得死去活来，然后不停地做美梦，我觉得做这个电影的目的就达到了。倒是，如果你不困，你瞪着眼睛，看着银幕，看着这里面的悲欢离合，你是真睡不着。小崔从自身例子感慨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生活这样的生活，也不是农民工才有这样的生活，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生活。我是前年离开中央电视台的，我离开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我就几乎没有节目了，我的节目都被关了，你（孙恒）学校还在呢，我那些节目就没了。我们后来把它当作正常，当作一个社会变革中的正常，就是通过这种风雨飘摇、左右摇摆、前进后退，慢慢地达到一个均衡，达到一个所有人都满意都满足，最后能跟社会一起共进退的这么一个状态。小崔自话工人诗歌产生原因说到打工呢，无论我们的故事、影片、报告文学，把它描述得多么秀美，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打工的状态不尽如人意，报酬不高，劳动风险很大。除了工资待遇的不完美，还有很多心灵上的挫伤，这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诗歌就特别起作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电影主创们是怎么说的。崔永元PART2：小崔对话工人诗人陈年喜关于工作环境崔永元：你那个，爆破时怎么连口罩都不戴上？陈年喜：那个地下，我们一般工作的矿区都特别深，有时候下到地下两千米，那个空气特别差，噪音特别严重，如果戴着口罩就会没有办法呼吸。很多的工友因为这样的环境，造成耳鸣耳聋，还有因为粉尘造成的矽肺病。关于诗意崔永元：这是实实在在遇到的事情。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您哪来的诗意呢？陈年喜：其实我觉得，人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很多东西是有逻辑的，但是人是没有逻辑的。我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是边毛之地，遇见过很多穷苦的人，他们吃饭都成问题，但是他们有一些操守，有一些对生活的态度，其实跟生存本身关系不大，而那些东西，大概就是“诗”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写诗，去表达这些东西？我们需要一个出口，我们心里面种种对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的种种想法，需要通过诗去表达出来。关于诗歌是否有用崔永元：您觉得您的诗有作用吗？陈年喜：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就像抽烟和喝酒一样，它娱乐的只能是自己，伤害的还是自己。崔永元：你刚才说，伤害的也是自己？陈年喜：因为这个东西（写诗）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实际的利益，对你的生活它不会产生一些物质上的利益，这是首先一点。另外因为文学和诗歌在这个时代非常的式微。但是，你要在这个上面（写诗）花很多的心思，很多情感的投入，和文字的历练，其实在物质上面来说，写诗是和物质生活是背道而驰的。崔永元：工友们会觉得你的诗有用吗？陈年喜：他们就觉得和他们打牌、抽烟一样，你有你的出口，我有我的出口，你的出口是写文字，我的出口是打牌和抽烟，都是解压，都是一样的。崔永元：你觉得是一样的吗？陈年喜：我本人觉得是有一些不一样。但很多人觉得就是一样的。崔永元：你本人觉得不同之处是在哪呢？陈年喜：我觉得我的不同之处是在于，我们的那种生活，我内心里的那种苍凉和苍茫的那种心态，那个可能在当代文学所有的艺术形式里面少有呈现。其实这个时代虽然好像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其实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封闭的时代，哪怕就是说，在同样一个工作环境中，同样一部电影中，其实人与人之间是有隔膜的。我就想通过我的文字让大家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对生活还有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思考，他们还有这样一种情怀。左一为邬霞，左二为陈年喜PART3:小崔对话工人诗人邬霞关于诗的启蒙崔永元：邬霞，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诗这么一回事？邬霞：我是92年知道的。我14岁到深圳打工，之后爱上写作。我当时是通过写作来排解心里的苦闷。崔永元：应该是先看到别人写的诗，是吧？邬霞：是的。刚开始都是看别人的，觉得好的就自己抄。然后觉得不过瘾，就自己写。崔永元：刚开始喜欢诗歌的时候，你有印象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哪一个诗人吗？邬霞：刚开始是喜欢席慕容的。崔永元：你看的她的诗有什么感受？邬霞：我觉得她写得很美。崔永元：你觉得她的诗能反应你的这个生活和内心的想法是吧？邬霞：可以。虽然那时我是在打工，但我自己很排斥打工这个题材。我喜欢看不一样的东西。关于打工题材崔永元：当你写的时候呢？会排斥这个题材吗？邬霞：那个时候我几乎不写这样的，不写打工题材。崔永元：为什么？邬霞：就是觉得写出来更加痛苦。我就故意绕开这个话题。崔永元：有可能用诗歌表现吗?这个打工？邬霞：没有。在07年，我写《吊带裙》，我才开始写打工的诗歌。崔永元：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你觉得诗歌应该表现快乐的情绪，美好的生活，是吧？邬霞：对。虽然我的生活不美好，但我特意写美好的东西，给自己希望。关于其他表现形式崔永元：你能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去描述你的这个打工生活吗？还是说诗歌依然可以？邬霞：依然可以。我现在也在学着用短篇小说来反映我的打工生活。崔永元：具体的打工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描述吗？邬霞：刚开始我是非常讨厌。那个时候，我巴不得从工厂里面逃脱出来。比如我14岁到深圳打工，那个时候，我刚刚进去，我不懂厂规。有一次，我在走廊上面刷牙，那个门卫看我太小了，他就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拉进宿舍，我们宿舍里面的人都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射在我身上，我当时就觉得很没有尊严。我那个时候心里是很愤怒的，必须要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中间白色T恤衫为吴飞跃导演PART4：小崔对话导演关于选择诗歌这个拍摄角度崔永元：所以，是怎么想到从诗歌这个角度入手，去反映这个群体?其实一个统计表，可能比诗歌有力得多。秦晓宇：报表可能比较客观比较抽象，而诗歌直接关涉到一个人的经历和情感，更有精神深度、感染力和启示意义。像陈年喜的诗，可能更具有感人至深、直指人心的力量。崔永元：我对诗歌研究得不深，是不是过去，哪怕像是唐诗宋词，是不是也有关心普通人疾苦的这些诗?也许它们不是特别有条件流传下来?秦晓宇：对，其实我们说《诗经》就有“劳者歌其事”的传统，但这样的诗绝少是劳动者写的，退一万步，即使写了也很难流传。这种关心民间疾苦的写作，基本上是贵族士大夫出于良知和同情的代言性写作。真正是以一个当事人写自己内在的劳动者生涯，大规模地写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处境，应该说是从年以后这些工人诗人开始写作开始，到了今天更是取得了相当的文学成就。崔永元：我刚才的问题是说，怎么想到用诗歌这个角度去拍摄这个群体?吴飞跃：其实过去我在做媒体的记者的时候，我后来自己反省，其实也是忽略了这样一些关照的，比如说去尊重和理解这些工人。但是直到两年前，我接触到这些工人诗歌的时候，这些诗歌闯入到我的生活当中来，给我带来的是，一个是它特别的震撼，一个是它特别的感人。震撼是在于说，通过这样一个个特别简练的文字，它其实把一个浩如烟海的故事库打开了，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就发生在城乡之间，可是我们过去都忽略了。村里的孩子们可能也不太理解自己的父母在城市里做什么，然后造成的是很多跟父辈之间的隔阂。城市里的人在享受着这样繁华的经济和物质的时候，他也不会去了解这些产品的背后，中国奇迹的背后是怎么样来铸就的。所以当这些诗歌给我们打开这扇通往这些故事背后的暗门时，比如说像年喜写的《炸裂志》，他帮我们去进入这样一个故事时，我们是非常震撼的。另外一个是很感动。因为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他用他的生存经验和血泪来写下的这样文字和诗歌，跟我过去所从事的报道相比，这才是真正的我们今天的历史，我们应该去纪录的，我们应该去用影像的方式去讲述给更多人知道。秦晓宇导演关于诗歌是否会有接受障碍崔永元：受众能够接受他们这种用诗歌去表现自己生活的形式吗？有没有障碍？吴飞跃：我想应该不会。崔永元：我们设想啊，把他们的生活用影像表现出来，用照片表现出来，也可以用文字表现出来，他选择用他的诗歌来表现，比如《炸裂志》，你是觉得更有力量是吧？秦晓宇：因为诗歌可以更深地去写进你自己的灵魂，所谓“诗者，感其况而述其心”。而影像镜头可以更微妙地捕捉生活的外观。我们的电影是两者相得益彰。崔永元：那是因为你是搞诗歌研究的，我们可以把你这当作是一种“偏见”。秦晓宇：呵呵，再补充一下，这些工人诗歌还是相对通俗易懂的，比较直抒胸臆，不大用典，比较口语化，和一些云山雾罩的诗歌不一样，但依然是好诗，适合放在电影中，也不会让人觉得一头雾水。诗歌就像风景，巫山云雨、云山雾罩有好风景，晴空万里也有好风景。吴飞跃和崔永元PART5：小崔和民谣歌手孙恒交流关于老朋友崔永元：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孙恒，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他特别有意思，他喜欢用文化或者文艺的形式去表现这个特殊的群体，他特别真实。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做节目的时候，在商量唱什么歌，他虽然一直白癜风治疗北京白癜风治疗最好的医院是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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