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打工人rdquo为啥突

香港笑星黄子华有一段话专门描写打工仔的心态，可谓真切：

“打工仔的心态就是，老板发工资给我，不是因为我为公司做的事，而是因为我为了这份工，我没有为自己做的事，不是因为公司得到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失去了什么。

所以公司给我的那份，严格来说不是工资，是赔偿。其中的分别就是，你发工资给我，我要多谢你，你赔偿给我，你要加多一句“对不起”。”

打工仔每月收到的不是工资，而是赔偿，一席话，男默女泪。

《资本论》描述了一段人类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时期，人类历史之前绝对没有出现过的，资本主宰了人类社会。在马克思去世了之后，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描述仍然有效。直到今天，我们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依照马克思的概念，资本和工业化密不可分，而工业化所形成最基本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生产者无法拥有生产工具。

在人类历史绝大部分的时期，一直到18世纪的欧洲，比如农夫的锄头、工人的铲子，绝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工具都是由生产者所拥有的。

蒸汽机发明后，蒸汽的力量得以替代人工，接下各种机械和技术发展了，在那个时代极其新鲜的东西，称之为机器（machine）。这是庞大的、不依赖人的力量，是由科学所驯服的，能够运用自然力量的特殊生产工具。

有人先累积了一定的货币，将这些货币拿去投资、建造相对在那个时代庞大且昂贵的机器，就变成了最开始的工业资本。

它们极为昂贵，运用机器的人却没有足够的财力可以拥有这些机器，这就产生了生产者和生产工具分离的现象。马克思明确地把这种人称之为劳动者或者是劳工。

劳动者不是制造产品，把它用来交换生活所需，而是贩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活的形态，这也是一种全新的经济跟社会的现象，也是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关键因素。

原来的工匠，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去生产。可到了工厂里，工人在运用机器，却失去了主宰机器的自由，不能决定要如何运用机器，更不能决定要用机器去生产什么。

劳工没有自主权，只能够在别人的规定和命令底下去出卖的劳动力。在这样的制度底下，劳动却又占了生活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也就意味着一旦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绝大部分的时间，人是作为手段的存在，而不是作为目的的存在。

马克思作为一名哲学家，他非常关怀人的“目的性”，人为什么活着和存在？

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活着，概念来自于康德。但马克思在这种全新的人类生活形态下，在“工作”这一领域上，给予了这个抽象概念不同的定义。

马克思的答案是，人可以决定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倒过来被所造物而决定。

落实在生活上，马克思要我们去思考，什么时候我们是作为自己而活着，什么时候我们又是作为一个劳动者，也就是为了要换取能够活下去的资产而活着？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严格定义底下的完整的人，因为不是作为一个目的而活着，而是变成了一种手段，拿着自己的生活去换一些其他东西。

这种作为手段的存在，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人的异化。

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底下，依照马克思的预言，既然没办法为自己而活着，就不会去追求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他们的生活状况，必然是每况愈下越来越庸俗、粗糙。

资本家只是购买劳动力，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比奴隶还要糟糕。在这种关系下，资本家只需要在意，作为一个劳动者，明天会不会回来继续提供他所需要的劳动力。

这是一个临界点，对资本家来说，最好的情况维持让劳动者有吃有喝，睡觉之后，明天能用同样的形式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他给予的工资，用这种最低的限度来安排，这时候他就可以取得最大的利益。

资本家不会去在意，一个劳动者在劳动力以外，所有其他的东西，不会在意他们的生活，更不会在意他们的心灵。

在这种制度下，为了要能够最大化价值增生，就必然破坏了劳动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基本上所有一切的可能性，就使得劳工粗鄙庸俗，让劳工不思不考，不会去追求生命上面任何有意义，可以让自己活得更丰富的东西。

打工人这个梗确实很有意思，正好又符合了大家内心深处的阶级认同，所以能够火起来也是情理之中。相比较而言，“无产阶级”的概念多出自于教科书，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主动的学习者——当他们看见教科书上的这个名词后，就已经够头疼了，更不愿意费力思考什么是剩余价值、什么是资本积累，更更不愿意把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天然的逆反心理与惰性让他们不愿意相信一切“主流舆论”，于是“打工人”就趁虚而入，横扫舆论场。

当今掌握话语权的是资产阶级，他们通过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影视作品、游戏娱乐等一切意识形态可能的载体，不遗余力地对革命、对共产主义、对无产阶级领袖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污名化运动。最典型的是公知抹黑伟人和革命烈士，正所谓“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包括邱少云、黄继光、雷锋、方志敏以及开国领袖在内的几乎所有革命先辈，都被网络公知泼过脏水。

这属于公开的攻击和抹黑，还有很多暗流涌动的污名化运动，是我们不曾留意的。比如最近非常火爆的美剧《切尔诺贝利》，其制作优良、剧情紧凑、表演真实，是近年来难得的佳作。但是，这样一部作品中，也掺杂着不少“私货”。正所谓“毛子已死，有事烧纸”，没有话语权的下场，就是任人宰割：英雄变成了莽夫，勇敢变成了无知，牺牲变成了送死，奉献功绩与荣耀也都被一抹而光。同样是核泄漏事故，福岛事故后日本人用隐瞒、欺骗的手法，让非法移民去清理核废物，曾经引起舆论轩然大波。但也架不住日本人公关做的周到，这就是舆论场的功效。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杀人诛心。资产阶级因为其优厚的经济基础，往往能在文化、娱乐、影视、舆论领域占据核心位置，同样大资本控制的文化影视游戏娱乐公司，也是“精神食粮”的最主要产出方——换句话说，这就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因此，他们针对于革命、针对于共产主义、针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体，开展了长久的污名化“诛心运动”。

用“企业家”代替“资本家”，甚至冠以“人民”“爱国”二字，也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

戴锦华教授就说过，她发现北大学生中就普遍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内在的尊重，以及对革命非理性的恐惧，她把这称之为“告别革命的共识”。这就是多年以来对革命的文艺污名化运动潜移默化洗脑的结果，就仿佛《茶馆》中松二爷那句如条件反射一般的：“你这是大逆不道啊”。

“告别革命的共识”与“剥削压迫现实”相交织，造就了“打工人”这种既诙谐幽默广泛传播、又非常怪异拧巴的“属于时代特色的梗”。

如果说，各路人马急着为“打工人”划界限、争抢定义这个词的权利，多少都是希望这个概念能“为我所用”。

那么，这个概念的初始其实也非常耐人寻味——

仔细想想，打工人这一名号，本来也是在网上掌握着话语权的年轻人，从另一个不常发声的人群那里“抢”过来的。

在此之前，哪个自诩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会满足于打工？

因为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如今的社会价值体系里，“打工”二字早已处于非常不受重视的底端很久了。

它在人们的认知中，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微薄的回报，是城乡不平衡发展中权益往往更被忽视的一种谋生方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想要远离的阶层。

直到这几年，年轻人越来越发现自己的阶层跃升梦其实不堪一击。

激烈的竞争中，人们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是新时代写字楼民工，意识到自己在雇佣关系中创造的价值不过如此，更意识到这层层圈套很少有人能逃脱：

“我再努力一点，我的领导就能换宝马了；我的领导再努力一点，他的老板就能财务自由了”。

剥离了理想、情怀，只剩下赤裸裸的雇佣关系后，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人顺理成章地给自己安上了一个个将工作价值“贬值”的名号：搬砖、社畜、打工……

这看似是年轻人抢夺来了话语权，主动重新定义了自己与工作的关系，在自嘲中也表达了不满与抗争。

但遗憾的是，在这个痴迷用概念抱团的舆论场里，这或许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原地打转。

网上关于打工人的段子，现在不仅余音未散，反而愈演愈烈。

在这背后，有一种深刻的社会背景，那就是阶级失语。

失去语言能力，可以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的，如果是后天的，那么一群人将成为沉默的阶级。

网络、媒体、报纸、书刊和杂志上，没有他们的声音，没有他们的观点，他们不翻阅，不评论，不发声。因为他们知道看了也是白看，说了也没用，不如只看笑话，只玩游戏。

工人的话语权是一步步沦丧掉的。

很早前，毛泽东就在他著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年中国解放之后，全国人民都被强加一个阶级身份，其分类根据是解放前的“阶级”背景：

在农村地区的，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城市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专业人员、工人、商店售货员、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资本家、小商人、手工业者、贫民、流浪者等等。

年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城市里的这些阶级类别很快地简化为两大阶级：干部和工人。

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他们不仅有了政治权利，也有了说话的权利。

《人民日报》刊登的《我的婚姻完全是自愿的！》一文，是工人李秀兰与传统包办婚姻抗争的号召。

新中国的青年敢于对家庭本位的择偶标准发起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单位、组织、工会等在个人的生活上起到了引导作用。

当时的农村青年妇女中，流行着“工、干、教员，宁死不嫁农民汉”的择偶口诀。很多己经订婚青年妇女希望与原来的恋爱对象解除婚约，然后再找工人。

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再加之一五计划实施，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工人的强烈依赖，工人的整体社会地位在新中国相当之高。

在那个年代，如果你能当工人，是要高兴地庆祝的，因为你是国家的主人。

可与此同时，干部们的身份也在无声无息地发生着改变。虽然说工人的工资仍然可观，但是干部们的待遇却越来越特殊。

比如，工人们没饭票买不到饭吃，而干部们可以吃小灶不交钱。流行性感冒期间，工人很长时间看不上病，干部们却能优先治疗。

教员有感胡汉三们再次回来了，于是在高龄之际，毅然决然选择继续革命，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

有一日，教员抽着烟，看着漫天烟火，他在想些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

七十年代末，阶级斗争话语逐渐被抛弃。

八十年代早期的伤痕文学，起初只是对知青时代苦难的哀婉，结果却演变成对阶级斗争论的谴责，并迅速成为新精英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识。

此后，“阶级”这个词，在很多报告中都再难见到了，中国社会的目标，被描述为一个橄榄型的富裕社会。

同时，一支由涌进新兴城市的由农民工构成的劳动力大军正在快速形成。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保护并不到位。

《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从年到年，作者采访了数百个萍乡安源煤矿工人，记录了不少工人阶级的现状。

他发现，很多工人都得了矽肺病。

用医生的话来说：“这个病的确很难治，而安源煤矿里得这种病的人又多，主要原因是安源煤矿的工作环境不好，井下打石门的灰尘较多。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有更多工人的下半辈子都将被这种病痛苦折磨着。

工人们在上访信中写道：“我们这些职业病患者或工伤残者都曾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无怨无悔……但，当我们因工伤残之后，国家既然规定了相关的待遇，我们不但可以而且应当不折不扣地享受，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凌驾国家法律法规之上而予以剥夺或裁减。”

另一封信，《1.8万名萍矿退休职工的心声》里，是关于请求增加工资、改善经济待遇的报告，落款用上了一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一面熟练地操纵着需求、欠缺和欲望，一边熟练地操作平台堵大家的嘴，甚至玩弄规则挑拨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自然就渐渐失语了。

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家都拥有发声渠道了，都有了说话的机会，于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艺术再度卷土重来。

打工人梗的持续暴走，大抵就是底层人民带着调侃和嘲讽的另类发声。

年轻人都醒了，不要跟我扯什么心灵鳖汤。

在这方面，还是广东人民看得开，不管是你在金碧辉煌的写字楼上班，还是动辄谈什么几个亿的大项目，只要上班，就是打工。

年薪几万好，几百万也好，都是打工，都是搵食找饭吃。

而自己做买卖，不不管是赚几万，还是赚几百万，都是老板，自己做主。

从本质上说，打工人梗的流行，是无产阶级的一次阶级意识觉醒，彻底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不再欺骗自己，不再对老板抱有幻想。

无奈的是，在打工人阵营，也是分崩离析的，这正是资本家所期望的，工资高的打工人看不起工资低的，工作体面的看不起不体面的。

月薪几万的看不起月薪几千的，坐办公楼的看不起干工地的，打工人之间互相歧视，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这是资本喜闻乐见的。

仔细想想，你见过哪个行业是有组织的？

码农没有俱乐部、外卖员没有互助行会、白领没有群体......至于工会就别提了。

所以目前的打工人是散乱的、无序的、没有组织的，导致整个群体失去阶层话语权。

每个人都希望能改变些什么，但大多数人都希望那个去真正做出改变的，付出牺牲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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