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nbsp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之路

参考文献LeungPakNangPunNgai().TheRadicalisationoftheNewChineseWorkingClass:acasestudyofcollectiveactioninthegemstoneindustry.ThirdWorldQuarterl作者：张艺馨 　　　 　　随着七十年代末期改革政策的推行和大量外资的引入，农民工成为了中国新兴劳动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不断扩张的出口导向型工业让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之名。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要求的工作环境，高质量的工人和潜在的消费群体吸引了大量外资，而“世界工厂”的定位也因此成为新兴劳动阶层产生的根基。 　　在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中，中国设置了工人待遇的最低标准，但在仍不断有侵犯劳工权利的情况出现：拖欠工资，超时工作，健康问题和安全隐患都非常普遍。 　　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无法享有城市居民的一系列社会保障，而对结社，罢工的限制则使农民工很难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都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阶层结构和劳工关系。据估计，中国约有1.2亿农民工，并且这个数目呈上涨趋势。作为新兴劳动阶层的主力军，农民工也成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社会高速转型的今天，农民工的集体行为成功挑战了新型劳资关系。香港理工大学的梁伯能和潘毅通过研究某宝石加工业中农民工的集体行为，检验该产业劳动力中劳工行为的发展和阶层意识的觉醒。他们的分析主要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该工业中的工人运动主要采用何种动员机制，又形成了哪些劳工行为？第二，工人关系，法律体系和其他制度安排如何塑造了这种集体性抗议？第三，工人在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如何产生阶级意识，又如何理解激进化过程中的斗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抗争不仅局限于法律框架之下，更经历着包括罢工，街头抗议，游行等活动的激进化过程。 　　中国新兴的劳动阶层赶上了变革和重构的时代，阶级分化与矛盾愈发显著。然而，罢工的权力早在年就被取消，而出版和言论自由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全国总工会只有法律上的作用，而工会法禁止成立除总工会外的其他工会。 　　事实上，全国总工会也绝不赞成工人对于管理人员，更不要说对于政府的反抗。这就导致中国工人在制度上缺少与雇主协商的权力依据，在现存的劳工合同中，中国工人很难实现自己的权力。 　　由于缺少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渠道，工人阶级只能通过大规模的抗议来表达不满，反抗压迫。官方数据显示，从年至年，大规模抗议的数量从起上升至起，年平均增长率20%，参与人数也从上升到三百多万人。数量和范围都有了显著地增长——游行，占领街道，集体的法律行动，都不再是新鲜事，而且在私企，外企和国企均有发生。 　　虽然罢工和工人抗议的详细数据并没有得到公布，但通过劳工纠纷仲裁的数据，还是有迹可循。连年上升的工人群体性事件是工人不满情绪和权力意识觉醒的体现。一份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显示，人们在维护权力方面变得更加主动，反抗的方式也更加多样，除了罢工，抗议等方式，工人们还会寻求媒体曝光，国家机构帮助等多种途径。 　　以深圳一家宝石加工企业为例，在该企业工作两到十年的工人极易感染一种叫做矽肺病，感染之后，工人会失去劳动能力，同时还要承担极为高昂的治疗费。工厂缺乏对工人身体的保护措施，老板会定期组织工人体检，一旦发现工人感染矽肺，就会以工人感染肺结核为由辞退他，同时，公司管理人员会想方设法逃避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90年代开始，有工人开始进行小规模的抗议活动，虽然没有实质性改善恶劣的工作条件，但是为工人抗议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年前后，该工厂的53名工人被诊断为矽肺，意识到小规模抗议的局限性，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地区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开始寻求各种维权途径。从与雇主协商，提出赔偿请求，向政府请愿，到占领街道，游行，甚至动员媒体和NGO，这一过程经过数年时间，在此期间，更多工人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力，而法律体系中的漏洞，也在慢慢被发现。 　　在农民工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各种阻碍。年左右，工人们寻求WZ市政府机构的帮助，希望他们能够介入，维护工人们的权益。然而，政府部门对于此事 　　在未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后，该厂工人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向工厂索要赔偿。在漫长的法律程序之后，法院判决每人6至17万元的赔偿金，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来说，这点儿钱无异于杯水车薪。愤怒的工人们开始在政府大楼前静坐示威，希望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最终，几个来自不同工厂的在职和离职工人决定前往北京，开始他们的上访之旅。 　　在京期间，工人们前往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央办公室，信访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就五点内容进行请愿，包括对工厂通过迁址规避法律，地方法院拒绝经济补偿请求和官商勾结导致签署不公平补偿协议的处理，疾病造成的权力侵害和应对工人职业病的措施。 　　与此同时，工人也没有放弃法律途径，他们相信，除了工伤补贴，他们还可以得到一种叫做持续医疗费用的经济补偿，虽然没有先例，但是工人们仍然想争取这一权利。最终，北京请愿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卫生部等三个部门签署了一页的回复书，要求省一级部门严肃处理该事件，医院签署了持续医疗费用的相关标准，而在之后的判决中，大多数受害工人得到了20万左右的赔偿。 　　工人们表示，北京之行的最大意义不在于赔偿增加了，而是他们争取自己权利的观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一李姓工人表示，他们再也不会坐着等待，而是会主动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同时，工人们开始注重更加长远的利益，而不是把眼光局限在短期的利益上；律师和政府官员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有用，很多时候，他们并不能帮助你解决问题；也许一个工人的抗议难以到达效果，但是当工人作为一个集体出现时，常常可以让诉求得以实现。也许有的工人没有得到赔偿金，但是还是从中找到了今后继续维权的方向。 　　在长期的维权斗争中，农民工们发现诉讼途径并非抗争的最好方式，于是，他们开始通过集体行动和法律途径一起来进行反抗。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得到了提升，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反过来，作为一个集体的工人群体更加有话语权。 　　工人们不仅仅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声，更是为了提升整个行业的工人权力而奋斗，正如一位工人所说：“我们希望提高整个宝石加工业中的工人待遇，在我们的抗争之后，大家都意识到了职业病的危害，现在，即使是没有技术的工人每月也可以挣得元。”虽然某些时候，在工人阶级内部可能会出现一定分化，但工人们还是在不利的条件下组成联盟，这些抗争，预示着在资本全球化时期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逐渐形成。据说NGO行业最有头脑的人在这里？ 　　原文刊发于NGOCN，并由其编辑团队编校，特此鸣谢；如需转载请通过editor