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有一事nbsp生死与之

文章来源／《人物》杂志文／张捷　张悦图／苏里　清澈泉

　　大银幕上放映着《口述历史》短片，崔永元先生应该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坐在角落星，斑驳的光影划過他上扬的嘴角。中、外、男、女，一张张面孔闪過，一段段沧桑流逝。最后出现的是一张女士的脸，柔和地笑，“我八十八了。”

　　“你看看这些，我觉得就是短短的这几分钟你就会有感慨，一个人陷到这个里面以后，很难对世俗生活再有兴趣了。这就是我老想远离，老想远离的原因。我想全身心地干这件事，别再因为冯小刚、朱军，因为这些事去烦恼我，我觉得这些事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49岁的崔永元对着往事微笑，或者嘲笑，把人生的种种高端和低谷拼接成蒙太奇。

　　年，准历史学者崔永元对《人物》记者说，他找到了一条能够让自己生死与之的道路——口述历史。

　　“我觉得自己蒙着了，可能不做记者就当不了主持人，不当主持人就得不了那病，不得那病就找不到口述历史，可能都是一串安排好了。”

所以我觉得

我不是眷恋那个时代，

把那个时代好坏

一股脑全接受过来。

《人物》：你做口述历史这个事情，是不是做得越深入，越有一些真相让你无法接受，或者特别惊讶。可以让一个阅历丰富的人都感叹历史是这样，真相是这样。

崔永元：有啊，比如说我看到了“文革”时候的揭发材料，艺术圈里面的学生揭发老师的，但是这是一个秘密材料，老师临死都不知道是谁揭发的他。现在我知道了。

《人物》：而且这个学生后来成为名人了。

崔永元：对，我还经常见到他。所以我每次见到他，眼神特别复杂。我没法张嘴问他这个事，但是我又觉得他现在这个疯疯癫癫不正常的状态，就是跟这事有关系，他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实我特想跟他说一句，你能不能信教呢，比如你到神父那里去做一个忏悔，或者说你看看我的心理医生，你去把心里的垃圾排挤出去。我觉得他生活非常不幸福，生活是没有质量的，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些资料我都封存起来不让他看，也不让我们这儿的孩子看，我怕他们最快说出去了。

　　像我们采访的抗日锄奸团，那是一个学生组织，他杀日本人，被日本人抓住，到年日本投降才被放出来。然后变得比日本人还坏，又刺杀接受大员，又被国民党抓起来。然后新中国成立了，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了，然后三反五反的他又进去了，他最后出监狱的时间是年。他对我说，我没有少年，没有青年，没有壮年，没有成年，只有一个童年一个老年。所有时间都在监狱里面度过。

　　我们听过见过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对我们自己的变化来说，就是能把现在的这种物质生活、功名利禄看得很淡。这是我们自己的收获，然后想给公众共同分享的收获，就是千万不能再来一遍。这试不得，这没法试，这个代价太大了。而且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它给人造成的那种心灵创伤，远比肉体的创伤难以恢复。就是一辈子跟着你。

《人物》：你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不去开那个口？

崔永元：我是觉得我没必要在这个个体案例上较劲，我想做的，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启蒙，比如说叫运动启蒙，或者残酷运动启蒙，就是让所有人知道它不行，就像我们从小就知道摸电门就完蛋，就别去摸，别去触碰到这条线。如果能在公众中做一个这样的启蒙，就特别了不起，现在经常是觉得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你矫正不了这个局面。然后能做到的就是享受孤独。你离这个尘世远一点，再远一点，然后你活在一个你自己认为干净的精神状态里面，只能这个样子。

《人物》：这个孤独感，跟当年抑郁症时的孤独感有什么区别吗？

崔永元：我觉得这个可能境界更好吧。这个真正的是忧国忧民。真的是忧国忧民的，真的是因为这个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觉得还要有什么好办法，还能动员谁。

　　后来我做了很多慈善，也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想说我让所有的山区孩子都能吃上午饭，我做不到，国家要想做还不一定能做到呢是吧。但是我可以做几个学校，现在有两个被国家接管了，我们管着4个学校。有多个孩子和老师，每顿都可以吃上鸡蛋和肉。我天天在微博里面晒，我就非常满足了，非常幸福了。然后当他们来跟我说这个东西怎么持久呢，我就说咱先把这个做好，你先别想持久，别你一想持久的事，现在给孩子吃拉肚子了，我们先把这个监督、募捐、监管，把这些透明，把这些事都做好了。持久有的是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摸索出来了，一个学校有个孩子，吃一年不超过20万。非常少这个钱，我就把它转给企业，比如叫可口可乐给孩子加个菜，那这个企业一年出20万就行了，我们来给你监管，从账目到食品卫生什么的，用志愿者团队，不花一分钱来监管他。这样可能就能持续下去。所以我现在在微博上看留言的时候，最烦那样的话，你能管所有的孩子吗？我心说你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管这4个学校。

　　我们就尝试着做一点样板间这样的工作，这可能也是唤起大家热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人物》：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今天问了。不管你是重走长征路，还是做这么多老电影的节目，看得出来你对红旗飘飘、军歌嘹亮的时代是有眷恋的。但是同样那个年代，也是“大跃进”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无数冤假错案的年代，甚至更早，可以从打AB团或者王实味开始追溯。有人可能觉得你分裂，把好的一面跟坏的一面分开。你想把好的东西摘出来，这个东西太好了，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好的东西咱们现在怎么就没有了呢？你有那个倾向。而有些人可能觉得善跟恶是并存的，同样在那张皮上，分不开的。

崔永元：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只是直接用这个事实来侮辱我。我觉得可能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我既然已经开始投身历史洪流，我哪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呢。

　　其实我觉得时代没有好坏，我不认为唐太宗比慈禧太后高明多少，其实每个时代都差不多，它的好的程度和烂的程度都差不多。我们是想告诉后人，能不能把每个时代好的东西摘出来，然后凑成一个新的好的时代。而每个时代犯过的毛病，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清理掉，别再犯同样的错误。

　　比如说最近厕所的苍蝇，北京说不能超过俩，南京是仨，还有哪个地方是一个。我脑子里马上反应过来除四害。我想这次你用什么手段呢？你会不会又把它搞成一个运动？我现在烦运动烦到什么程度？我连运动会都不爱听。就是在我的接受概念里，最多就是活动，不能运动。运动就是失去理智了，全民无意识。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眷恋那个时代，把那个时代好坏一股脑全接受过来。

　　我老用那个时代说事，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那个时代多少有点发言权，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亲眼目睹了。你以为我不想说明朝呢？我不想说清朝呢？我没赶上。

　　我问过邵燕祥，好多人说50年代好，说你坐班车那个时候都让座，你更喜欢那个年代还是更喜欢这个年代？他说我更喜欢这个年代。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个年代是真不让座，谁抢到算谁的。那个年代是，他给你让了座，反过头来就揭发你，你还不知道是他揭发的。现在无非是坐不着个座位，那个时候是妻离子散。

　　所以我觉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随便去歌颂一个时代，或者随便去诅咒一个时代，都是不负责任的。那个可能是诗歌、散文、电影、电视剧干的事。历史学者永远应该冷静，永远对社会和所掌握的史料有一个客观的态度。永远和它保持距离。

《人物》：邵燕祥的回答很能说明他的价值观，就是说这个时代哪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仍然比那个时代好。

崔永元：我同意他的观点，我当然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是说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好，他没说那个时代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了。得把逻辑分清楚了。这是两回事。

　　邵燕祥说这个时代再烂，他也不喜欢那个时代。注意这话的第一层意思，他说到了这个时代的烂，那么，你觉得当你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不出这个时代的好吗？当然能说出来了。你看这个微博多好，过去就两报一刊，分分钟就把你管死了。现在微博你花多大成本也管不了，就得有这种异样的声音能发出来，这就是这个时代了不起的地方。很多官员微博就让他纷纷下马，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事情。真的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好，我坚信这一点。

　　我觉得那些这么看我的人陷入了误区。第一，当我说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的菜没有农药那时候（其实因为买不起农药），你就会说我肯定那个时代。这样一个推理莫名其妙。当一个人表述说那个时代有可欣赏之处，你就认为这个人想回到那个时代。这个太莫名奇妙了。第二，我说那个时代有任何一个好的地方，你就说我否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什么逻辑。我说我特爱听京剧，你就说我贬低书法艺术。

　　我觉得那个时代骨子里不好的东西，你肯定不如我知道得更清楚。因为我做了个人的口述，我知道得最清楚。像我们这儿的小孩，入门课就是先看《个人的十年》。冯骥才的，让他们先看看。我说你们谁要是有勇气，从头到尾都看下来就是好样的。基本看4篇就崩溃了。

《人物》：现在，你很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这就是人类的常态。

崔永元：对，但是我不允许用这个做借口。比如说经济发展的代价就是环境污染，我才不认呢，你都知道了你还这么做，你有毛病吗？我们宁可让经济速度放慢，也不能去污染。我是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的。

《人物》：那么当你聚焦于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又会看到这个时代特别让你失望的地方。

崔永元：现在也不满意。我现在没有过去表现得那么愤怒。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没时间了。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关照谁跟谁又掐起来了，哪个事表个态，有时间上微博看见了，就说两句风凉话，没时间就算了。没有那么多心思去弄那个去了。而且我也躲了，你比如说走红毯，能不去就不去了。

　　我内心特别抗拒抛头露面，有时间我因为什么面子跟人走红地毯，我都快走顺拐了，我觉得我怎么会跟他们一块走这个呢？不是一回事，我就特别不高兴。报道出来以后我一看，这说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确实也是自己说的，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呢？

　　我现在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仓促之中回答媒体的提问不一定特别准确，也不一定能表达的是自己准确的想法。我更喜欢微博，我不会打字，微博都是一个指头摁出来的，我每天微博一指禅都深思熟虑，我对那个负责，那就是我说的，有据可查，跑不了，你们宁可相信微博，也不要相信媒体对我的采访。因为像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天，发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会特别气愤，或者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你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那么现在就尽量地拒绝。

谈生活与慈悲

找到了我心安处，有时还是会愤怒

你跟我说什么

我都跟你比这个

《人物》：你现在怎么看功名利禄？

崔永元：我前天还跟我们一个孩子在说这个事。我觉得要尊重他们这种物质的需求。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度。

比如说别的小孩私下跟我谈心，他就说老师，这钱的问题我还是想不明白，能不能跟我讲讲。我说好，我跟你讲，你想挣多少钱？他不说，我说你说实话，不要躲躲闪闪的，我们两个私下交流。他说我想挣两个亿。好，我说我支持你这个想法，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当你挣到两个亿的时候，你可以放手吗？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收手。我就怕你们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你想挣万，想挣万，想挣两个亿，没事，都是非常美好的理想，我们一起想办法去实现它，现在我怕的就是当你有两个亿的时候，你又改成了20个亿了，你这辈子就会死在这上面。

我说你看这样的人太多了。因钱犯事的有多少是穷人呢，全是富人。所以我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生活也有一个设计，比如说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的层面上，你生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你就可以满足，当你到了这个条件的时候，你就不要为它冲锋不息、奋斗不止了。你就干点正事。

　　我们这边就物色这样的人，一定要找那些又喜欢钱又有理想的人。我的人生格言就是9个字，经常重复：做好人，做好事，挣大钱。多好。什么都没耽误。

《人物》：你现在是在花大钱。

崔永元：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我的生活条件不差，我能从家里二楼摔到一楼，我开着这么好的奔驰车。我很体面，没有问题，就行了吗？但是呢，你跟我的一些朋友比，就是说他们在几乎全国所有的名山名水的地方都有别墅，就完蛋了，就不行了。关键就是你要不要在这个上面跟他较劲。我记得有个段子说，哪一个网站最厉害，新浪说我影响力最大，搜狐说我最有公信力，腾讯就是说我有6亿用户，不管谁说什么，它都说我有6亿用户，这是不变的。我说我跟腾讯心态是一样的，就是不管说什么，我都说我有个口述历史见证人的资料。你跟我说什么，我都跟你比这个，这就是我永远战无不胜的一个法宝。我希望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珍惜这个，都把它当成一个财富。这样才能活得好一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把生活热爱得到死

《人物》：你说你做《实话实说》主持人的时候自我膨胀得都找不着北了？你还说过，“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发现从年到年这6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别了。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这个怎么理解？

崔永元：我父母就不让我做这样的人。我父母才是典型的实话实说呢。我父亲现在85岁了，部队一辈子下来的。他是他们部队的一号首长，虽然不是很大的部队，他是一号首长，我们家没有因为这个富裕起来，我们家跟别人家过得一模一样，别人吃白菜我们也吃白菜。所以直到现在我吃饭还是这样，吃不了什么好东西，小时候奠定的基础。部队是五湖四海的人来，所以探亲的家属非常多，没有地方住，就到我们家去住，就吃我们家的饭。他们身上有时候还会有难闻的味道，那时候人不像现在洗澡洗得这么勤，你就得接受。时间长了以后，你不会觉得那个味道难闻，你觉得暖洋洋的那种。

　　直到现在我的女儿还是这样的，我的女儿还会买了冰棍要给开电梯的阿姨，要给家里的保姆，包括吃饭的时候要跟保姆做一个桌，她要给保姆夹菜。

　　她上电梯总是说阿姨好，叔叔好，她要先向人问好。有时候她不说，我就会问她，你今天怎么没说呢？她说我给忘了。我说这个事是这样，我就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说？如果你说阿姨好，是因为她坐在电梯里不容易，老在那儿给你开电梯，你表示对她的慰问，那你每天都要有这个慰问。如果你想表示你有教养，你比别人更懂得礼貌，我觉得没必要，就不用说了。所以你自己想明白你是为了什么。后来我女儿说，她想想。

　　她人缘特别好，同学都管她叫崔大善人，没什么都跟她借。我对她的教育也是散养式的。我经常跟她说，我希望你能找到学习的乐趣，爸爸最遗憾的是数学、物理特别不好，我就特别希望你数学、物理特别好。我们拾遗补缺。如果有一天你要告诉我，你不想上学了，我无条件支持你。我不会让你受这个罪。你要说你想卖糖葫芦，爸爸给你进货。我知道北京哪儿产的山楂最好。我说咱在家里搞科研，咱搞发明，咱们做无核的，加豆馅的，咱们创作很多品牌，也能让生活幸福。所以我对你的要求就是快乐和幸福。别得抑郁症。

《人物》：现在，你觉得哪个好人又回来了吗？

崔永元：回来了。我主持了那么多慈善项目，真是特别值得。你看我摔伤了，2号还要出发，连续参加两个慈善活动。然后我跟张朝阳提出把这个搜狐的微博做成一个慈善微博，让所有做慈善的人都跑到这儿做来，因为这儿的平台好。所以现在这儿有很多做公益的，给孩子加个菜，给孩子挑本书，给孩子买双鞋，给孩子换课桌椅，请农民工吃顿饭，随手公益，都在这儿做呢。都做得有声有色的。帮助农民工、矽肺病人、流浪儿童，全都在这儿做，每个活动都做得有声有色特别好。

《人物》：那你好人回来之后平常怎么过日子？

崔永元：就成了一个特别简单的生活方式，后来习以为常了。当你过这种正常生活方式的时候，自己也会很舒服，我觉得被人架起来那种挺难受的。

　　我坐出租车，那个司机说，不要你钱了，拉你一次不容易，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要给人钱，因为你就是靠这个为生的，我说你别穷大方，你大方啥呀，你有好多钱啊？你有好多钱还开出租干什么？

　　比如我开车跟人撞车，只有一次，因为对方态度太蛮横了，由他来负责任，因为本来就是他的责任。其他的所有的撞车都是我负责任。

《人物》：你车技太差了？

崔永元：当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你占用了很多社会资源，所以你得回报。这个事最好就是息事宁人，因为你不知道后面开车的人是个什么状态，也许他很窘迫，他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你何必势大力粗地跟他说个究竟呢。我开车的时候，经常人家剐了我的车，我都摇下来玻璃问有事吗？没事，好，走。你不用管，都是这样。

　　然后我晚上回家的时候，看两个人打架，拿着铁棍子要动手，我就马上拦在中间不让打。怎么回事儿？就是一个追了一个，拿手电照也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个人要走保险，那个人要赔现钱，这个人说我非要走保险，那我跟你去你们家吧，你凭什么去我们家，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啊？然后就拿铁棍子要打。然后我就拦住了，说先别打，听我说两句话，这一棍子下去，可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了，这可是天大的事了，这两个家可都得担着，不就块钱吗？我出。咱们别打了。然后我把这块钱出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很高兴就走了，他走了，我也走，然后那个人追上我说对不起，崔先生，还能让你出，我把钱给你，我说不要，你留着吧，给你吧，你留着记住这个教训。你看你能出这块钱，但是你干吗要拧着，酿成一次事故呢？刚才我要不出手，可能脑袋就裂了，何必呢？然后就走了。

　　我会半夜两点钟、三点钟开着车回家，一看路边有个人，过去，摇下玻璃来，上哪儿，顺路我拉你。他们有的不认识我，说你是不是开黑车的，我说黑车哪有这么好的车啊。然后很舒服心里。其实你也能体会到幸福感。

　　但是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热爱得到死。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就要挺身而出，就得敢说，别人害怕你不要怕，就要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昨天他们告诉我一个事

我又愤怒了

《人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乡村教师的。你怎么会选这么一个群体做这样一个公益活动？

崔永元：我是年走长征，去了一些学校，去了个学校，我亲眼看到了这些乡村教师的工作，然后有一些那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甘肃会宁，我去一个乡村教师家，他家里有一个彩电，还挺大的，但是他们的教室是一排平房，两间房子，非常穷。然后我说你怎么会有彩电，他说这个彩电是别人捐过来的。我说为什么不放在学校，放在你家。他说放在我们家是我们家出电费。

　　那个时候忽然觉得你看我们城里人验收标准多肮脏，当我们看到乡村教师家里有一个彩电，首先想到他给贪污了，没想到他心存善良。我问他们年工资，他一年两百块钱，其他是这一家给点粮食，那一家给点粮食。他们家春种秋收的时候，学生家长帮帮忙。就这么一个状态。这个老师非常让人尊敬，但是听他们讲课的时候不敢恭维，他们知道得太少，有的讲的都是错的，所以我就想办这个乡村教师培训。一开始我总想怎么帮助这些孩子，后来我想帮助不过来，太多了，但是你要帮乡村教师。明白一个人，就能管好几百个人。今年做到第六届，今年做第六届就融入了新的管理理念，叫全民慈善。我希望你们跟踪一下非常有意思。组委主任是我们长征一个队员，两个副主任，是中学生，所以我们这次完全是参观者，由他们三个人来组织实施。

《人物》：你就负责给钱。

崔永元：我负责给钱，还说尽量不花钱，我说第一届培训花了万，第五届培训我们只花了27万，第六届培训我们只希望之花15万。

《人物》：怎么这样省？

崔永元：因为所有地方都不要钱了。你去参观哪儿，到哪儿吃饭，大轿子走，住宿什么都不要钱，到医院体检都不要钱，这就叫全民慈善。我觉得它的意义特别大，以前我们是花万培训个乡村教师，现在围绕着一个乡村教师至少出现10个城市志愿者，这样就可以培训0个人，双向培训，特别好，我们现在就想推广这个模式，去年第五届做得已经比较像样，第六届我相信会做得更漂亮。

《人物》：那么我能理解你的愤怒了，当时出现了官员和校长顶替乡村教师的情况。（年8月崔永元在微博上曝光9人冒充乡村教师，参加由崔永元公益基金会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这9个人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和伊春市，任教育局副局长、主任和小学校长等职务。）9个，都是出现在一个省份吗？

崔永元：对，因为培训的都是在黑龙江的乡村教师。昨天他们告诉我一个事我又愤怒了，我本来要发微博，后来他们拦着我，没法，因为还没有落实，据说一个省的相关部门的官员回回答是，不支持，不鼓励，不阻拦。本来就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对布什，现在我帮你干，你还不支持，不鼓励，什么意思。我觉得现在都这个时候，官员这样表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才不信，你看我犟劲又得上来，非得掰清楚。因为现在到我这儿是过了两道手的消息，我不敢确认，我等当事人回来要问他，姓谁名谁都给我搞清楚，几月几日，几点几分，分分钟就叫板，不是你下岗，就是我下岗。

《人物》：黑龙江那个事叫板有几个。

崔永元：全都撤了，9个人全都撤了。

《人物》：他们已经花了相关的钱。

崔永元：全部追回来，一分也没少。

《人物》：再一个问题我想请你解释你的微博签名，“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老崔与腾讯博友共勉）”。我觉得你好像确定了某一件事情，跨过了某个边界，然后就决定往前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边界？

崔永元：反正中年就是不惑，四十不惑。有的事明白，有的事不明白，拣明白的事干。小事糊涂一点，大事绝不松手，原则问题绝不松手。所以你看某些方面发现我变得特别平和，但是像那种原则问题，比如说像类似这个官员这样的问题，这是绝不含糊，都不会打听你后台是谁，你姐夫是谁，你表哥是谁，才不管，我一定要跟你掰清楚，因为这种事祸国殃民，如果这样的人坐在位置上，太吓人，一个省的教育都没救了，所以要很直接地把他办下来。

谈价值立场

每年我都去朝鲜，

我每年都去

《人物》：你不是以观念和立场来区分朋友？

崔永元：第一是当我做了10年《口述历史》以后，我发现政治立场这个说法很微妙，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第二，如果你觉得你的观点是对的，你总能有办法让对方信服或者认同，如果你的道理永远没法让对方信服或认同，它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你的道理不大站得住，第二是他真疯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把他当做一个朋友，我会不断地做这个尝试，尝试了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物》：能不能这样理解，第一，你这个做法是基于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第二你觉得最后真相、真理会改变一个人的看法？

崔永元：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了。你看我们采访的这多人，平均年龄85岁以上，最大岁。然后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观点上存在两头真的现象，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是一辈子都过完了终于想明白了。但是我们真的遇到了到90岁还没想明白的，也就是说到90岁跟我们观念还不一样的，受尽了那些沧桑，那些痛苦，比我们大无数倍，观点依然没有变。见得多了以后你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复杂性，有时候政治观点也是斗争的手段，就是说我不一定是坚持这个观点，但是我知道我坚持这个观点你难受，所以我就坚持。

　　你可以看看司马南的那些微博，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他里面是自相矛盾的，有时候他同意的也是他反对的，他反对的也是他同意的。就从这点上来判断，我觉得他不像他自己想象得那么清楚。有时候也有那种孩子气，他不一定真是政治观点，就是想让你不高兴，所以他就那么说，我觉得他是这样。

《人物》：看你微博，跟你聊天，发现你很关心朝鲜。

崔永元：因为每年我都去朝鲜，我每年都去。

《人物》：为什么？

崔永元：做采访，专门去做采访，而且我是固定老采访一批人，我想采访10年。

《人物》：就是朝鲜的功勋演员？

崔永元：对，想看看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变化）非常强烈，几乎不可阻挡。比如说如果你去一个地方你就能看明白，它叫“国际市场”，那个地方不允许拍照，不允许摄像。其实就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每个人大概就这么大（两手比划出两个肩膀的宽度）的那么一条。

《人物》：个体户。

崔永元：对。平壤人很多人的生计就是在这儿解决，因为那一个摊位一天能挣10块钱人民币，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10到15元人民币，他一天就可以挣一月的钱。你看那些人的眼神，跟中国农贸市场没有区别，跟你在街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他们朝鲜最好的啤酒叫大同江，然后我们一块去的朋友就说那个大同江啤酒谁有，我们要20瓶。20瓶他一个摊位没有那么多，忽然就有一大推人拿着那啤酒跟着你，都说我这有，我这儿有，我这儿有。

《人物》：那些功勋演员可以说是朝鲜社会的记得利益者，你10年不停地去采访他们，能发现他们身上也有变化吗？

崔永元：我觉得他们也会有变化，你比如说我第一次采访他们的时候是要给提纲，给提供以后他们回答的问题要写在一张纸上，都写在纸上。

《人物》：照着念？

崔永元：不是，背下来。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在那儿给他改稿子，改完了以后他要按照这个背。他这个改稿子和他背的过程他都允许我们拍，他为什么允许我们拍，他就觉得这是正常的。那么我又想问一些个人化的问题，但不可以，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提纲一个一个来。第一次采访甚至都不是我们采的，等于是我们把机器什么的全调试好我们离开，朝鲜的同行帮我们采的。

《人物》：你都不能在现场？

崔永元：对，我都不能在现场，我去朝鲜的电影博物馆参观去了，就在旁边。但是后来有一次我把他们请到北京来演出，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们特别好，我们确实也真心地对他们好，我们也从那时代过来的。

《人物》：对《卖花姑娘》等朝鲜老电影也是有感情的。

崔永元：对，然后我就提出说在北京我们还要采访，他们说那我们得请示一下，请示了一下就通过了。那么这次采访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没要提纲，救你随便问他随便答。

《人物》：他真的能做到随便答吗？

崔永元：我们也没问特别不好回答的问题，但是这就是个进步，这当然就是个进步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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