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峰老人写作庶民之忧中国三农问题

时间:2017-5-27 12:42:34 来源:矽肺

农民贫困面面观

中国的主要财富已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早已人所共知。

世界各国衡量贫富有一个基尼系数,年中国为0.18,到年中国基尼系数已创造了比全球贫富悬殊最大的美国(0.)大得多的0.47,到了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全球罕见的0.的高峰(见年2月28日的《文萃报》),而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是0.4。在中国农村,不少人家已弄到穷困潦倒、家徒四壁的地步。

年7月6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报了“大包干”20年后一个叫“四方井”的“小康村”的情况,此时该村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元,多数农民靠卖血度日。比如李章会那个组,14户人家11户卖血,占78%。在甘肃、青海交界处的天祝县东坪乡,乐都县、民和县的芦花乡、马营乡、马厂乡、北山乡等地农民中,绝大多数家庭都靠卖血度日,芦花乡湾子村40多户人家中35户卖血,该村87%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卖血。年年届61岁的该村农民李守忠说:“几十年来卖的血液足有两大水缸”,村里“夫妻卖血,一家五口四人卖血,是很普通的事”,信达希望学校90%的学生靠父母卖血支持学业。(年第11期《半月谈》)

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一位农民说:“我一年最少卖次血,……一天抽两三管血是常有的事”。如此卖血,与卖命何异?在一些地方甚至产生了一种过去根本没听说过的“特色经济”——“血浆经济”。

“大包干”25年后的年,在率先富起来的广东高州,农民高耀径因为“现在连碗粥都喝不上”,牵着小儿子站在街头,泪流满面当街送子;(见年1月29日《文萃报》)因为生病发烧,父母拿不出10元钱去看病,广东汕头农民高贵增9岁的儿子,用红领巾上吊自杀;(年12月19日《生活文摘》)家住内蒙古临河县新华镇永红六队的38岁农民刘军,自己患病,而药费暴涨,弄到家贫如洗,但三个女儿都在上学,根本无力承担昂贵的学费,左思右想,无以为计,“干脆一起死得了!”便弄来安眠药,谎称是防疫站发的“扶贫药”,能治多种病,让全家人一起服食,因药量不足,刘军半夜醒来后,发现全家人只是昏迷不醒,便用毛巾将三个女儿一个一个捂死;(见年12月16日《内蒙古晨报》)陕西富平县曹村镇小贾村农民赵小林,育有一儿一女,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但一家四口主要靠教书的妻子元工资支撑,根本无力负担儿女上学,走投无路,竟在杀死一儿一女后,用菜刀割断喉管自杀,整个家庭毁于一旦;年初,陕西省旬阳县桐木乡涌泉村,五天之内,三人自杀,因为交不起几百元罚款,刘立文穷得连自杀的农药也是赊来的。(见年1月29日《文萃报》)如此等等惨案,堪称天下罕见。

大概没有人听说过有人故意犯罪以求入狱求生吧?湖南省祁东县灵官镇无依无靠的73岁老人付达信,就曾去北京车站两次有意抢劫并请求多判几年刑,以入狱求生而成为几十家报纸报道的“名人”。而截至年,在祁东县像付达信这样的五保老人就有人,其中仅有8%的人入了养老院。这种“坐牢就是救命”的奇闻谁听说过?

即使国家为了救助贫困人群,每年拨出巨额经费,但有的地方,1万元扶贫款,连1元都到不了村里。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上都被地方政府“层层拔毛”拔走了。(见年2月27日《文萃报》)据报纸披露,80%的贫困户吃不到低保,而能吃上低保的60%不是贫困户。“扶贫”成了“扶富”,乃至中央某副部长的父亲都能吃低保。

农村留守妇女处境堪忧,农村社会治安无法保障

农村妇女特别是农村留守妇女,“大包干”以后,由于青壮劳力外出打工谋生,她们的头上压着“生产、家庭、老人孩子”三座大山外,还要承受天下罕见的人身和精神折磨与蹂躏。买卖妇女早已司空见惯,重庆等地市场上出现了“像买牲口一样买媳妇”的景观,南京马鞍山乡一个小村庄63%的家庭买老婆,而且很快出现了“一条龙”服务的“妇女批发市场”、“小姐批发市场”。安徽渦阳县丹城乡茅庵赵村居然发展成为80%的人都“贩卖妇女”的“自由王国”。福建寿宁县富家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妇女批发市场”,而这个市场的二老板居然是刚入党的村主任叶家万。江苏泗阳县来安乡姜集村这个仅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批发”出去的妇女却达多名,涉及的人贩子达多人。由此可见,留守妇女的处境更令人忧虑。

据《中国妇女报》披露,中国七成妇女受到性骚扰,其中尤以农村留守妇女为甚,在受到性骚扰的妇女中,农村妇女占70%。(见年6月30日《潇湘晨报》)湖南省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和《潇湘晨报》进行的一项“关于女农民工遭受性骚扰的联合调查”显示,“从事服务行业的女农民工有74.8%的人,遭到过性骚扰,其中47.8%的人,甚至是在工作场所遭到性骚扰”。(年5月15日《潇湘晨报》)安徽省临泉县一个村里,仅公安落实的被强奸的留守妇女就有名,其中91人同时还被抢劫,且无一人报案。有的农村连87岁、95岁高龄老妇也被强奸而致羞吓自杀(年6月23日《京华时报》),堪称绝世奇闻!农村改革后,“什么人都可以欺侮”农民,新出现的“黄世仁”、“南霸天”、“西门庆”更是无法无天。云南镇雄县的恶棍杜凤华,居然霸占村里十几名留守妇女长达十几年而无人过问,最后遭乱棍打死。甘肃省天水市平安乡瓦资村的刘少洲,在农民成为一家一户的一盘散沙后,欺男霸女、偷扒抢劫无恶不作;村里所有妇女,不分老少,不论婚否,只要他看上了,就得跟他上床,即使丈夫在家,他想睡谁的老婆谁就得让出老婆任他蹂躏;大到五六十岁、小至十三四岁,村里被强奸的妇女不下五六十人。山东淄博周村村主任韩刚,凭借权势,从十几岁的少女到60多岁的老奶奶,想强奸谁就强奸谁,即使光天化日之下,也敢带着打手、提着凶器,将妇女拖上床就强奸。三门峡附近一个村庄的党支书公开说:“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见年9月2日《南风窗》)

一些地方的村霸、村主任、村支书肆意霸占、凌辱妇女无法无天,他们欺压甚至残杀村民和民选村官也惨无人道。山西忻州东楼村村主任张×全,组织“私人武装”,以“打、杀、抢”开路,“人挡杀人,鬼挡杀鬼”,横行乡里;湖北仙桃市朱湾村副支书汤×波率领几十名打手在春节“携抢扫荡村民”;郑州市七里河村村支书康×山无法无天,残酷杀害民选村官康建伟和母亲魏国英;山东莱阳市于家岚村村支书隋×宾等人买凶威胁群众拥护的村官鲁言奎:“如敢竞选村官,就要拿斧头把你剁了,拿刀把你劈了”。鲁言奎被群众选为村主任后,果然被“剁了”、“劈了”。在这些地方,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还怎么生存?社会治安和稳定怎么保障?

缺医少药农民苦,教育凋敝文盲多

疾病对农民的折磨触目惊心。在全国个县(市、旗)中,有个存在一种至几种地方病。截至年,地方病患者达万。在全国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个(占96.96%)的农民受到2种或2种以上地方病的折磨。在西部地区,“通渭的农村妇女,95%以上都有妇女病,大多是子宫脱垂”,“成年用一个布袋子把脱出来的子宫挂在身上,那袋子、裤子常常是血糊糊的”。一些地方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高达25%,即4个中就有1个死亡。(见1年12月《中国周刊》)农民因为穷,只能“小病拖,大病杠,重病等着见阎王”。湖北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贫病交加的陈正先夫妇,走投无路,于7年相拥投江而死;(见7年4月6日《嘉兴日报》)53岁的重庆农妇吴碧君,家贫如洗,于年赌命用菜刀“剖腹自医”;(见年6月3日《生活文摘报》)河北清苑县臧村镇东臧村农民郑艳良,双腿溃烂不止必须截肢,医院,用钢锯自做“截肢手术”,钢锯崩成两节,牙齿咬断四颗。(年10月4日《文摘周刊》)如此等等,惨不忍闻!

农村教育出现大萧条。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大队(村)办小学,公社(乡)办中学”,从九十年代开始为减轻财政负担,对农村学校实行撤并,作为基础教育的农村小学,年为84.5万所,年下降到71.3万所,年下降到51.29万所,年下降到23.41万所。农村学校的大幅削减,必然使农村孩子上学更难,导致学生人数骤减,比如,年招收小学新生.03万,年下降到.8万,15年间减少了万多小学生,平均每年减少60万小学生,此后更甚。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年11月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10年评估报告》显示,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60%;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25%;平均每天有63所小学、30个教育点、3所初中消亡,几乎每小时中国农村就有4所学校消亡。统计数据还显示,0年—年我国农村小学减少了.49万在校学生,减少37.9%;农村初中减少万在校学生,减少26.97%。也可以说,10年我国增加了将近万文盲半文盲。据中国教育学会农村分会理事长韩清林披露,尤其严重的是辍学主体由小学高年级迅速向小学一、二年级发展,比如,7、、、年,农村一、二年级辍学学生分别达到51.08万、55.86万、64.28万、51.81万,辍学率分别达到29.18%、31.71%、37.35%、31.16%,占辍学学生的60%—80%,仅这4年造成的农村文盲即达多万。比辍学更严重的是,因学校撤并,导致大量农村儿童不能入学,每年产生新文盲即达万之众。(见年11月23日《生活文摘报》)教育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它涉及孩子一生的前途命运。农村教育造成了如此不可想象的严重不公,难道可以理解吗?

环境污染严重,农民没法活

由于地方政府往往一味追求GDP以彰显“政绩”,有害有毒的高危企业在一些地方“蓬勃兴起”,使不少农村的生态环境惨遭破坏,因污染引发的疾病日益严重,造成的“癌症村”难以胜数,尤以沿海地区为甚。从浙江萧山南阳镇往北走,经过江苏无锡广丰村,常州市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东兴村,安徽宿州张庄村,山东肥城市肖家店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到天津市西堤头村、刘快庄村,在如此漫长的沿海“经济活跃带”,都被癌魔的阴影笼罩。那里的水不能喝,种出来的粮食不能吃,只能“昧着良心”卖到外地去。癌症造成的死亡堪称举世罕见,比如,河南沈丘县东孙楼村,食道癌、肝癌、胃癌、直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等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死亡幽灵笼罩全村,新垒的坟墓、花圈、挽联充斥全村,一年四季绵延不绝。年6月一个月内,仅王子清一家就被癌魔夺走三位亲人。面对记者,王子清泣不成声:“死人就像家常便饭,我已不知道村里死了多少人,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死。”这样的“癌症村”,各地并不鲜见,连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也痛斥,污染无异于“直接杀人”。(见7年9月28日《生活文摘报》)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GDP,一味袒护污染企业,乃至不少地方的农民不得不向地方政府“跪地”以求生存。(见7年8月14日《生活文摘报》、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外出打工者,更是苦不堪言

由于农业已变成微利甚至倒亏产业,不少农民种地成了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于是2亿多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打工谋生。他们对自己的打工生活作了这样的概括:“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不少老板为了榨取工人的血膏,根本不管工人死活。一天24小时,他们是“3饭5睡16工”(3小时吃饭,5小时睡觉,16小时干活),在有的地方成了常态。24小时连班干,两天两晚不休息也不鲜见,因此累死工人的事比比皆是,每年活活累死(即所谓“过劳死”)多达60万人,这肯定是当今世界罕见的奇闻。

再就是被泛滥成灾的职业病折磨。早在年,中国有毒有害企业不少于万家,身染职业病者达2亿。(见年5月7日《广州日报》)不少老板只顾自己发财,全不管工人死活。湖南有关部门对该省新宁县私营锑矿中51名矿工进行体检,43人确诊为矽肺病,占84.3%;(见年10月23日《潇湘晨报》)云南西畴县莲花塘乡者项村发现锑矿后,村里青壮年“几乎全部上了矿山”,凡挖过矿的人,80%以上得了矽肺病,者项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最惨的是年届66岁的熊兴才老人,他的4个年富力强的儿子,全部死于矽肺病。有一户人家,、、年,连续三年死了三个儿子,儿媳或者改嫁,或者跟人跑了,一个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在几年间人亡家破,几至毁灭,剩下老人和两个年仅11—13岁的小孙子相依为命,凄凄惨惨,苦不堪言。(见1年9月1日《羊城晚报》)湖南浏阳枨木镇发现金矿后,金老板纷至沓来,但当地农民却因矽肺病一个个死去,最惨的周文明四兄弟全部死于矽肺病。(见年2月18日《潇湘晨报》)革命老区江西修水县上杉乡发现金矿后,政府争相挖金,全乡“几乎所有男人上山挖金”,结果造成一场“建国50多年来罕见的职业病灾难”,成了令人落泪的“寡妇乡”。(见年4月15日《城市商报》)如此等等的根本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老板们只追求利润,淡忘安全,不管工人生命,普遍使用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就严禁使用的“干钻”,而不使用成本较高、能避免矽肺病的“湿钻”,使不少工人打工两三个月就得了一上身便是“死刑”的矽肺病。

最令人愤慨的是,农民工被老板活活打死。农民工透支生命超负荷为老板创造财富,老板却任意拖欠、拒付低得可怜的工资,截至年拖欠农民工的工钱达到0亿元。温家宝为重庆女民工讨回被拖欠了2年多的工钱时,呼吁“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但全国各界为农民工讨了一年多工资后,到年11月,全国拖欠农民工的工钱仍是0亿元。就在这种总理发话、全国为农民工讨薪的热潮中,河南省郑州市省、市、区三级政府部门联合媒体一起,历时一个多月,与企业主零距离接触,决心为安徽打工农民毕跃印讨回区区元被拖欠的工钱回家过年,也是空手而归。可见,今天的中国企业主是多么霸道、无理。至于工人更不能讨回工钱,一讨就挨骂挨打,打死打伤打残的工人屡见不鲜。

年6月24日,广东惠州一外资企业因工人买饭遭保安殴打发生争执,导致多名保安手持铁棍、长刀,对工人见人就打,逢人就砍,前后持续三天,70多名农民工被砍伤或打断骨头。用烧红的铁铲烙工人的脸和手,逼迫工人剁掉手指,用菜刀砍下工人耳朵,甚至任意打死工人,再焚尸灭迹等等恶行也白纸黑字登在报上。黑心矿主强逼工人在高危巷道作业,井下多次报警后仍不让工人离开,乃至一次造成数十名至数百名工人遇难的重特大死人事故连绵不绝。据上海市相关部门连续10年统计调查,95%以上的死人事故都是人为造成的。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陈红经多年调查统计,在煤矿所有死人事故中,人为因素造成的占97.67%。(见年第25期《中国经济周刊》)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老板卖煤赚大钱不也是卖工人的血吗?而有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却和老板沆瀣一气,有意瞒报矿难,故意封锁消息,甚至将死难矿工的尸体偷运到外省、外县私自火化,或者抛尸野外,死难者家属连亲人的尸骨都见不到,这种旷古罕见的惨无人道,在今日的中国矿山并不鲜见……

这些资料,使我感动、震动、激动;也使我担心、忧心、焦心

面对以上简略介绍的一丝半缕的点滴情况,一切有良知的人谁能不动情!我们不能忘记,中国革命从秋收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到新四军、八路军、解放军,其中的指战员80%甚至90%都是农民组成,正是他们在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打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建国以后,又是中国农民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集体化的道路上,栉风沐雨、辛勤耕耘,为全国人民源源不断提供了80%以上的生活必需品,保证了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中国农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谁也无法否认的巨大贡献。我们可以没有经济学家,可以没有文艺学家,可以没有这“家”那“家”,但谁也不能没有农民。没有农民我们就无法生存,谁也不应该忘记,是农民养活了我们啊!

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凭着对农民有这种天然的无法割舍的感情,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剪辑有关农民、农村、农业等方面的报刊资料。老来无事,除了继续读报剪报,就是翻阅新旧剪报。其中不少资料使我感动、震动、激动;也使我担心、忧心、焦心,常常眼含泪水而不能自持。于是便含着泪水写下了一些“三农”方面的文字,没想到积而成集竟成了《庶民之忧——中国三农问题扫描》。人们说:“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我是把阅读这些资料、撰写这些文字,当作熟悉农民、学习农民、认识农民、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一种途径。如果还能引起读到这些文字的专家、朋友对中国农民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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